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君妍、韓東屏：數字時代人體生物樣本庫的信息隱私風險及其應對

數字時代人體生物樣本庫的信息隱私風險及其應對

馮君妍1 韓東屏2

(1 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2 華中科技大學哲學學院)

人體生物樣本庫作為生命科學研究的戰略性資源與優質生產要素典范，已逐步成為支撐其創新發展的關鍵基礎設施。在數字化發展浪潮下，醫療機構、科研院所及生物醫藥企業紛紛推進人體生物樣本與數據資源的構建整合。然而，當觸及生命本質的遺傳信息被持續整合時，人體生物樣本庫將面臨知情同意模糊與范圍擴張、數據泄露與再識別、基因歧視與社會排斥、社會信任與公平性缺失等多重倫理風險。尤其當人體生物樣本和數據脫離個體控制范疇，而現有保護機制難以應對其特殊敏感性時，公眾對其信息隱私泄露的焦慮與日俱增。在此背景下，如何在數字時代釋放人體生物樣本庫巨大潛能的同時，既有效規避信息隱私泄露的倫理風險，又能構建兼顧其科學發展與權利保障的治理框架，已成為核心倫理議題之一，也亟待學界從理論層面予以回應。

本研究聚焦四大核心內容：其一，明確人體生物樣本庫信息隱私的核心內涵與范疇界定；其二，剖析數字時代人體生物樣本庫信息隱私風險的主要表現；其三，解構數字時代人體生物樣本庫信息隱私泄露的多元成因；其四，探尋數字時代人體生物樣本庫信息隱私風險的有效應對路徑。

研究采用文獻研究與案例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通過文獻研究系統梳理信息隱私相關理論概念，輔以英國生物樣本庫、基因檢測企業23andMe、王雨事件及“中國基因歧視第一案”等典型案例，探討了數字時代人體生物樣本庫信息隱私風險的集中呈現。

研究發現，人體生物樣本庫的信息隱私風險源于技術、主體、社會三大層面。技術層面，大數據技術對多源生物樣本及數據的深度挖掘和關聯匹配，導致個人與族群的特殊敏感信息被深度披露；主體層面，捐獻者、管理者、使用者等難以精準管控樣本和數據的使用邊界與行為規范，進一步放大信息隱私泄露隱患；社會層面，人體生物樣本庫潛藏的巨大利益驅動，疊加現行倫理規范與法律監管體系的不完善，使信息隱私泄露風險進一步攀升。

研究結果表明，通過健全倫理和法律規范明晰行為邊界、依托前沿技術筑牢安全防護屏障、提升公眾隱私保護意識等舉措，構建涵蓋法律約束、倫理引導、技術防控、公眾參與等多元化綜合防護體系，既能有效防范信息隱私泄露的潛在風險，切實守護個人信息隱私安全與合法權益，又能充分釋放人體生物樣本庫的多維價值，為生物醫學創新研究與人類健康福祉賦能增效。

本研究兼具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理論層面，本研究在厘清人體生物樣本庫信息隱私核心范疇的基礎上，立足技術、主體、社會等多維度，剖析其信息隱私風險成因，并給出了針對性的應對策略，豐富了信息隱私理論在生命科學領域的應用維度。實踐層面，本研究結合典型案例梳理信息隱私風險癥結，提出倫理、法律、技術、公眾參與協同的多元化防護路徑，既能有效防范人體生物樣本庫信息隱私泄露的潛在風險，守護個人信息隱私安全與合法權益，又能充分釋放人體生物樣本庫的科研價值，讓這座“生命寶庫”持續為生物醫學研究和人類健康福祉注入強勁動力。

作者簡介

馮君妍，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生命倫理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韓東屏，華中科技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文化哲學、政治哲學、生命倫理學等。

項目資助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人體生物樣本庫的倫理挑戰及治理對策研究”（23CZX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