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帝的救贖”到“圓圈正義”，羅翔老師思想歷程

提起羅翔，人們最先想到的，是B站千萬粉絲的“刑法段子手”，是張口就來的“法外狂徒張三”，是那句戳中無數人的“要愛具體的人，不要愛抽象的人”。
但很少有人知道，10年前的羅翔，曾在自己的新浪博客里寫下：“無論何時何地，人類最深的需要，仍是上帝的救贖。”

從滿是神學隱喻的私人寫作，到全民追捧的世俗法治哲學；從引用圣經經文回應社會事件，到用“完美的圓”闡釋正義的本質。羅翔的思想轉變，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人設打造”，而是一條有清晰脈絡、有事件錨點、有內在邏輯的探索之路。
我們以公開事件與原文為線索，拆解他法治哲學的核心轉變，客觀還原其思想與基督教倫理、西方法學傳統的深層關聯。
第一階段：
2011-2014——神學隱喻下的法治
這個階段的羅翔，是中國政法大學的青年刑法學者，尚未進入大眾視野，思想表達集中在新浪博客“刑法學人羅翔”中，核心底色是基督教神學與西方法治自然法傳統的深度融合。
真正讓他第一次在公共領域留下聲音的，是2011年的藥家鑫案。
當時，西安音樂學院學生藥家鑫交通肇事后，因害怕“農村人難纏”持刀連刺被害人8刀致死，案件引發(fā)全民“喊殺”的輿論狂歡。
在當時的評論里，羅翔寫下了一句后來引發(fā)巨大爭議的話：“只有上帝的末日審判才是絕對公義的。如果不相信上帝，死刑必然泛濫。如果相信上帝，死刑也就可以得到限制。”
這句話清晰暴露了他當時的思想根基。在基督教倫理框架里，人性本就帶著“原罪”的烙印，沒有任何人有資格站在道德高地上審判他人——這正是他后來“每個人心里都藏著一個張三”的最初原型。
西方法治的自然法理論認為，人間的人定法之上，存在著永恒的、絕對的正義標準，這個標準在中世紀神學傳統里，就是上帝的公義。
2014年3月昆明暴恐案發(fā)生4天后，羅翔發(fā)布了宗教色彩最濃的公開文章《愛里沒有懼怕》。
文章以電影《上帝之子》為引子，大段引用《圣經·以賽亞書》中耶穌受難的經文，明確提出：“人類一切爭端和痛苦的根源是因為人有‘罪’”，“上帝賜下了他的獨生愛子，為世人贖罪。他要用愛來慢慢地改變人心，他不愿用暴力來強取人心。”

在這個階段，羅翔的思想邏輯非常清晰：面對人性的幽暗與社會的暴力，他從基督教倫理中找到了回應框架——承認人的有限與罪性，相信超越人間的絕對正義，用愛與寬恕對抗仇恨，西方法治的自然法傳統與基督教神學敘事，在他的寫作里完全融為一體。
第二階段：
2015-2019—— 從“上帝的公義”到“圓圈正義”

