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女高中生的墜亡：這個題材, 除了韓國沒人敢拍

本文授權轉自：藍橡樹（ID: blue_oak )，作者：立正媽媽

韓國電影《下一個素熙》，取材于2016年韓國一宗女高中生自殺案件。

素熙，成績平平，對未來缺乏清晰認知，唯有遵從學校安排，以實習換取畢業證，謀求一份生計。

“學校要完成就業指標，企業要廉價勞動力，兩邊一拍即合。至于孩子吃得消吃不消，只要不出大事，沒人真的在意。”

這些被“賣”進工廠的孩子，不過就是業績表上的一個數據。

無關緊要，沒人在意。

誰在“賣”實習生？

被“校企合作”遮蔽的真相

畢業之際，素熙跟學校里其他同學一樣，被學校批量送往一家外包客服中心實習。

師長反復灌輸“這份機會來之不易”的認知，暗示他們即便遭遇困頓，也不可輕易辭職，以免損害學校聲譽。素熙將這份叮囑銘記于心，努力應對職場中的每一份刁難。

但現實的艱難，還是遠超素熙的想象——

素熙必須像一臺毫無情緒的機器，對客戶的侮辱和謾罵要照單全收，哪怕內心的良知與職場規則產生激烈沖突，也只能咬牙咽下。不僅如此，她還要每天工作14小時，手指被機器割破也不敢請假。

績效考核和排名掛在墻上示眾，第一名和最后一名都逃不開上司的PUA，看似“轉正機會”的大餅，實則是打著各種名目克扣工資。

當前組長因為壓力過大自殺時，公司怕影響聲譽，讓實習生簽保密協議，不許參加葬禮，當素熙試圖反抗時，則被公司以“實習不合格”為由拒絕開具證明。

這些孩子還沒真正進入社會，就先見識了社會最冷酷的一面。

但這些都不是壓垮素熙的最后一根稻草，她的悲劇是一張錯綜復雜的網——

企業用“試用期”“臨時工”規避責任，以“狼性文化”包裝壓榨，用“抗壓”“996是福報”等話術，給年輕人套上精神的枷鎖。

當素熙因績效壓力崩潰時，主管的PUA聽起來何其熟悉“這點苦都吃不了，以后怎么在社會立足？”

當素熙不負重擔，想要辭職，跟老師反映情況時，卻被老師以類似的話術道德綁架“你這么任性，會拖累了整個班級的就業率”“你會砸掉學弟學妹們的飯碗”……

老師用就業率PUA素熙，公司以績效PUA素熙，素熙再用各種各樣的話術去PUA想要解約的客戶們。

素熙無助又絕望。

本該是堅強后盾的父母，也將這份實習視為一種榮耀，勸誡她隱忍克制，莫要任性。當她幾次跟父母提出想辭職時，母親都以裝聾作啞回避她發出的求助。

在學校眼中，他們只需完成實習指標，便是合格的學生；在企業眼中，他們不過是廉價且可隨意支配的勞動力，召之即來，揮之即去，毫無話語權可言；在父母心里，他們能夠有份安穩工作，就是讀書最大的意義。

“素熙”存在的意義，就是配合各種立場里所需要的形象，作為數據表和統計圖里一個可控的數字。

素熙反抗過、掙扎過，最后還是沒能走出來，只能從高處一躍而下，剖開現實殘酷無情的剝削。

更可怕的是：無人對此感到惋惜，有的只是埋怨和憤怒。

女刑警宥真在負責調查她的死因時，遭遇各方勢力的層層推諉與阻撓：公司將責任歸咎于素熙“心理脆弱”，指責其敗壞企業形象，學校辯稱自身僅是按規定安排實習，與素熙的悲劇無任何關聯。

橫在學校和企業之間那條模糊的灰色地帶，學校要就業率，企業要降低成本，實習生就成了兩邊都能接受的“緩沖帶”。

就連負責監管的相關部門，也在極力規避自身職責。畢竟，就業率就是作為教育局裝點政績報表的門面，至于那些被“三方協議”困住的孩子是否真的獲得了成長，誰在意呢？

素熙的離去，僅泛起微弱漣漪便迅速歸于平靜，未改變任何現狀，未喚醒任何良知，仿佛她從未在這個世界上留下過痕跡。

當教育淪為就業率的數字游戲，當企業將實習生視為“廉價勞動力”，當社會各方都選擇“事不關己”的沉默，每一個“素熙”都可能成為下一個犧牲品。

“不去實習就不給畢業證”

