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府加杠桿的深層邏輯｜宏觀經濟

文/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高端智庫首席專家，第十三屆、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劉尚希

當代財政可持續的基準，已徹底跳出收支平衡或“國債利率低于經濟增速（r＜g）”的傳統框架，轉向更為核心的“風險平衡”邏輯。這種轉變并非短期政策調整，而是全球化重構、地緣沖突加劇、氣候危機凸顯背景下，世界各國保障國家競爭力的自然選擇。

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顯示2025年全球債務規模突破251萬億美元、公共債務占比升至近93%時，外界對“政府加杠桿”的質疑從未停止——為何在“去杠桿”的政策宣示下，全球杠桿率仍居高不下？實則答案藏于財政范式的深層變革中：當代財政可持續的基準，已徹底跳出收支平衡或“國債利率低于經濟增速（r＜g）”的傳統框架，轉向更為核心的“風險平衡”邏輯。這種轉變并非短期政策調整，而是全球化重構、地緣沖突加劇、氣候危機凸顯背景下，世界各國保障國家競爭力的自然選擇。

傳統財政基準失效：舊框架難以應對新風險

長期以來，全球財政政策的制定始終圍繞兩大核心基準展開。其一，是古典財政理論推崇的“收支平衡”原則，將財政赤字視為洪水猛獸，追求年度或周期內的預算平衡。其二，是國際組織使用的“r＜g”基準，認為只要國債利率（r）低于經濟增速（g），債務規模便會隨經濟增長自然稀釋，財政可持續性即可保障。但在當前復雜的全球環境中，這兩大基準均已失去現實解釋力。

“收支平衡”基準的局限性早已顯現。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NIFD）數據顯示，2007—2017年全球杠桿率從209%躍升至245%，債務規模激增83萬億美元，而這一過程恰恰是全球經濟從金融危機中緩慢復蘇的關鍵期。若嚴格遵循收支平衡原則，各國將無力實施逆周期調控，經濟復蘇進程可能被大幅延緩。更關鍵的是，這種基準完全忽視了安全、環境等非經濟領域的風險，當供應鏈斷裂、國防安全受威脅時，單純的收支平衡毫無意義。

“r＜g”基準同樣難以適配當前局勢。根據IMF的數據，2025年，美國、中國等主要經濟體公共債務占GDP比重分別升至121%和88%，部分歐洲國家甚至超過110%，許多國家已出現“r＞g”的局面，但政府財政加杠桿的步伐并未停止。核心原因在于，當公共風險突破臨界值時，經濟增長的優先級會讓位于風險防控——若因擔憂“r＞g”而放棄對供應鏈、能源安全的投入，最終可能導致經濟體系崩潰，反而加劇債務危機。正如英國前金融服務管理局主席阿代爾·特納勛爵所言，在當代，債務已與死亡、稅收一樣，成為確定性事件，我們更需關注的是債務背后的風險對沖價值。

風險平衡：全球財政新范式核心邏輯

全球財政新范式的核心，是實現“各類公共風險與財政風險的對稱平衡”——財政加杠桿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刺激手段，而是通過可控的財政風險，對沖更為致命的安全風險、經濟風險和社會風險，最終實現宏觀風險總體可控與國家競爭力可持續提升。這種邏輯本質上是將財政從“經濟調控工具”升級為“國家風險治理的核心支柱”。

安全風險的凸顯，是推動這一轉變的首要動力。當前，全球供應鏈重構、地緣政治沖突加劇，讓產供鏈安全、國防安全成為各國的核心關切。美國2026財年財政預算中，僅芯片與半導體產業補貼就達390億美元，同時將國防支出占GDP比重提升至3.2%，通過主動增加財政杠桿，對沖供應鏈“脫鉤”與地緣沖突風險。韓國2026財年更是將國家安全、新興產業投資作為財政支出兩大支柱，赤字率上升至4%以上，以財政風險的適度提升，換取產業安全與國防安全的邊際改善。這種“以財政風險對沖安全風險”的操作，正是風險平衡邏輯的典型體現。

經濟風險的復雜化，進一步強化了新范式的必要性。全球金融危機后，全球債務密集度持續上升，意味著實現單位GDP增長需要投入更多資本，全要素生產率下降成為普遍難題。與此同時，金融市場波動、經濟增速放緩的風險始終存在。在此背景下，財政加杠桿的邏輯從“刺激增長”轉向“穩定預期、防范系統性風險”。2026財年，中國、歐元區等主要經濟體預計均適度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將財政赤字率控制在合理區間，通過基建投資、市場紓困等舉措，對沖經濟下行與金融波動風險。IMF數據顯示，2025年全球私人債務降至2015年以來最低水平，而公共債務同步上升，本質上是財政主動承接私人部門風險，實現宏觀風險的再分配與平衡。

社會風險的多元化，要求財政杠桿發揮更廣泛的對沖作用。失業壓力、社會保障缺口、氣候危機等社會風險，已成為影響國家穩定的關鍵因素。歐盟2026財年將綠色轉型財政投入占比提升至總支出的29.5%，通過補貼可再生能源、碳減排技術研發，對沖環境風險與能源安全風險；日本則持續擴大社會保障支出，以財政杠桿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醫療缺口，降低社會不穩定風險。這些政策看似加劇了財政壓力，但實則通過對沖社會風險，保障了經濟社會的長期穩定運行，為國家競爭力提升奠定基礎。

需要明確的是，風險平衡并非無限制加杠桿，而是追求“風險對稱”——財政風險的增量必須與所對沖的公共風險減量相匹配。2026財年，英國、加拿大等經濟體適度收縮財政支出、降低赤字率，核心原因在于其當前公共風險處于可控范圍，無需過度投入財政資源；而美國、中國等擴大杠桿的經濟體，則是基于自身風險結構做出的理性選擇。這種差異化操作，恰恰印證了風險平衡范式的靈活性與科學性。

新范式全球實踐：數據背后的風險平衡邏輯

全球主要經濟體的財政政策實踐，已清晰呈現風險平衡范式的落地軌跡。招商宏觀數據顯示，2026財年全球九大經濟體（占全球經濟總量約70%）加權平均財政支出占GDP比例從33.2%升至33.5%，赤字率從5.7%升至6.0%，寬財政趨勢明顯，但內部結構差異顯著——這正是各國基于自身風險結構進行的精準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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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清華金融評論》2026年2月刊總第147期

編輯 | 王茅

審核丨丁開艷

責編 | 蘭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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