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宋代已經有“疫苗”了？｜商周專欄

李約瑟。圖源：維基百科

撰文 | 商周

1979年11月，香港大學解剖學系設立了黃陳瑞棠博士紀念講座。該講座差不多每年舉辦一次，直至2016年停辦。首位受邀前來的學者是英國生物化學家、中國科技史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1）。

李約瑟當時報告的主題是“中國和免疫學的起源”，這是他與主要合作者魯桂珍博士在此前一年剛剛完成的一項科學史研究的成果。一年后，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以此為題出版了《中國和免疫學的起源》單行本；此后，李約瑟又將該文收入其《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六卷。

李約瑟之所以將中國與免疫學的起源聯系在一起，是因為中國古代的人痘接種術。

《中國和免疫學》單行本內頁

01 中國特色的人痘減毒技術

李約瑟并非在西方語言體系中介紹中國人痘接種術的第一人。

早在三百多年前的1700年，兩位英國醫生便曾向英國皇家學會報告過中國人痘接種這一預防天花的措施，但這兩份報告并未引起重視，英國皇家學會也未在其會刊上發表（2）。

不久之后的1726年，法國傳教士殷弘緒在致杜赫德神父的信中更為詳細地談到了中國的人痘接種：他不僅轉述了一份一百年前關于人痘接種的討論，還提供了自己從中國宮廷醫生處獲得的關于三種不同操作方法的詳細描述（3）。殷弘緒的信件隨后在法國發表，由此引出了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在1733年寫下的感慨：“我聽說中國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人痘接種術……”

不僅是西方人，中國醫生伍連德和王吉民在民國時期合著的英文著作《中國醫史》中，也同樣介紹了這一中國古老的發明（4）。

然而，上述幾次記錄在西方學術界產生的影響，都無法與李約瑟的《中國和免疫學的起源》及《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六卷相比，因為他所做的考證和討論更加系統、全面且細致。

而且，李約瑟還是第一個明確將中國與免疫學起源聯系起來的學者。

人類進入免疫學時代，一般公認的時間是1796年，那一年英國醫生愛德華·詹納為一名八歲男孩實施牛痘接種。由于牛痘接種安全而有效，被認為是歷史上第一種疫苗；也正因為這一發明，曾經奪去數以億計生命的天花最終被消滅。

既然牛痘接種的發明被視為免疫學建立的標志，那么牛痘接種的來源，也就可以被視為免疫學的源頭。

關于牛痘接種的來源，長期流傳著一個美好的傳說：詹納發現年輕的擠奶女工通常容貌姣好，因為她們不會感染容易留下麻臉的天花；而這些女工往往患過牛痘，于是詹納推測牛痘可以預防天花，并最終將這一設想付諸實踐。

但這只是傳說。

歷史的事實是：18世紀60年代，英國人對人痘接種術進行了改良，大幅降低了接種導致死亡的風險，使人痘接種在英國得以普及。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包括詹納在內的鄉村醫生注意到，有些人對人痘接種缺乏應有的反應，而這些人此前都得過牛痘。由此，他們提出牛痘可以預防天花的假設，然后詹納據此發明了疫苗（5）。

因此，沒有人痘接種的廣泛實踐，就不會有天花疫苗的產生。從這個意義上說，人痘接種的發明可以被視為免疫學的源頭。此外，盡管其安全性不及牛痘接種，人痘接種同樣在無意中運用了免疫學原理，大大地降低了天花對人類的威脅。從這一角度看，人痘接種同樣可以被視為免疫學的源頭。

與此前有關中國人痘接種的研究相比，李約瑟還具有一項獨特的創新：他首次在英文出版物中明確指出，中國人痘接種術利用了“對病原體進行減毒”這一技術思想。

人痘接種的本質，是使接種者罹患輕型天花，從而獲得免疫力。但由此帶來的問題是，部分人會因接種而罹患重型天花，甚至死亡。在人痘接種術發明初期，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其他國家，所使用的接種材料多為天花皰瘡的膿液（衣痘法除外），這容易導致嚴重感染，死亡率甚至可高達十分之一。盡管這一死亡率仍低于自然感染，但顯然難以支持該技術的廣泛推廣。

因此，降低人痘接種術本身的危險性，成為各地接種者努力的目標。在這一問題上，中國與西方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在英國，薩頓發明了一套接種“秘訣”，將死亡率降低至約千分之一，并因此使其家族致富。幾十年后，薩頓的兒子在《接種者》一書中公開了這一秘訣：在經皮接種時，僅劃破皮膚表層而不使其出血（5）。

