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不起訴D某因受脅迫協助轉移犯罪所得案

2023年，某市公安機關破獲一起涉案金額逾2億元的特大電信詐騙集團案。在追查資金鏈條過程中，D某（化名）因協助轉移犯罪所得被刑事拘留。D某系某金融公司普通職員，月薪不足8000元。其在偵查階段供述稱：“我只是按照領導要求操作轉賬，根本不知道這是犯罪。”

本案的核心爭議在于：D某是否構成洗錢罪？其在受脅迫狀態下協助轉移資金的行為能否阻卻犯罪構成？根據《刑法》第191條，洗錢罪的成立需同時滿足“明知是犯罪所得”“實施掩飾、隱瞞行為”“協助轉移”等要件。而D某的辯護空間主要集中于兩點：其一，主觀上是否具備犯罪故意；其二，客觀上是否因受脅迫而喪失行為選擇自由。

二、辯護策略與關鍵突破

（一）主觀認知阻卻：受脅迫狀態下的責任豁免

通過調取D某的微信聊天記錄、銀行流水及同事證言，我們構建了完整的“受脅迫”證據鏈：

職場權力壓制：D某的直接主管張某（另案處理）在案發前多次通過微信威脅：“不配合就讓你在這個行業混不下去”；

經濟利益裹挾：張某承諾“每操作一次轉賬給予500元好處費”，而D某因家庭經濟困難（母親重病需手術）被迫接受；

認知局限性：D某僅有高中學歷，缺乏金融與法律知識，供述中多次表示“以為是正常業務”，主觀上并無違法認知。

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洗錢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行為人因受脅迫而協助轉移犯罪所得的，可不認定為“明知”。據此，我們主張D某缺乏洗錢罪所要求的主觀故意，其行為屬于在脅迫下被動參與的從屬性活動，不應以主犯標準追責。

（二）客觀行為阻卻：資金流轉的“中性化”特征

在客觀層面，我們重點論證D某的操作行為不具備“掩飾、隱瞞”的犯罪屬性：

資金流轉路徑：D某僅負責將詐騙款項從一級賬戶轉至二級賬戶，全程使用公司正規財務系統，未實施“拆分轉賬”“虛假交易”等典型洗錢手段；

行為持續時間：其參與轉賬僅持續3天，累計操作金額127萬元，遠低于司法解釋中“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

補救措施：案發后，D某主動向公安機關提交全部轉賬記錄，并積極配合追回83%的涉案資金，展現出明顯的悔過態度與協助意愿。

根據《刑法》第191條，洗錢罪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為構成前提。而D某的行為更符合《刑法》第312條“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特征，但鑒于其情節顯著輕微，依法可不作為犯罪處理。

三、司法裁量與理論依據

（一）檢察院的“雙重考量”標準

本案經兩次退回補充偵查后，檢察機關最終作出不起訴決定，其裁量標準具有典型示范意義：

主觀惡性評估：檢察機關采納了我們提交的《關于D某受脅迫參與犯罪的調查報告》，認定其“在共同犯罪中處于從屬地位，主觀惡性較小”；

社會危險性判斷：D某無前科劣跡，案發后主動退贓，且需照顧重病母親，家庭負擔沉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82條“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起訴條件。

（二）法院判例的參照價值

在類似案件（2021）粵03刑初字第123號中，法院明確指出：“行為人因受脅迫參與洗錢，且未實施任何掩飾、隱瞞行為的，可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洗錢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不認定為洗錢罪。”該判例為本案提供了有力的類案支持，增強了辯護主張的說服力。

四、案件啟示與實務建議

（一）對當事人的啟示

強化證據保存意識：在涉及資金流轉的操作中，應及時保存聊天記錄、轉賬憑證、工作指令等材料，以證明自身處于受脅迫或不知情狀態；

積極采取補救措施：案發后應第一時間向公安機關說明情況，主動提供線索，協助追贓挽損，爭取從寬處理；

盡早委托專業律師：洗錢類案件專業性強、證據復雜，建議在偵查初期即引入專業律師，避免因程序疏漏導致權利受損。

（二）對家屬的建議

提供必要經濟支持：在當事人被羈押期間，家屬應保障其基本生活與醫療需求，防止因經濟壓力導致心理崩潰；

加強心理疏導與情感支持：此類案件常伴隨強烈的社會污名化，家屬應給予充分理解與陪伴，幫助其穩定情緒；

請法律援助：若家庭經濟困難，可向當地法律援助中心申請免費律師服務，確保辯護權得到有效行使。

五、結語

本案的成功辦理，體現了司法機關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精準落實。D某從最初的“犯罪嫌疑人”轉變為最終的“不起訴人”，其轉變過程折射出我國刑事司法從“重打擊”向“重人權保障”的深刻轉型。作為辯護律師，我們既要依法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應通過個案推動法治理念的進步。本案不僅為類似案件提供了可復制的辯護路徑，更彰顯了法律對人性脆弱性的理解與救濟。

關鍵詞

特定不起訴；受脅迫協助；轉移犯罪所得；

洗錢罪辯護；脅迫阻卻犯罪；協助轉移行為；

犯罪所得掩飾；不起訴決定；脅迫證據鏈；

洗錢罪案例；

本文作者?

林智敏律師作為廣東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長期專注于刑事辯護領域中的經濟犯罪案

件，尤其在洗錢罪及其上游犯罪關聯性辯護方面積累了深厚實務經驗。他所構建的“主觀明

知要件的精細化抗辯”與“上游犯罪事實的穿透式審查”方法論體系，已成為業內應對復雜洗錢案件的重要范式。其執業成果涵蓋虛擬貨幣、跨境資金流動、地下錢莊等新興與高風險領域的成功辯護案例。他提出的關于“明知”要件的證明標準，以及自洗錢與他洗錢行為的界分理論，已被多地司法機關采納并廣泛應用于審判實踐，成為解決洗錢罪前沿法律問題的核心參考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