可恥的密令

?在歷史上有兩次，比較有名的是第二次。因為第二次發生的時候已經是全面抗戰了。我們知道第一次叫做“一·二八淞滬抗戰”，日軍把這個叫做第一次上海事變，他們把在我國挑起的各次侵略事件的爭端都命名成某某事變，是因為他們總是會嫁禍于人的。日軍在上海為了配合在東北的侵略行為，就是繼續在上海搞這種武裝挑釁，制造了很多暴力事件。在1932年1月28日夜對上海當地中國駐軍第十九路軍發起攻擊，十九路軍隨即起而應戰，首先的挑釁者是日本的海軍陸戰隊。

當時有一個非常嚴重而罪惡的國策就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國民黨的蔣光頭提出的所謂基本國策，剿共為主，他的話叫做“攘外必先安內”。

1932年2月2日，南京政府秘密地命令國府的海空軍不許配合十九路軍對日作戰。這個事情是九一八之后國府不抵抗政策的延續和深化。

剛才說了，這個有個歷史背景，就是攘外必先安內，然后就是對日妥協。國府認為在我們的紅軍出現之前，他們是在面臨著一種中央軍跟地方軍閥互相爭斗的局面，后來出現了紅軍，他就更難受了。

那么日本開始侵華之后，蔣光頭就把這個剿共和壓制內部的地方軍閥的政策放在了抗日之前。他的話說的是，認為“中國今日之實力不足以對抗日本之侵略，必須先統一內部方能抵御外侮”。說實話這種理念還是比較混蛋的。所以在這個政策指導下，國民政府對日本侵略就采取了一種消極抵抗，甚至妥協求和的態度。以前也介紹過，一開始先是讓漢奸川島芳子和田中隆吉挑起日僧事件，之后日本的挑釁事件繼續擴大化。

1932年1月24日，日本特務機關派人放火焚燒了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這樣大家就會認為很嚴重，但是他們誣陷中國人干的。27日村井向上海市當局發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時以前對四項要求給予滿意答復，否則采取必要行動。

具體在1932年1月28日之后的一·二八淞滬抗戰，國府其實是有一個政策，就是給公眾看的政策是抵抗的。但是到具體實施的話，其實是不給實質性支持的。十九路軍在蔣光鼐和蔡廷鍇的指揮下奮起抵抗，并且還多次取得了不錯的戰果，但是國府處于一個不作為的狀態。

軍政部長何應欽外號何婆婆，作風相當綿軟，反正這個綽號也是不尊重女性的意思。就是那種要啥不給啥，他奉行了蔣的命令。發電報說，立避擴大，避免沖突……甚至是在2月2日下達了秘密的命令，禁止國民黨的海空軍配合陸軍作戰。當時國民政府的兵力和裝備其實本來是全面就不如日軍的。還不讓立體作戰，這簡直就是看著十九路軍去死。當時他們用妥協換和平，他們是想這樣的，當然妥協是換不來和平的。并且擔心對日作戰會引發全面戰爭，但是你越退讓，敵人就越打你。歸根結底，光頭還是那句實際的真心話。我擔心現在打完日本以后，你們反過來打我怎么辦？影響我“剿共”怎么辦……

南京政府的秘密的命令直接導致十九路軍在淞滬抗戰之中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海空軍無法發揮作用，有飛機沒有命令，也起飛不了。 十九路軍在抗戰初期是積極主動的作戰，日本海軍憑借艦炮和航空兵的優勢，對我們上海進行瘋狂轟炸。因為日本當時沒有正式的空軍，他的航空部隊是分別設立在陸軍和海軍當中的。國民政府的空軍確實積極備戰了，但是沒有命令起飛不了，無法對日軍進行有效的攔截。日本航母加賀號的艦載機對閘北實施地毯式轟炸時，中國空軍僅有的200架戰機被嚴令不得升空。

長江口外，中國海軍主力艦艇被迫撤離戰區，任由日軍艦隊封鎖港口。

海軍確實也有軍艦在長江口，但是命令他們不許攻擊日本軍艦。只能是停在那兒被打。當時已經有日本運輸艦在白龍港擱淺了三天，就是2月2日到5日期間，看著它停在那兒，但是打不了。這情況確實是這樣，南京政府雖擁有200余架飛機，但分散于各地機場且缺乏協同作戰能力。在一·二八抗戰期間，確實有空軍進行了抵抗，但是后面的結果也讓人很慘痛。

另外海軍主力艦艇多為老舊巡洋艦，面對日本聯合艦隊時毫無勝算。更關鍵的是，國民政府從未建立有效的海空聯合作戰體系，導致各軍種各自為戰。而且當時被夸成空軍之母的蔣夫人一直在克扣買飛機的經費，變成了自己的翡翠，這件事情干了很多年。