以現代免疫學觀點解釋，這一做法可減少天花病毒隨血液在全身擴散，而是進入組織液并經淋巴循環被免疫系統識別。

而在中國，人痘接種的主要方式是將含有天花病毒的棉團塞入鼻孔，經呼吸道吸入體內。經過長期實踐，中國古人也發現了一種相對安全的方法：不直接使用皰瘡膿液，而改用經過挑選并存放一段時間的皰瘡結痂作為種苗，從而將死亡率降低至約千分之三（6）。

這一方法同樣可以用現代免疫學解釋：結痂中的天花病毒已經發生部分失活，其原理與后來法國科學家巴斯德在制備狂犬病疫苗是所采用的減毒策略頗為相似。

當然，中國古代的人痘接種者并不可能理解其中的機制。事實上，即便是疫苗的發明者詹納本人，也對疫苗的原理毫無所知；巴斯德倒是提出過多種假設，卻沒有一個是正確的。但這并不影響詹納與巴斯德在疫苗史與免疫學史上的地位。

因此，將中國古代人痘接種與免疫學起源聯系起來，并指出其中所蘊含的“病原體減毒”思想，毫無疑問是李約瑟的重要貢獻與創新。

02 宋代？李約瑟的錯誤與牽強

在肯定李約瑟這篇文章所具有的重要貢獻與創新意義的同時，也必須指出，其中確實存在若干史料運用上的錯誤，以及由此引申出的推斷過度與牽強之處，有必要在學術層面予以澄清。

首先，關于中國人痘接種術出現時間的判斷，李約瑟的論證就存在明顯問題。

在《中國和免疫學的起源》中，李約瑟曾寫道：

• “最早的文獻記載（不包括下文將另行討論的道教傳統）似乎出現在萬全所著、論述天花與麻疹的《痘疹世醫心法》，該書初刊于公元1549年，至1687年仍有再版。萬全在談及治療方法時，曾順帶提到：種痘可能會使婦女意外出現月經。”

李約瑟在這里所依據的，是明代醫家萬全于1549年出版的《痘疹世醫心法》中“女子種痘，經水忽行……” 這一句描述（7）。

從現代讀者的直覺理解來看，將“種痘”解釋為“人為接種天花”，似乎并無明顯不妥之處，因此乍看之下，李約瑟的判斷似乎成立。然而，根據臺灣學者邱仲麟等人的細致考證，在明代醫學文獻語境中，“種痘”一詞往往并不專指人為接種，而更常用于指稱自然感染天花這一過程（8）。

事實上，就在《痘疹世醫心法》同一部著作中，“種痘”二字還以明顯表示自然感染的方式出現過，例如：“當天令種痘之年，亦曾發熱……”（7）。在這樣的語境下，“種痘”顯然是指患上天花，而非人為接種。

因此，將萬全書中的“種痘”直接理解為人痘接種，并據此認定16世紀中葉出現明確的人痘接種記載，缺乏足夠的語言學和文獻學依據。這一誤讀雖然可以理解為無心之失，但客觀上會影響對中國人痘接種術起源時間的判斷。

正因如此，若要確認文獻中首次出現人痘接種的可靠證據，就必須依賴那些明確描述具體接種操作方式的文本，而不僅僅是出現“種痘”二字。

關于明確描述人痘接種這一操作的文獻，李約瑟本人在文章中也給出了例子。他曾提及一部據稱出版于1627年的《Cheng Tzu Thung dictionary》，并引述其中關于“痘瘡”的解釋：

• “痘瘡：方書以為胎毒所致。或終身不發。若神痘之法，則取痘汁納于鼻中，使其因呼吸而感輕痘，以為預防。”

這段話清楚描述了：將含有天花病毒的物質納入鼻腔，使受者經呼吸而患上輕癥天花，從而達到預防目的。這無疑已經是非常明確的人痘接種操作說明。

如果該書確實出版于1627年，那么中國古代文獻中關于人痘接種的確切記載，就可以至少追溯到17世紀初。

然而，問題在于，李約瑟在此處對文獻來源的判斷再次出現了錯誤。

所謂《Cheng Tzu Thung dictionary》，實際上指的是明末清初學者張自烈所編纂的《正字通》。這是一部字典類著作，也是后來《康熙字典》編纂時的重要參考書之一。盡管張自烈本人出生和成長在明代，但《正字通》一書并非成書于1627年，而是在清康熙九年（1670年）才正式刊刻出版。

換而言之，李約瑟將該書的出版時間提前了四十余年。這一錯誤，已不能簡單歸為筆誤，而更可能反映出考證上的疏漏。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最早明確記載人痘接種的文獻只能追溯到1670年。因為在明末清初思想家方以智所著的《物理小識》中，也出現了與《正字通》非常相似的表述：

