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尉出品、必屬精品!
本文來自于公眾號《校尉講武堂》
壹:再解國運
看到今天的伊朗,校尉就總是想起在國運系列《國運的抉擇:從大國博弈的角度解讀朝鮮戰爭》中寫的那句點題之言:一線生機,終歸是殺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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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現在面臨的處境,比起當年的新中國來,還要兇險無數倍。
因為不管是國家體量還是民心士氣,不管是戰略決策還是士兵素質,不管是內部團結還是外部環境,包括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今天的伊朗,都無法跟當時的中國比。
即便如此,當年中國下定決心出兵朝鮮,也需要極大的戰略勇氣。
從這個角度理解,伊朗決策層不愿與美軍正面抗衡,也屬于人之常情。
問題在于,即便你愿意妥協,不代表美國會輕輕放過。
當年老人家力排眾議做出出兵的決定,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看透了美國人遇強則弱、遇弱則強的強盜本性。
——越是不想與美國大打出手,就越是要堅決把美國人剛剛伸出的黑手打痛、打斷!
直到今天,美國發動了金融戰、貿易戰、輿論戰、關稅戰等除了熱戰以外幾乎所有的戰爭形態來對付中國,卻終歸不敢啟動熱戰,在很大程度上,這依然是來自于抗美援朝的和平紅利。
就跟新中國通過抗美援朝站穩腳跟、贏得國家尊嚴、贏得和平發展機遇一樣,伊朗的發展空間、伊朗的和平穩定,也只能通過戰場搏殺去爭取。
這個代價,曾經的伊朗人沒有付出,所以落到了今天的伊朗人頭上,如果今天的伊朗人也不肯付出,將來的伊朗人就勢必要加倍付出。
正如我們英勇的父輩所言:這場仗如果我們不打,就是我們的下一代要打!
和平也罷、生路也罷,不可能指望敵人恩賜,而只能從敵人手中硬生生打出來。
所謂國運,絕非虛無縹緲的運氣,而是歷代先民用鮮血抗爭出來的發展機遇——中國人的崇祖文化,就來自于代代相傳的家國情懷與自我犧牲。
從走出天府之國大后方踏上抗日前線的川軍,到跨過鴨綠江國門踏入朝鮮戰場的志愿軍,支撐他們的,正是這種源自東方文化基因的民族精神,這也是中華文明之外所有宗教文明難以企及的人類文明精神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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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桿子里面不僅出政權,槍桿子里面還出國家地位與民族尊嚴。
今天我們所擁有的一切,包括校尉坐在書桌前縱覽伊朗風云的平靜與超脫,都來自父輩的抗爭與犧牲所凝聚形成的國運。
不管是大國還是小國、不管是強國還是弱國,要想堅持獨立自主的地位,要想保持最基本的尊嚴,要想贏得和平發展的機會,要想把握自己國家的命運,都必須通過血與火的考驗。
貳:伊朗的宿命
歷史發文中說過很多次,伊朗最大的問題,就是內部存在嚴重且僵持的結構性矛盾,以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城市白領為主的世俗化力量親西方,以教士階層、底層貧民、農民為主的保守力量反西方。
但伊朗革命是以示威游行的方式完成的,暴力的成分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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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革命游行
包括大學生對美國大使館的占領,雖然掀起了政治、外交上的革命高潮,但并沒有造成任何直接傷亡。反而是在后來的援救行動中,美軍直升機與運輸機相撞導致9人死亡,其中還有1名事故現場附近的伊朗平民。
唯一稱得上軍事沖突的,只有1979年2月發生的德黑蘭起義。伊朗政府軍與革命武裝配合發動起義,遭到皇室衛隊的鎮壓,雙方爆發了激烈的戰斗,死亡人數超過一千人。
校尉并非狂熱的好戰分子,但從人類歷史來看,大亂之后才有大治,因為只有通過激烈的戰火考驗,新生的政權才能建立絕對的權威,才有機會完成對舊體制的清理,徹底重構國家治理體系。