在當時這種政策的影響下國民政府的海空軍就非常消極了。海軍次長李世甲在日軍轟炸上海時，竟與日酋野村同乘汽車視察戰壕，被《申報》斥為"民國以來最無恥之丑聞"。

空軍雖派出3架戰機轟炸日軍陣地，但因缺乏護航被擊落兩架，此后徹底放棄主動出擊。

國府用這種自縛手腳的手段，換不來和平，反而讓日軍集中兵力進攻了十九路軍的陣地。另外十九路軍不是中央軍，他是粵系軍閥。通俗的話說就是這些老廣是姥姥不疼，舅舅不愛。他們在上海抗日的時候，糧餉也不到位，甚至很多人抗日犧牲之后家屬也得不到撫恤。直到后來，甚至要靠他們的長官去募捐。當時就有很多政治家分析，蔣光頭這叫借刀殺人。他想消滅地方軍閥，讓這些人去打光，跟日本人拼光了，他自己好看著高興放心。當時，由于其他力量都無法配合，所以只能依靠陸軍與日軍血戰。雖然也取得了一些階段的勝利，比如廟行大捷，殲滅日軍3000多人，但是因為裝備簡陋，主要就是步槍和手榴彈兵力也不太夠，日軍持續增兵，對方增加到9萬多人，所以實在是打不過了……

當時每天消耗彈藥要300噸以上，但是南京方面僅僅提供1/3的補給，恐怕連這都保證不了，運送傷員的話連擔架都缺，所以只能用綁腿布拉著。一旦受傷的話，死亡率高達40%。因為救護的效率也非常低，所以他們就被耽誤了。

蔡廷鍇的回憶錄當中說，我軍以血肉之軀對抗日軍的鋼鐵洪流，而中央倉庫的物資卻嚴禁調往前線……

后面到了1932年的3月1日，日軍從瀏河登陸。他們抄襲了十九路軍的后路。迫使中國守軍退守第二道防線。

當時，負責防衛上海的國軍是粵軍的十九路軍，由蔣光鼐任總指揮、蔡廷鍇任軍長，十九路軍的領袖是京滬衛戍司令陳銘樞。陳銘樞及十九路軍主張應付日軍挑釁。

當時的高層對國際外交有非常幼稚的幻想，他們還在希望國際上能調停一下，甚至打算接受英美的中立區的建議。日本曾經提出偽善的承諾，說不攻擊中國的軍艦，其實這是屁話。南京當時就要求中國的海軍維持友誼的理由，保持了克制，其實就是變相放棄了制海權。

3月3日，可恥的國府與日本簽訂《淞滬停戰協定》。有了這個協定，他們規定上海作為非武裝區。就是說中國不能夠在上海到蘇州昆山一帶駐扎軍隊，但是日本就可以在上海駐軍。到現代人看來，這簡直就是匪夷所思喪失主權的行為。也就是一開始打仗還是占據上風的，居然還能簽訂這樣的協定，我們現代人都會認為，什么樣的國家才會讓外國在自己土地上駐軍呢？那一定是被殖民了。可是就這樣的協定，可以說是光頭政府求來的。

所以說光頭政府的政策一直是軟弱，妥協和搖擺的，后來有些黨國的粉絲兒，經常會拿他們也抗戰來給國軍臉上貼金。抗戰的國軍勇士確實是了不起的，英勇無畏的，這個不用說，但是腐朽的國府是不配得到這種榮譽的，這個是有一碼歸一碼的！在當時說是讓遷都洛陽，因為威脅到了南京了，之后又調撥張治中、衛立煌、陳誠等人軍隊，但是由于各種原因，這些軍隊都沒到位。第五軍和十九路軍并肩作戰，確實取得了一些勝利，但是還是不夠的。他們當時的所謂增援部隊，比如中央軍的上官云相負責的部分，直到2月11日日軍在吳淞口登陸的時候，這些所謂的增援部隊根本就沒出現，他們一直在江西省剿共。這個屬于就是把戰略要地都拱手相讓了。

他們的不抵抗政策讓民眾都失去了信心，在淞滬抗戰期間，上海工人，學生，市民們自發組織了義勇軍救護隊。比如宋慶齡也創辦了國民傷兵醫院。那么政府的這種妥協態度，讓民眾也發現了，僅靠民間力量是無法抵御外侮的。在國際上，光頭政府被看成是軟弱無能，他本人已經被罵成了花生米，也就是說什么能力都小，就是一個小花生米。可是日本每一仗都達到了便宜，因為淞滬抗戰，他們又擴大了在華影響力，控制了上海的海關駐軍，租界，并且它們狂妄無恥，退出國聯，國際聯盟的調停管不了它了。由于國府當時的不抵抗政策，日本吃夠了便宜，當然要繼續進一步侵華，誰會有便宜就停止不占呢？