• “痘：胎毒也有終身不出者，神痘法丸痘汁納鼻，呼吸即中矣…”

方以智的《物理小識》初稿完成于明崇禎十六年（1643年），并于1664年由其子方中通整理刊刻。就目前所見資料而言，這可能是現存最早明確描述人痘接種操作的文獻。值得一提的是，方以智與張自烈二人生活時代相近，且彼此相識，這也可以解釋兩部著作中相關文字相似的現象。

綜合這些證據，中國關于人痘接種操作的確切文獻記錄，大致出現在明末清初。再考慮到技術出現到文獻記錄之間需要的時間，我們大致可以做一個比較穩妥地推斷：中國的人痘接種術出現的時間大約在晚明時期，確切一點說是16世紀下半葉。這一判斷，與當代學界的主流共識基本一致。

然而，在《中國和免疫學的起源》中，李約瑟一方面明確16世紀初人痘接種已經在中國存在，另一方面卻又進一步提出：中國人痘接種術很可能在11世紀的宋代就已經出現。

他在結論部分寫道：

• “ …隨后在公元1500年，該療法逐漸擺脫了隱秘狀態，開始被記載于中醫典籍之中； …而公元1000年左右，則根據長期流傳（而且我們認為相當可信）的中國傳統，被視為該技術的起始時期。”

李約瑟之所以將人痘接種的起源進一步上推至宋代，主要依據的是一則流傳于清代醫書中記載的一個關于北宋宰相王旦請醫生為兒子接種的故事。為了增強這一故事的可信度，李約瑟在文章里還較為詳細地介紹了王旦的歷史地位、生平事跡及政治成就：

• “王旦（王文成公，公元957—1017年）是這一傳統的核心人物。這位著名宰相先后在宋太宗、宋真宗兩朝任職，1004年，參與并協助了與契丹遼國的和平談判，終其一生主張息兵止戰，尤長于整頓官僚體系與科舉制度，被后人稱為“太平賢相”。王旦仕途中的主要爭議，源于其卷入帝王奉山祭祀以及偽造“天書”等事務，但最終仍參與了這些國家宗教儀式，并于公元1011年親自主持祭典——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次舉行此類儀式。
• 
  
• 王旦與人痘接種之間的所謂淵源，源于這樣一則說法：其前數子皆死于天花。待小兒子王素出生后，王旦四處尋求避免重蹈覆轍的方法，廣召醫師與巫術方士，直至“天降神恩”，派來一位施行接種術的道教神人……”

王旦與人痘接種的故事最早見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御醫朱純嘏所著的《痘疹定論》（9）。

比較李約瑟的文字和《痘疹定論》，可以看到李約瑟不僅參考了后者，還查閱了宋代歷史。但顯然，李約瑟可能沒有去看《宋史·王旦傳》，或者說沒有看完。 因為就在《宋史·王旦傳》末尾，有這么一句話：

• “三子：雍，國子博士；沖，左贊善大夫；素，別有傳。”

這說明，王旦的確有一個名叫王素的小兒子，但他的三個兒子均成年并在朝廷任職，并不存在因天花早夭的情況。由此可見，《痘疹定論》中關于王旦因痛失諸子而求“種痘”之法的情節，很可能是后世醫家為了說明人痘接種歷史而附會出的傳說。

也就是說，李約瑟在這里將一則明顯帶有傳奇色彩、且與正史相矛盾的清代醫書故事，作為宋代已存在人痘接種術的證據，顯得過于牽強。

綜上所述，李約瑟在中國人痘接種出現時間的判定上，既存在個別史料誤讀，也存在對傳說材料采信過度的問題。

不過，這些問題并不足以掩蓋其整體貢獻。正是部分因為李約瑟的系統整理、闡釋與傳播，中國古代人痘接種術才真正進入世界科技史與免疫學史的主流敘事之中，占據了應有的位置。

參考資料：

• [1] Joseph Needham， China and the origin of immunology， 1980.
• [2] Miller G.，The adoption of inoculation for smallpox in England and Franc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7.
• [3] 《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三卷，2001年，頁碼：209-222.
• [4] Wong and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1932年。
• [5] 商周，《詹納傳-疫苗的使者》，2023年。
• [6] 張琰，清代《種痘新書》。
• [7] 萬全，明代《痘疹世醫心法》。
• [8] 邱仲麟，晚明人痘法的起源及其傳播的再思考。臺大歷史學報，2019年12月，第四期：125-204。
• [9] 朱純嘏，清代《痘疹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