老人家說,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建設新世界的基本前提,就是徹底破壞舊世界。
面對美國、以色列的遏制、打壓甚至是無底線、無下限的軍事挑釁、無恥暗殺,為什么哈梅內伊難以發起強硬的反擊,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軍事強人才有的絕對權威,無法壓制內部的結構性矛盾,將整個國家擰成一股合力。
這與其說是慫,不如說是一種現實的無奈。
大人物被神化的程度,與距離成正比。
在外人看來、在底層信眾看來,作為最高宗教領袖的哈梅內伊乃是真主的代言人,具有絕對的權威,但在伊朗高層尤其是高級教士集團與文官體系之間,哈梅內伊只是一個艱難的裱糊匠。
包括在教士集團內部,哈梅內伊也絕非一言九鼎的獨裁者,而更多地是一個利益平衡者——伊朗以專家會議和憲法監護委員會為核心的神權政體,其實更像高級教士共和制,最高宗教領袖的權威,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個人威望而非單純的制度設計。
哈梅內伊的個人威望遠不如霍梅尼,因此,他在強化革命衛隊控制權的同時,又不得不向教士集團和政府官員做出更多的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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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與哈梅內伊
這也是人類歷史上的常態,除了開國之君,尤其是通過軍事手段完成國家重建的開國之君,后面的繼任者,個人權威必然下降。
尤其是在伊朗特殊的政治體制下,從霍梅尼開始,最高宗教領袖看似地位超然,實際卻只能小心翼翼地維持親西方的世俗化力量與反美的宗教力量之間的平衡。
革命不徹底,等于徹底不革命。
以游行示威方式贏得政權的霍梅尼,與用非暴力不合作方式贏得政權的甘地高度類似,都缺乏徹底清理舊政權、舊勢力的天然權威與歷史機遇。
同樣是深受宗教影響的國家,長期與古代波斯競爭的土耳其人,在軍事強人凱末爾的引領下,卻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當然,宗教的力量是如此強大,隨著凱末爾逝去,土耳其的宗教力量重新抬頭,尤其是在埃爾多安任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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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己與凱末爾并列,顯示了埃爾多安的野心
但我們也必須承認,凱末爾建立起來的世俗化趨勢,依然是埃爾多安最大的阻力,依然艱難地維持著土耳其的世俗化社會氛圍。
反過來看,在伊朗推行世俗化改革的禮薩?汗,也只是通過順利的軍事政變而非激烈的戰爭上臺,同樣缺乏完全壓制宗教勢力的絕對權威。
由于缺乏絕對權威,禮薩?汗及其兒子巴列維的世俗化改革,最終引發宗教力量的反噬。
同理,霍梅尼及其繼任者哈梅內伊執掌的神權政體,同樣缺乏絕對權威,只能通過不斷地妥協勉強維持政權穩定,但在長期遭受美國制裁導致經濟不斷衰退的大背景下,最終引發世俗化力量的反噬。
歷史雖然不會簡單地重復,但歷史的輪回到處可見。
要想打破這種宿命般的輪回,伊朗唯一的出路,就是堅持跟美國、以色列打下去。
只有誕生于戰火之中的領導人,才能建立絕對的權威,進而按照自己的理想,對伊朗進行全新的制度設計。
否則的話,伊朗必然還會保持原來的歷史慣性,在世俗化與神權之中進行無意義的內耗。
除了自身打破歷史慣性的客觀需求,就目前的內、外部環境而言,以斗爭求和平也是伊朗唯一的出路。
叁:以身入局,才能勝天半子
客觀分析,今天伊朗所面臨的,幾乎就是一局必死的殘棋。
首先,伊朗已經成為二猶(猶太國+猶撒國)的眼中釘、肉中刺。
這種矛盾,摻雜著復雜的歷史恩怨、宗教分歧、國家利益,以及大國博弈背景下的地緣政治沖突,甚至還與二猶國家領導人的政治前途綁定,至少在當前歷史階段,是無法化解、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
以色列不必多說,簡要說說美國。
如果說在懂王第二任期之前,美國雖然將伊朗定位為推行大陸制衡策略、加強對中東控制的道具國,但還保持著幾分理性,但從懂王忍受不住誘惑對伊朗大打出手,甚至炸死了哈梅內伊之后,兩國矛盾已經無法化解。