當時南京政府的秘密命令絕對不是一個戰術失誤，而是賣國行為，軟弱行徑，他們違背民族利益，放棄了作為一個政府的抗日責任。當時十九路軍是我國國民黨政府軍隊當中最有抗日決心的軍隊之一。

他們的行動代表了中華民族的基本利益。可是國府禁止海軍，空軍配合他們。這個自私做法叫做犧牲局部抗戰以換取全局穩定，但是違背了抗日救亡的民族大義。當時中共河南省委在《告河南勞苦群眾書》當中指出，“國民黨政府這次遷都洛陽，更要加重我們河南勞苦群眾種種剝削的痛苦，其賣國實質暴露無遺。……”國府有一種聲音，故意栽贓陷害當時的紅軍，因為他們剿共，我們自然是在抵抗的，我們也要抗日的。但是我黨我軍的英勇行為被他們污蔑成為影響了正面戰場。也就是說害他們分散力量，沒法抗日了，所以他們就不抗日了。

那么當時這種妥協使得日本在上海站穩腳跟，進而擴大了對中國的侵略，在淞滬抗戰之后，日本不僅控制了上海，并且在1932年3月在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之后1935年在華北制造華北事變。那么國府的這個不抵抗政策為日本后續的全面侵華，也就是1937年的七七事變就埋下了隱患。之后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嚴重損害中國的領土主權，這個是近代史上的奇恥大辱。當時他們要求中國軍隊永久撤出閘北。鄒韜奮痛斥國府。他說這哪里是打仗，分明是上海百姓在替政府挨炸彈……因為當時日軍在轟炸，中國的戰機卻只能盤旋看著。所以南京的街頭上也出現了打倒不抵抗政府的標語游行。畢竟這還是當時的首都，所以他們也很生氣，就派出了警察去鎮壓愛國群眾。國府欺負自己人一等的，對待日本人軟軟的。美國學者易勞逸也說1932年的妥協使日本獲得戰略主動權。中國為此付出3000萬軍民傷亡的代價。也就是說日本當時看到了他們速戰速決的可能性，他們真的以為全中國都這樣好打。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所謂的那個穿著現代服裝的國民政府，比大清朝沒好哪去。這個是國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典型產物，不光是淞滬抗戰的實力，更是國家主權的喪失和民族精神的挫傷。當時的國民黨的軍事委員會和行政院權責不清，大家都知道行政院長也是那個光頭，他又是剿共總司令，又是海陸空軍總司令，所以他的對日決策就是剿共優先的死循環。比如剛才說了，上官的部隊在2月14日的時候仍然在江西第四次圍剿。十九路軍都快哭著求增援了，但是他們自己不積極，還阻止紅軍北上抗日，還不團結。

當然硬件上確實也是滯后的，1932年日本的陸軍機械化率已經達到了30%，但是中國國民黨的陸軍90%還是步兵，徒步的。當時日本海軍的總噸位是中國的七倍，還有就是當時中國自己不會制造汽車，雖然日本的汽車造得也不好，但是他最起碼會造了。大家看到一些戰爭的電視片的時候，都知道國民黨高官的汽車確實是從國外買的。而且那個時候，民族精神的毒害性也有很大傷害。確實對民間的一些群眾和小資本團體構成了一種恐日病。到1933年熱河抗戰的時候，北平的學生游行，他們質問南京政府是要做亡國奴，還是做日本的順民？

后來知識分子們開始思考，如果連淞滬這樣的經濟中心都保衛不了了，那個國府怎么談民族復興？所以這一天的教訓，大家可以看到主權問題，沒有任何妥協的余地，在民族存亡之際，蔣介石說的以空間換時間的幻想是致命的。蔡廷鍇說，我們撤退了，但中華民族的抗爭精神永遠不會撤退。后來我們發現民族覺醒需要制度保障。我們看到了民間的抗日力量。我們現在也知道，每個公民都能成為國家安全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不僅是近一個世紀以前的軍事災難，不僅是南京國民政府的恥辱柱，這也是中華民族精神涅槃的開始。

這為后來的抗戰留下了深刻的教訓，妥協求和，絕對換不來和平，如果退讓只會助長侵略者的氣焰。要想維護國家的尊嚴，只有堅決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