素熙的故事不是虛構的藝術創作，而是現實生活中無數職高生的真實寫照。

在中國，同樣有這樣一群不被看見的孩子。

他們被主流社會邊緣化，其實習經歷無關鮮花與掌聲，唯有干不完的繁重勞作、受不盡的委屈刁難，以及被肆意踐踏的合法權益。

這些孩子，大多出身普通家庭，父母為生計奔波，既無精力關注他們的實習困境，更無能力為他們爭取權益；而學校與企業之間的利益勾結，更將他們推向灰色交易的深淵，讓他們連說“不”的勇氣都被徹底剝奪。

去年有個視頻廣為流傳，讓人心疼又憤怒。幾個云南商務職業學院幾個護理專業女生舉著學生證，對著鏡頭哭訴“我們學的是醫學護理，學校讓我們去電子廠流水線打工，一站就是11個小時，腿都站腫了。”

原來，工廠給學校報價25元/小時，學校給學生19元。中間那6塊錢的差價，就是所謂的管理費。有中介算過賬：如果學校組織300個學生，每人每天干10小時，干滿一個月，學校光提成就能拿到63萬。

類似這樣的案例比比皆是。

職高幼師專業的學生被安排到電子廠“實習”，每天站立12小時組裝電路板；某旅游學校的學生被輸送到酒店當保潔，卻被告知“這是培養吃苦精神”；更荒誕的是，有職校將計算機專業的學生送往物流中心實習，連續三周通宵從事貨物搬運工作，最終導致其中一名學生因心源性猝死……

20歲，本該是朝氣蓬勃、追逐夢想的年紀，本該開啟人生的嶄新篇章，可他卻用年輕的生命，換取了一場毫無價值的廉價勞動。

更早之前，類似的悲劇早已屢見不鮮：一名17歲的職高生，在深圳某電子廠實習期間，因請假事宜與企業發生爭執，遭到開除威脅后，最終釀成墜樓慘劇；

另一名19歲的學生，實習期間因企業未提供必要的安全培訓與防護措施，操作機器時不慎重傷，導致手指截肢，留下了終身無法彌補的傷痛與遺憾。

這些悲慘的遭遇甚至還不被認可為工傷。因為根據規定，在校生實習期間與用人單位不存在勞動關系，不受《工傷保險條例》保護。

也就是說，他們在流水線上干的活和正式工一樣多，但出了事，卻連“勞動者”都算不上。

《南方都市報》曾曝光某職校強制學生到指定工廠實習，否則不予畢業的新聞，引發全網熱議。

有學生無奈坦言，他們并非自愿前往，可學校明確告知：拒絕實習或擅自舉報，將無法獲得畢業證。為了那張承載著多年努力的畢業證，他們只能被迫放棄專業追求，擱置尊嚴與底線，在困境中默默隱忍。

《下一個素熙》里有一個細節：素熙死后，教育局的人來調查，學校拿出的是“自愿實習同意書”，家長簽字欄里清清楚楚有個手印。可那個手印是素熙媽媽在被誘導的情況下按的，她甚至不知道女兒具體在做什么工作。

他們真的自愿嗎？16歲、17歲的孩子，面對“不實習就不給畢業證”的威脅，面對老師“這是為你們好”的說辭，他們有的選嗎？

事實上，職高生的辛酸，從來不是一個孤立的社會問題，是當下職場新人亂象的一個縮影。只不過，職高生因年齡更小、身份更弱勢、話語權更匱乏，成為這種隱秘剝削最直接、最嚴重的受害者。

