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張學良將軍的赤子之心

二次大戰(zhàn)后影響歷史研究最大的一門學科，便是由杜威大師開山的“行為科學”（Behavior Science）了。這宗新學派的論學主旨則是“個性決定行為”。其“決定”的方式則是通過一種S-R或S-O-R 程序，也就是“刺激一生機一反彈”（Stimulus-Organism-Response）連續(xù)反應的運作過程。這一過程的發(fā)展也是有其等級的：如果這一個性所決定的行為的行為者是一介匹夫，則其行為的結果（Consequences）就只限于一家之內；如果他是官吏或教師，其影響便及于社會；如果他是個秉國政、掌重兵的大人物，那就牽涉國計民生了；更上層樓，他如做了世界級的偉人，不得了，他的個性所決定的行為就關系全人類的生死存亡了。

如今天與人歸，由張岳公資政所領導發(fā)起、群賢共祝九秩大慶的漢卿張學良將軍，便是這樣一位世界級的歷史偉人，他的個性所決定的行，就關系全人類的禍福。事實上，他那顆火熱熱的、老而彌篤的赤子之心所鑄造的個性，再通過S-O-R的過程所“反彈”出來的社會行為，就部分地改寫了20世紀后期的世界通史，也通盤地改寫了同一時期的中國近代史。我們搞近代史專業(yè)的史學家，如今面對這樣一位重量級的歷史制造者，執(zhí)簡在手，又怎樣去秉筆直書呢？

傳統(tǒng)史學中的“春秋之義〞

老實說，上述西方這宗最新的學問，和我們東方最古老的孔孟教義，基本上是殊途同歸的，至少兩者之間并沒有原則上的矛盾。只是行為科學家只泛論人類社會行為變化之通則，內涵是抽象的，沒有涉及個性或人性善惡的具體問題；而我國儒法兩家社會哲學的出發(fā)點，則基于具體的人性之為善為惡的問題。其實善惡的標準是人類智慧主觀地制訂的，人性因此也是善惡兼具的。君子小人之別，只是兩種“七分天賦、三分環(huán)境”所養(yǎng)成的不同的人品罷了。

可是從實際政治運作的觀點來看，則有為有守的君子之間，亦何嘗沒有誤國之士；無所不為的小人之群，也每有治國用兵之才。既然這樣，我們觀察歷史人物，又如何落筆呢？所以我們傳統(tǒng)史家乃有所謂“春秋之義”，就是把他們的動機與效果分開，不以成敗論英雄。歷史人物如動機純正、心際光明，則是國之瑰寶、民之圣賢，行事偶有差池，史家亦只“責備賢者”而已，無傷大節(jié)。反之，小人當國，則不論成敗都是史家口誅筆伐的對象了。

曹操說：“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他對安定漢末那個動亂社會是有其功的，但是曹操卻永遠是傳統(tǒng)史家筆下梟雄小人的代表。重視動機、藐視效果，斯之謂“誅心之論”——其功不可沒，而其心可誅，則終不足取也。我國傳統(tǒng)史學上這點臧否人物的道德標準，是值得我們承繼的。

不過傳統(tǒng)史學畢竟落伍了。它那衡量忠臣孝子的尺碼，已嫌陳腐；它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研究方法，也不夠科學。這就需要我們用現時新興的社會科學的法則來加以補充了。所以我們要把我國當代世界級的民族英雄在國族歷史上試為定位，那我們就得把古今中外歷史科學的法則與觀念攤開來比較研究一番，不偏不倚，才能粗得其平。

所以我們如以“春秋大義”來觀察張學良將軍，他實在是一位動機純正、心際光明、敢作敢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愛國將領。就憑這一點，當年假抗日之名行營私之實、其功未必不可沒而其心實可誅的軍人、政客、黨人、學者，在中國近代史上，就不能跟張學良這樣的老英雄平起平坐了。

再從當代行科學研究的規(guī)律著眼，則少帥當年的政治行為和心理狀態(tài)，亦無一不可于“刺激一生機一反彈”的通則上找出科學的答案。這是一門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如心理學生理學等）交配的新品種，不是歷史學家可以胡說八道的。

