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們聊過著名的傳奇隱形將軍郭汝瑰,他表面上是蔣介石的紅人,實際上是中共地下黨情報戰線人員。
郭汝瑰其實還有個堂哥郭汝棟,也是個傳奇人物。兩兄弟雖然是平輩兒,但郭汝棟要比郭汝瑰大十八歲,從年紀上來看,幾乎要算是兩代人了。
郭汝棟雖然不是中共地下黨,卻和中共之間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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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篇文章曾提到,郭汝棟之子郭相旭在解放后,從報紙上看到了時任外交部部長黃華(黃華出任外交部部長是1976年以后得事兒)的消息后,還專門寫了封信給黃華,稱他的父親當年有恩于黃華,自己是新中國恩人之子,要求受到優待。
原來郭汝棟昔年在湖北參與“剿共”,當時尚年輕的黃華上門勸降,就在侃侃而談之際,被郭汝棟下令關到監獄,然而在當天晚上,卻又找人悄悄將之放出。
黃華也是后來才知道,當時郭汝棟身邊有蔣介石的親信,郭汝棟不好明著放人,只好私底下這么干。他感念當年郭汝棟釋放之恩,特意給郭相旭寫了回信,還從北京伸出援助之手,幫了郭相旭一把。
后來郭汝棟的老家人談及這件往事,還忍不住感慨:
“這是郭軍長積的陰功,護佑了苦命的兒子。”
當然,郭汝棟身上傳奇的事兒還不止這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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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有關郭汝棟和黃華之間的這段往事,雖然能查到官方文章出處,但其實讀起來很不大合理。
郭汝棟在湖北參加“剿共”至少是1936年之前的事兒,當時黃華還在北平,在中共北平臨時工委領導下參與組織“一二九”運動(黃華是193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后還作為斯諾的翻譯,動身赴延安去。
按照這個情況來看,黃華不太可能到湖北去,還去勸降郭汝棟。
(以上屬于個人猜測,本人未找到此段資料出處)
郭相旭大概率是記錯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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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即便是這樣,黃華還是給予了郭相旭適當的關懷,不過感念的應該不是當年他曾被郭汝棟“義釋”,而是別的什么事兒。
這就不得不從郭汝棟生平說起。
不少資料里記載郭汝棟,都說他“精明強干,善于謀事,富有遠見”,事實上在爾虞我詐的軍閥中,如果不具備這些能力,郭汝棟大概率上也會被生吞活剝。
1889年,郭汝棟出生于四川銅梁。
從郭汝瑰的生平經歷看,郭家在銅梁應該算是一個不小的家族,雖然說稍顯落寞,但比一般家庭仍要富裕得多。
所以郭汝棟、郭汝瑰兄弟從小就接受了不錯的教育。
郭汝棟成年時,正值晚清時期,全國各地不斷的爆發革命,他在重慶府中學堂肄業后,也加入了同盟會,1911年辛亥革命后,四川率先響應(武昌起義本就是因四川保路運動引起的),郭汝棟在重慶參加了敢死隊。
1912年,郭汝棟入四川陸軍軍官學校工兵科學習,畢業后,于1914年在川軍第二師劉存厚部任工兵營排長。1916年又隨第二師在敘永、瀘州討袁,此后陸續憑戰功升任連長、營長、團長。此后隨第二師長期駐成都。
有意思的是,郭汝瑰的父親郭郎溪在1919年也在川軍第二師劉存厚部任工兵營軍需,很難說和郭汝棟沒有關系。
得益于此,郭汝瑰也隨父親遷到成都,入成都高等師范附小。
民國時期,四川軍閥連年混戰,郭汝棟先是跟隨劉存厚,后來又追隨楊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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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楊森腳踩兩只船,既接受北伐軍任命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兼川鄂邊防司令之職 ,并歡迎朱德任其軍黨代表,又暗地里繼續擔任吳佩孚的“討賊聯軍第一路軍總司令”。
當時已經升任楊森部第九師師長的郭汝棟,同時也接受了孫中山第一混成旅旅長的任命。
也是在這個時間點上,郭汝棟介紹堂弟郭汝瑰到廣州入黃埔軍校求學,郭汝瑰后來考入黃埔軍校第五期,在校學習期間受到了共產主義的影響。
不久之后,楊森因抗拒蔣介石命令,被劉湘、劉文輝聯手擊敗,楊森也因為猜忌部下,被郭汝棟、范紹增聯合“倒楊”,楊森雖然取勝,但大部均潰散,對外仍自稱國民革命軍第20軍長。
在四川長久的軍閥混戰中,郭汝棟名義上雖然仍歸屬楊森,但實際上已經自成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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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同年10月,郭汝棟接受蔣介石的任命,出任國民革命軍第20軍第2路軍司令,之后參加了國民革命軍對武漢國民政府的進攻。
1928年1月,經南京國民政府任命,郭汝棟升任國民革命軍第20軍軍長。
1930年中原大戰,郭汝棟部被蔣介石調往鄂北,穩定后方,不久后即遵照蔣介石指示,對湘鄂贛邊的紅軍進行“圍剿”。
值得一提的是,郭汝棟雖然率部投奔了蔣介石,但在一開始并未按照蔣的命令施行“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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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中共地下黨員袁鏡銘就在郭部任少校團副,郭汝瑰那時也受黨組織委派在堂兄部任職,袁鏡銘經過一段時間考察后,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郭汝棟在湘鄂贛邊對蘇區發動圍剿時,袁鏡銘向郭汝瑰傳達了黨組織指示,要他率領1團3營和紅軍配合,夾擊1團其他兩個營,舉行暴動。