這個死局,伊朗不可能退讓,即便退讓,二猶也不放心。
大恩如仇、大仇就是更大的仇,不把自己狠狠加害過的人搞死,兇手將永遠活在恐懼之中。
其次,伊朗的外部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霍梅尼時代的伊朗,雖然也高調反美,但在美蘇爭霸的大背景下,伊朗還有折沖樽俎的戰略回旋空間。在蘇聯的牽制下,為了維持全球戰略平衡,美國人也很難下決心對付伊朗。
可到今天,不僅美國變了,美國的對手也變了。
懂王執政下的美國,正在釋放自我的道路上狂奔,已經喪失了戰略決策所必須的客觀理性。
外界普遍質疑,美軍參戰,一方面是懂王面臨中期選舉壓力,需要轉移國內壓力、需要制造新的神跡,另一方面則是受到了小內內的蠱惑——男人嘛,可以理解。
原來制衡美國的蘇聯已經隨風而逝,俄羅斯陷入東烏戰場,既沒有心思更沒有力量管伊朗。
至于中國,一來在中東的根基尚淺,二來伊朗最近十來年的反復橫跳,尤其是本輪中東打以后半程的各種騷操作,也錯失了與中國建立戰略互信的機遇。
人無信不立,國家同樣如此。
所謂自助者天助之,面對困境的時候,自己都不愿努力,別人又怎么可能冒著風險白白付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上甘嶺,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上甘嶺!
伊朗人的上甘嶺,只能伊朗人自己打下來。
蘇聯大舉援華,也是志愿軍在朝鮮半島打開局面之后。
伊朗要想贏得足夠的外部支持,必須自己先硬起來,必須先在戰場上打出統戰價值。
身為棋子,就要有棋子的自覺,只有以身入局,才能勝天半子。
只要伊朗堅持打下去,窮途末路的以色列、色厲內荏的美國,都會逐漸暴露其虛弱的本質。
而二猶表現得越虛弱,伊朗就能贏得更多的外部支持。
第三,伊朗自身的需要。
前面說了,伊朗最大的問題,就是親西方的世俗化力量與保守的宗教力量之間的結構性矛盾。
這種結構性矛盾,是在漫長的歷史周期中形成的,需要特定的歷史機遇才能打破。
以最高宗教領袖殉道為標志的亡國危機,正是伊朗重新整合的絕佳機遇。
這條道路非常艱難,甚至可以說是希望渺茫,但并非毫無希望。
百余年前,在滿清愚民、列強入侵、日本侵華、軍閥混戰的末世景象中,我們的父輩同樣看不清前面的道路,但他們一直在拼命抗爭。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
在歷史的迷霧中、在敵人的陷阱中,任何一條希望之路,都是一步一步頂著敵人的刺刀走出來的。
沒有這種犧牲的勇氣,就不可能走出新的道路。
雖然對于伊朗的表現,校尉也有各種遺憾與不滿,但對于這個信史傳承僅次于中國、歷史文化同樣輝煌的古老國度、古老民族,校尉一直希望,他能結合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宗教盛行的中東,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道路。
中東的宗教世俗化,除了正在加速走向民粹主義、走向宗教復辟的西式民主,應該還有其他方式。
結語:
文明是一個宏大的話題。
作為國家,波斯曾經先后被馬其頓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阿富汗人、歐洲人征服。
作為文明,波斯被伊斯蘭文化徹底打斷。
但作為民族,波斯人與中國人一樣源遠流長,創造了能夠與中國媲美的古文明,同時擁有中國之外第二部最為可靠、最為長遠的信史紀錄。
盡管他們的信史存在諸多斷層,但他們依然創造了人類文明史上唯二的信史——有這一條,就足以自傲于人類文明。
這樣一個古老的民族,不應該被永遠束縛在宗教的泥潭中。
當然,伊朗的路怎么走,還得伊朗人自己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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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階段,伊朗需要一個勇氣與蘇萊曼尼匹敵,但政治智慧又要遠遠超出蘇萊曼尼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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