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和伊朗的石油外交

伊朗和委內瑞拉在歷史上的聯系遠早于聯合對抗美國，可以追溯到 1960年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成立的時候。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兩國在該組織內部立場一致，主張維持較高油價，與由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聯酋領導的“低油價派”相對立。

由于委內瑞拉是目前唯一的拉丁美洲OPEC成員國（厄瓜多爾已于2020年退出），人們有時會把OPEC看成是一個中東石油卡特爾，只是“順便邀請了委內瑞拉”。實際上恰恰相反。委內瑞拉才是這一項目的發起者：早在1949年，它就向海灣產油國派出代表團討論協調問題，并在1960年成為創始成員之一。

據說伊朗摩薩臺失敗的石油國有化運動對委內瑞拉產生了巨大影響。委內瑞拉著名外交家佩雷斯·阿方索表示，這是創建歐佩克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堅信，為了生存，石油輸出國需要團結起來，并保持相互之間的不斷溝通。

正是委內瑞拉的推動，使OPEC最初把總部設在日內瓦而不是中東；1965年總部才遷至維也納。諷刺的是，大約十年后，委內瑞拉恐怖分子“豺狼卡洛斯”在維也納劫持了11個成員國的石油部長。

早在委內瑞拉的查韋斯統治和伊朗的伊斯蘭共和國建立之前，兩國就有一個共同的核心利益：維持較高的石油價格。兩國都特別依賴石油收入來支撐政府預算和社會福利，這種依賴程度甚至超過沙特等國家。像沙特這樣的國家可以在較長時間內承受較低油價，而不會面臨同樣的國內財政壓力，同時它們也更長期地考慮到消費者在面對高油價時可能轉向其他能源。

兩國都從1973—1974年的油價暴漲中受益，不過方式不同。石油禁運是阿拉伯成員國為回應美國和歐洲在1973年戰爭中支持以色列而作出的決定。當時由巴列維國王統治的伊朗是美國盟友，并沒有加入禁運，反而提高了產量以填補缺口。但所有OPEC成員都從高油價中獲利，此后伊朗和委內瑞拉一直推動維持高油價。

這種依賴在1998年查韋斯當選后變得尤為明顯。當時全球油價因供應過剩以及亞洲金融危機導致需求下降而跌至每桶約10美元。查韋斯執政時的委內瑞拉正面臨財政危機，因此恢復OPEC的減產紀律成為他擴大社會項目政治計劃的重要部分。

1999年至2000年間，查韋斯訪問了所有OPEC成員國，成為首位這樣做的在任國家元首，并游說各國減產。結果確實奏效，油價開始回升。2000年9月，他在加拉加斯主持了第二次OPEC峰會（自1975年以來的第一次），進一步鞏固了委內瑞拉在該組織中的核心地位。

當艾哈邁迪內賈德在2005年成為伊朗總統后，委內瑞拉與伊朗的關系開始變得公開政治化并帶有明確的反美色彩。他與查韋斯建立了密切的個人關系，互訪頻繁，并簽署了一系列雙邊協議。兩人都把石油財富視為國家主權的工具和反帝國主義抵抗的武器。他們還在OPEC內部協調，維持能夠資助各自社會項目的油價底線，而這些項目在兩國政權日益*專*制的背景下，是維持國內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當馬杜羅繼承總統職位并嚴重管理不善委內瑞拉石油產業后，兩國關系逐漸從意識形態合作轉向實際運作層面的合作。當時委內瑞拉的產量從2000年代初的每日約300萬桶暴跌至不足70萬桶。雖然美國制裁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更主要原因是PDVSA在查韋斯和馬杜羅時期出現的制度性腐敗和機構崩潰。

這時伊朗成為了關鍵的生命線。2020年，伊朗向委內瑞拉派遣油輪——當時委內瑞拉甚至無法煉制足夠的燃料供國內使用。伊朗還派遣技術人員重啟停產的煉油廠。雙方以食品和消費品交換黃金和折價原油，這些貿易安排都刻意避開美國金融體系。

因此，最初在石油價格卡特爾中的協調合作，逐漸演變成了一種規避制裁的實際合作模式：例如海上船對船石油轉運以隱藏目的地、使用加密貨幣、黃金結算等。兩國實際上建立了一套繞過美國制裁的運作模式，后來其他受到美國制裁的國家也開始效仿。

這或許也算寇準同時打擊兩國的更直接原因。委內瑞拉和伊朗不僅僅是意識形態上的“麻煩制造者”，它們還在實踐一種削弱美國制裁體系的運作模式。與任何反帝國主義言論相比，這種威脅更加具體，也有助于解釋為什么針對兩國的行動在時間上并非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