根據資料記載,郭汝瑰所接到的命令應該是配合當時的鄂豫皖蘇區的紅一軍作戰。
1930年春,鄂豫皖蘇區的紅軍整編為紅一軍,徐向前任副軍長兼第一師師長。
當時,中共中央正受李立三的影響,決議趁著中原大戰的機會,“會師武漢,飲馬長江”,要求新成立的紅一軍切斷平漢路,進逼武漢,并配合準備聯合紅二軍和紅六軍進攻武漢。
從后來事實來看,這個決策很明顯是不合理的,就連一貫以軍事著稱的徐向前頭也大:
“胃口的確是夠大的!要實現這個計劃,說實在的, 沒有幾個軍無論如何是不行的。而我們名義上是一個軍,實際才兩千來人。作計劃,給任務,不度量實際可能性,一味充滿大干的幻想,這叫主觀主義、 冒險主義。 西出平漢鐵路,我們去了。但是,要打武漢,卻沒想過。就那么一點力。”
不過,中央的指示不能不聽,徐向前只好率領紅一軍一師運動到平漢線。
1930年6月,徐向前率領紅一軍運動到平漢線,因為兵力稀少,只能局部的騷擾,那時駐扎在這里的恰好是川軍郭汝棟部。
在楊家集車站,郭汝棟部的兩個連被紅一師消滅后,為了避免平漢路有失,郭汝棟從廣水派一個團進至楊平口以南的鄭家店, 另一個團也從花園進至小河溪,企圖尋找紅一師作戰,進行報復。
本來按照計劃,郭汝棟率領的3營前出后,在戰場起義,配合紅一軍作戰,然而由于聯系不緊密,郭汝棟的三營一進入紅一軍的伏擊圈,就被埋伏的紅軍戰士包圍,一場混戰下來,郭汝瑰的3營被消滅了大半,就連他自己也被子彈擊中胸口,不久后被安排至漢口醫院養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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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徐向前
楊平口的一場伏擊戰,成就了紅一師的大名,徐向前后來也很感慨:
“這一伏擊戰, 我們是硬著頭皮打的。 因那時部隊從未打過這么大的仗, 我心里也沒有十分把握。各級干部身先土卒,所以戰斗發展比較順利,我們1200人取得了全殲敵1200人的勝利。”
相比之下,郭汝瑰以及在敵營中潛伏、還沒來得及表明身份的地下黨員就倒霉多了。
盡管郭汝瑰并未暴露身份,但郭汝棟在楊平口之戰中失利還是引起了蔣介石懷疑,蔣介石后來特意派曾擴情到郭汝棟部,致使在郭汝棟部的共產黨人不得不離開,郭汝瑰傷愈后,也被扣上“共匪嫌疑”的帽子,被郭汝棟安排赴日留學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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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與此同時,賀龍率領湘鄂邊的紅四軍和周逸群領導的紅六軍會師,組成了紅二軍團。在紅二軍團的領導下,鄂西地區除少數縣為國民黨占據外,其余都建立了工農民主政權,組織了游擊隊、赤衛隊等工農武裝組織,形成了三結合的斗爭體制。
當時,蔣介石已經結束了中原大戰,決議剿匪,就調郭汝棟的20軍到洪湖地區“圍剿”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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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郭汝棟與紅軍有過幾次交手,雙方互有勝負,但郭汝棟經過幾次作戰后,也意識到了蔣介石的真面目,所以在圍剿紅軍時故意保存實力,采取“你不補充,我不消耗”“追而不擊,埋鍋造飯”的辦法去應付蔣介石。
有一次,郭汝棟率部追擊紅軍,眼看就要追上,但郭汝棟突然下令:
“埋鍋造飯,吃飽了打共產黨。”
當時,郭汝棟的堂弟,無線電排長郭汝瑚好奇的問:
“你天天喊追共產黨,怎么追上了又不打呢?”
郭汝棟拉其到旁邊說:
“我一無補給場所,二無野戰醫院,打下來傷兵往哪里送?槍彈哪里去補充?”
1934年9月24日,郭汝棟部第20軍改編為43軍,該軍只轄一個26師
此后數年,郭汝棟基本上是追著紅二、六軍團打,從鄂西追到湘西,又從湘西追到貴州,但基本上是只追不交手。
1937年8月,淞滬會戰爆發后,郭汝棟主動請命率43軍開赴上海參加抗戰。
令所有人都沒想到的是,就是這支看起來是雜牌的武裝,竟然在淞滬戰場上打出了赫赫威風,郭汝棟部在大場一線戰役中,全師苦戰七晝夜,四個團長,兩個陣亡;十四個營長,傷亡十三個;連、排長共傷亡二百五十余名。
換防以后,郭汝棟的26師全師僅剩下600來人。
有人問郭汝棟:
“你以前追紅軍挺惜命的,怎么打鬼子這么狠?”
郭汝棟回答:
“打紅軍是內斗,打鬼子是保家衛國,能一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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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淞滬會戰
淞滬會戰后,也許是年紀大了,郭汝棟借口患喉疾離開了一線,這次他是真心實意,主動離開,蔣介石下令,任郭汝棟為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參議,郭掛著這個虛名回到老家四川銅梁,從此閉門不出。
郭汝棟離開43軍后,蔣介石下令取消了43軍,將26師調往九江守備,1938年將該師劃撥給29軍。
抗戰勝利后,郭汝棟遷到了重慶。
1946年7月31日,郭汝棟被授予陸軍上將軍銜。
1949年底,郭汝棟的老部下來勸說他遷居香港,郭考慮再三,最終沒有同意。
為了避免打擾,郭汝棟在解放后化名“郭浩”,本打算隱居避世,但后來因為在重慶的房產問題,最后不得已還是以真名出現,受到政府優待。
1952年,郭汝棟病逝于成都,享年6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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