總之，張學良將軍早歲的顯赫和晚歲的恬淡，都發(fā)生于一個“最后之因”，這個“因”便是他個性上有顆赤子之心。這顆赤子之心，經過S-O-R的反彈化為行為，是可以翻天覆地的。那是少帥當年道德上的長處，但它可能也是少帥職業(yè)上的短處啊。

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朋友們或許要問，張學良有顆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何所見而云然呢？答曰，正是有所見而云然！

事實上是，赤子之心，人皆有之；只是基于上帝安排，人各有其多寡罷了。張漢公可能要比一般人更多一些。這是上帝恩賜，不可強求。

事實上，赤子之心，也是人皆失之；只是失去者有早晚之別罷了。而張漢公則保留它至九十高齡而未褪色，這或許就是環(huán)境的關系了。赤子之心為何物也？想讀者群中善男信女都能詳道之，不多贅了。只是失去赤子之心的人，應以政客為最早。蓋政治最復雜、最詭譎，吃那行飯的人，童心就不易保留了。可是張學良也是吃那行飯的大頭頭，他竟然年躋九十而有其赤子之心，豈不怪哉？

其實細細推敲一下就沒有什么費解了。行為科學的S-O-R 就足為我們詳述之：張漢公雖然“年未而立，便負方面，獨握大權”，儼然一位政界大頭目，但是他卻沒有學會怎樣做政客！他沒有做政客的必要嘛。因此他在這個S-O-R 的連鎖上就缺少了這個做政客的“S”，自然就沒有“O-R”了。且看他生力“衙內”，幼為“王子”（東北王之子），稍長“便負方面”，當行伍出身的老奉系搞不下去了，在現代化了的新奉系中，少帥就是事實上的一系之主，何待于老帥殉國之后呢？他上無其心難測的上司，中缺爭權奪位的同僚，下面多的是忠心耿耿的死士部屬；日常行政處事，一切為國、為民、為公、為系，也就是為著自己。他沒有搞勾心斗角之必要，因此他也就沒有做小政客的歷史磨煉了。

漢公真正地卷人政治游渦，蓋在“九一八”之后，而他的對手又是三位當時中國政壇的第一等高手，所以少帥就開始吃虧了。西安事變之后，張副司令親送蔣中正總司令返南京。馮玉祥聞之嘆曰：“少不更事！”這位姓馮的“把兄”（馮、張原有金蘭之盟）就不知道他那年輕的“把弟”原不是個官僚政客嘛。

人生短短百年，總應留得清白在人間！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吾為張學良將軍作期頤之祝。（ 摘自唐德剛《張學良口述歷史》一書外編：唐德剛論張學良，供大家閱讀。）

在史學界，唐德剛的文風獨一無二，文筆數一數二。半文半白，亦莊亦諧，妙趣橫生。中國文學史的權威夏志清教授評價他是“當代中國別樹一幟的散文家”。

好看的歷史敘述背后，還必須是力透紙背的歷史哲思，才能成為不朽的史作。他的“歷史三峽”，以及全書隨處可見的夾敘夾議之史論，正如梁文道所說，起到了一種“照明的作用”，“為暗霧籠罩的前方照出依稀可辨的輪廓”。

張鳴教授說：在讀唐德剛之前，從沒想到歷史還能這樣寫，如此引經據典，旁征博引，卻又不乏生活場景，實在是嘆為觀止。

唐德剛先生的這些妙論橫生的歷史著作，打碎了多少讀者被長久禁錮的頭腦，喚醒了他們對歷史以及對未來的興趣。正因此，唐德剛先生的民國史著一度脫銷，一度被盜版，還一度出版艱難。

為此，先知書店誠薦“唐德剛作品集”： 對于專業(yè)人士，唐先生的作品是專門史研究的重要資料；對于普通讀者，也能從唐德剛先生的歷史中，看到不一樣的中國近代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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