2014年之后，羅翔的新浪博客逐漸停更，思想表達從私人化的博客寫作，轉向學術隨筆與課堂教學，開啟了最關鍵的思想轉型：把神學敘事，轉化為世俗化的法學哲學。這個階段的標志性成果，就是2019年出版的隨筆集《圓圈正義》。
“圓圈正義”是羅翔整個法治哲學的核心，他在書里反復強調：“我們畫不出一個完美的圓，但完美的圓是存在的。”
這句話，正是他早年“只有上帝的末日審判才是絕對公義的”的世俗化轉化。
我們能清晰看到其中的邏輯替換：早年的他，把絕對正義的來源歸于基督教的“上帝”；轉型后的他，把絕對正義的來源歸于古希臘柏拉圖的“理念論”——完美的圓是客觀存在的理念，哪怕我們永遠畫不出來，它依然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這個轉變，不是簡單的“換個說法”，而是他完成了對自己思想的“去神學化”重構：
把基督教的“原罪論”，轉化為“人性幽暗意識”，用“每個人心里都藏著一個張三”的通俗比喻，替代了宗教化的“罪”的概念；
把基督教的“救贖論”，轉化為對法治的堅守——人間的司法永遠不可能完美，就像我們永遠畫不出完美的圓，但法治的意義，就是永遠朝著那個完美的正義標準前進；
把基督教的“愛人如己”，轉化為“要愛具體的人，不要愛抽象的人”，剝離了宗教的救贖指向，變成了面向世俗生活的人生倫理。
他對西方法學傳統的吸收，從神學化的自然法，轉向了更貼合中國語境的世俗法治理論，大量引用孟德斯鳩“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的論斷，強調刑法的謙抑性與對權力的約束，表述上脫離了宗教框架，但內核卻一脈相承。
第三階段：
2020年至今——世俗化表達與身份校準
2020年，羅翔入駐B站，當天漲粉百萬。公共影響力的爆發(fā)，也讓他的思想表達迎來了第二次關鍵轉變：從學術隨筆的小眾寫作，轉向面向全民的世俗化普法，同時完成了公共身份的校準。
這個階段的標志性事件，除了B站爆紅，還有2020年他因一條微博引發(fā)輿論爭議后清空微博，以及《十三邀》訪談中的公開表態(tài)。
在訪談里，面對許知遠的提問，羅翔明確說出了和早年言論形成鮮明對照的話：“面對荒誕，一個既不相信上帝也不沉迷理性的人，會做出他的選擇。”
在這個階段，他的金句傳播度達到了頂峰，但表達剝離了宗教色彩：他說“法律是對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如果一個人標榜自己遵紀守法，這個人完全可能是人渣”；他說“人最大的痛苦，就是無法跨越知道和做到的鴻溝”；他說“務必請你，一而再，再而三，千次萬次，毫不猶豫地，救自己于這世間水火”。
但細讀來，宗教的影子依然在。
通過梳理羅翔老師的思想脈絡，我們就會發(fā)現：他的核心思想從來沒有變過——始終敬畏人性的幽暗，始終相信絕對的正義，始終反對理性與道德的傲慢，始終堅守法治的底線。變的，只是他的表達外殼：從私人化的神學敘事，到學術化的法學哲學，再到全民化的世俗表達。
第四部分：爭議的本質
隨著全民影響力的擴大，羅翔陷入了持續(xù)的輿論爭議。從“替壞人說話”的指責，到對其早年宗教言論的質疑，所有爭議的核心，從來不是單句話的失當，而是他根植于西方法治傳統與基督教倫理的法學思想，與中國本土法律傳統、民眾樸素道德觀之間，難以消解的底層沖突。
第一，程序正義優(yōu)先，與本土“結果正義至上”的傳統對立。
中國數千年的法律傳統，核心是“除惡務盡”的實體正義，民眾對司法的樸素期待，是“不放過一個壞人”。但羅翔的核心法治理念，是西方法治傳統中的“程序正義優(yōu)先”，他反復強調“刑法不僅是懲罰犯罪的工具，更是限制國家刑罰權的枷鎖”。
那句“法律要傾聽民眾的聲音，但要超越民眾的偏見”，更是把這種對立擺到臺前。民眾眼里的樸素公平，在他的語境里，恰恰是需要警惕的“偏見”。
第二，人性幽暗預設，與本土“性善論”的道德傳統沖突。
羅翔的人性觀，是基督教原罪論的世俗化轉化，他始終堅信“每個人心里都藏著一個張三”，人性天生帶有幽暗，沒有絕對的善惡之分。
但中國本土的道德根基，是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傳統，民眾習慣用“好人/壞人”的二元標準評判世界，犯錯者就該被徹底審判，不接受任何共情。
所以當他說“道德是用來約束自己，不是用來綁架他人”時，總會被指責“洗白壞人”；那句“標榜遵紀守法的人完全可能是人渣”，更是直接挑戰(zhàn)了民眾“守法即美德”的樸素認知。
第三，刑法謙抑性理想，與民眾“重刑維穩(wěn)”的訴求相悖。
羅翔始終堅持西方法學的“刑法謙抑性”原則，主張“刑法是最后的手段，能不用就不用，能輕判就輕判”。
但中國民眾對法律的樸素期待，是“亂世用重典”，相信刑法的威懾力。這種沖突在“醉駕入刑”爭議中集中爆發(fā)：他提出“情節(jié)顯著輕微的醉駕不應入刑”，被全網指責“替特權階層開脫”；他主張限制死刑適用、保障嫌疑人權益，更是被貼上“不站在受害者一邊”的標簽。
說到底，羅翔的爭議，本質是兩種法治邏輯、兩種道德哲學的碰撞。當他從象牙塔學者變成全民普法者，學術圈象牙塔的少數人的東西，必然和廣大群眾的所見所知所感沖突，進而放大成了一場場輿論風波。
回頭看，羅翔老師從2011年到今天，從寫下“人類最深的需要是上帝的救贖”的青年學者，到說出“救自己于世間水火”的全民導師，他的思想外殼變了，但內核從來沒有變過——
他始終相信有絕對的正義，始終警惕人性的幽暗，始終堅守法治的底線。
最近，他又說“在惡劣和不義的人群中生活，要懂得認命”，再一次拿出了基督教式的思想和話語。這不能不說是個“圓圈”。不過，誰是惡劣，誰是不義，誰是裁定者，裁定的標準是什么？值得思量。
總之，羅翔老師的爭議，不是因為他說錯了什么，而是因為他把兩種原本存在于不同語境的法治邏輯，帶到了同一個公共場域，在這個百年大變局時代，爭議無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