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黎安：遠去的記憶——懷念譚其驤先生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大概無緣結識譚其驤先生。“文革”前，他雖然是復旦歷史系主任，卻一直忙于國家項目—《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工作。時而上海，時而北京，連本應由他親授的歷史地理專業主課“中國歷史地理概論”都只能外請上海師大的張家駒教授代任。不料，“文化大革命”的紅色風暴把我倆刮進了“牛棚”。他是反動學術權威，我是反動學生(江青賜名“小爬蟲”),彼此朝夕相處有半年光景。由于“文革”是以革命的名義殘酷地踐踏人權和人的尊嚴，凡被打成牛鬼蛇神者無不神情沮喪萎靡，走路時往往低著頭，以免與人目光相遇，又因為從事臟累苦重的體力勞動，有的甚至顯得邋遢。但譚師卻一如既往，服飾整潔，夏天是的確良襯衫，西裝短褲；冬天是稍為寬大的中式棉襖，長年著一雙咖啡色的皮鞋，徐徐走在校園里，風采依舊。

在“牛棚”中，有幾件事給我留下較深的印象。有一陣子歷史系“牛棚”放置在歷史地理研究室二樓北首。某天上午，譚師和一位青年教師在桌上邊畫邊低聲交談。突然，工宣隊員闖進來猛喝一聲：“譚其驤，你們在干什么?出來!”一聽這吼聲，他二人立刻彈簧似的跳了起來，跟隨工宣隊員走出“牛棚”。過了一會，他倆回來了，大家悄聲地問，“叫你們做啥?”譚師說他告訴工宣隊員，他們是在討論中國城市的布局，提到北京、南京等幾個城市。聽了此話，工宣隊員見沒有文章可做，頓時語塞。這時旁邊有個造反派老師眼珠一轉，發問道：“北京是什么地方?南京又是什么地方?你們為什么要把北京和南京聯系在一起?”于是，這些與政治毫不相干的書生話語，馬上變為將人民共和國首都與國民黨反動派首都連同起來的反動言論，接下來自然免不了一頓訓斥。還有一次批斗譚師，我們坐在邊上的牛鬼蛇神專席上作陪。聽見有人揭發他曾經說過毛主席語錄很小巧，正可放在中山裝口袋里隨時拿出來翻翻。過去三民主義也是這樣的開本。如確有其事，很明顯，譚師的意思是贊美語錄的裝幀和表達自己學習語錄的熱情。但在那人妖顛倒的年代，這件事又被上綱為“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第三件事是1968年全系師生下鄉支援三秋。下雨天不出工，革命群眾可以休息，牛鬼蛇神則必須學習《毛選》。記得那天指定我們學《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當朗讀的同學讀到暴(pù)露文學時，我還以為是他的家鄉口音，無知地糾正他應當為暴(bào)露文學。見此狀況，譚師當即嚴肅指出讀(pù)露文學是對的，要我去查《康熙字典》,這讓我感到即使在牛棚里，對于學問，譚師也是一絲不茍的。

1969年春天，我終于離開了牛棚，離開了復旦，隨后輾轉浙江、河北、東北。1978年，國家恢復研究生招考。但當時，我因尚未平反，不敢貿然報名，而等學校的平反通知書寄達時，那年的研究生考試已經過期。后來，我給譚師去信，表示了想考研究生的愿望，譚師很快回信，信中幽默地戲稱我為“棚友”,并解釋說科舉時代舉子考功名要關入考棚數天，同榜之士，謂之同年，有年誼。我們曾經關入同一個牛棚，故稱棚友。他說他一直記掛著我們幾位小牛鬼，而現在病中，希望我能去看他。暑假回滬，我到龍華醫院看望因中風住院的譚師，他詳細詢問了我離開復旦后的情況。當我再次表達想考研究生的愿望時，他說復旦招考已過，按慣例要帶完一屆再招一屆，明年不會招了。又對我說，人的一生，用功是一半，機遇是一半。只有用功，機遇來了才有可能抓住。翌年，我考上了南京大學的研究生，他很高興。我畢業時，他拖著病殘之軀特來南大主持我的論文答辯，令我感動不已。以后每次回滬，我都要去拜謁譚師。

由于接連的政治運動，使我們在大學期間不能安靜讀書，學業多次中斷，因而專業基礎薄弱。有一次我請教譚師該讀哪些典籍?他只說了一句話：“《資治通鑒》總要多翻翻。”當時我不大理解，但在日后的科研實踐中，我逐漸體會到《資治通鑒》史料的準確可靠非其他史籍可比。在我撰寫《魏晉北朝鄴都興廢的地理原因》一文時，譚師提醒我要注意鄴城和洛陽的關系，要闡明曹魏北朝棄洛都鄴的原因。我遵照譚師指點，努力查詢這方面的資料，闡述鄴城與洛陽的地理差異以及當時的歷史背景。此文成后，我自認為是我為數不多的論文中比較滿意的一篇。有一階段，我想注釋宋人張敦頤的《六朝事跡編類》,我試了幾頁，送譚師審閱，譚師仔細閱讀之后，肯定了我做對的地方，同時也一一指出我的失誤。關照我注釋一定要找最好的本子做底本，否則“白費力氣”。希望我“能把校注做得好一點，要把原文的錯和漏盡量指出來。”此外，還顧及我的自尊，委婉地寫道：“我對你不客氣，所以把你的錯誤和不足之處和盤托出……我切盼你看了此信不要泄氣，而要加一把勁。”讀后深切地感到老師對學生的愛護。遺憾的是后因種種原因，這項工作未能繼續下去，辜負了譚師的期望。

上世紀80年代中，北京大學同仁邀我編繪東晉建康城圖。當時我心中無底，便去征求譚師意見。譚師鼓勵我“應該把這項任務承擔下來”。他在信中指導我“圖上的點、線、面必須有資料依據，資料有矛盾時要交代取舍理由；資料很籠統模糊，要交代是如何推斷其具體方位而畫在圖上的。”“有考古遺址的要盡量用上，文獻資料相互核對，肯下功夫，總可以比朱鍥(20年代《金陵古跡圖考》一書作者)搞得好一點，就拿得出手了。”他還說：“你在繪制過程中，有困難可以隨時來信，我愿盡可能幫助你。”關愛之心，躍然紙上。在譚師的鼓勵和關心下，我完成了這一幅畫，得到圖組負責人的首肯。接著譚師告訴我讓我有機會也參加歷史地圖的工作。一段時間后，趙永復先生來信稱譚師的意思，要我參與編繪南北朝疆域政區圖。因為我是新手，在編圖過程中，趙先生給了我不少幫助，使我的業務能力得以提高。

回憶我與譚師交往的點點滴滴，處處都能感受到一位學術大師對學問的認真執著,對后輩學子的關心、愛護、提攜和期望。1992年，譚師去世，我因家中有事不能前來為他送行。今值譚師誕辰一百周年，謹撰此小文，呈現譚師靈前，寄托我的哀思和懷念。

來源：《譚其驤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