這種剝削從未局限于職高生實習領域，而是滲透到各行各業，成為每一位職場新人成長路上難以規避的困境。

從工廠到寫字樓：

職場新手困境的延續

寫到這里，可能有些讀者會暗自慶幸：還好我家孩子讀的是普高，以后考大學，不會去工廠實習。

但職場對“新手”的剝削，從來不止發生在流水線上。

《下一個素熙》的真正價值，在于它揭示了一種系統性的暴力。

素熙不是被某個具體的壞人逼死的，她是被KPI逼死的，被“客戶滿意度”逼死的，被“實習期考核”逼死的，被那個看似溫情脈脈實則冷酷無情的“辦公室文化”逼死的。

這種暴力在寫字樓里同樣存在，只是包裝得更精致。

面試時HR說“我們實行彈性工作制”，入職后才發現彈性是單向的——只能往后彈，不能往前彈，早上十點上班，晚上十點下班是常態，你的加班是“自愿”的。

所謂的“扁平化管理”，其實就是沒有明確的職責邊界，誰都可以指揮你，誰的需求你都得滿足。

領導凌晨兩點在群里@你，問你為什么數據沒更新；方案改到第八版，客戶輕飄飄一句“還是第一版好”，足以讓你24小時待命。

某互聯網大廠前HR透露，公司每年都會招聘大量“管培生”，美其名曰“輪崗學習”，實則是讓新人承擔最基礎的工作。“他們被要求996、007，隨時準備處理突發狀況，但薪資卻只有正式員工的60%。”

更隱蔽的是精神層面的壓迫：領導通過頻繁否定、過度批評來打擊新人自信，迫使他們主動離職以便招聘更“聽話”的“試用期員工”——永遠有人干活，永遠不用給正式待遇。

這種對“新手”的隱秘剝削，本質上是利用信息不對稱和權力不對等。年輕人容易被剝削，恰恰因為他們年輕。

無論是17歲的職高生還是22歲的本科生，剛進入某個系統時都是最脆弱的。他們不知道規則是可以質疑的，不知道“大家都這樣”不等于“這樣是對的”，更不知道每張寫著“自愿”的表格背后都可能有陷阱。

他們之所以淪為被剝削的對象，真實困境與職高生一脈相承——話語權的缺失、維權意識的薄弱，再加上深刻的就業焦慮，讓他們即便遭遇不公，也只能選擇沉默隱忍，不敢輕易反抗，生怕失去來之不易的工作機會。

這些年輕的生命，這些破碎的青春，背后折射出的，是職場新人實習領域的亂象叢生，更是權益被肆意踐踏的殘酷現實。

我們能做些什么？

《下一個素熙》的結 尾，女警官堅持要 查清真相，盡管所有人都覺得“沒必要”。

她最后站在素熙跳下去的河邊，雪花落在她的肩頭。 那個畫面讓人想到，也許改變就是從“看見”開始的。看見那些不被看見的群體，看見那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不公，看見那個在流水線上、在寫字樓里、在深夜的出租屋里，快要撐不下去的年輕人。

2023年，韓國通過了《職業教育培訓促進法》禁止對職業高中實習生進行強制勞動、暴力、剝削和職場欺凌，因為本片而冠名“下一個素熙”法案。

這就是電影想表達的，先看見，才有力量。

這力量還將不斷傳遞下去，讓更多的人終于拾起在害死素熙的社會上繼續活下去的勇敢，一種不去死的勇敢。

作為家長，我們能為孩子做些什么呢？

首先，別把實習當成“學校的事”。

無論是職高還是大學，當孩子說要去實習時，問清楚三個問題：具體做什么工作？每天工作幾小時？有沒有書面協議？如果可能，去看看那個實習場所，不是去檢查，是去感受——那里的空氣讓人舒服嗎？那里的人看起來有尊嚴嗎？

其次，警惕那些“不去就不給畢業證”的威脅。

教育部明確規定，學校不得強 制學生到特定單位實習。如果孩子遭遇這種情況，保留證據，向當地教育部門投訴。這不是小題大做，這是在捍衛孩子作為人的基本權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告訴孩子：你的健康和安全，比任何一張證書都重要。

如果一份工作讓你每天工作12小時，讓你身體疼痛，讓你睡不著覺，讓你想從樓上跳下去——那不是你的錯，那是這份工作的問題，果斷離開。離開并不可恥，活著才有未來。

我們的孩子，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素熙”？答案不在電影里，在我們每天的選擇里。

但愿我們都能成為那個阻止悲劇重演的人，用愛與責任為孩子們撐起一片晴朗的天空。

畢竟，每個生命都值得被溫柔以待，每個夢想都應該有綻放的機會。

-每日教育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