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主席接見周小舟，閑聊中，毛主席：我喜歡黃克誠的儉樸

抵達省委機關已是傍晚，門口燈泡昏黃。黃克誠看見桌上擺著熱水瓶和兩盤點心，當即要求記錄支出，“省里湊合吃，我來了不許加菜。”值班干部以為客套，第二天發現機關食堂不僅取消了新菜，連招待煙酒也被停發，才明白這位書記來真的。

黃克誠的儉樸并非突然出現。時間往前推到1941年，阜寧。三師缺糧少肥，敵偽封鎖加上天災，上萬官兵和百姓面臨斷炊。黃克誠會議上只說一句：“自己動手。”會后他摸黑背糞簍下田，一圈撿滿人畜肥。貧農張學成追出來嚷嚷：“師長，這活該我們干。”黃克誠只是笑，“多拾糞多打糧，誰規定軍人不能背糞？”一句話傳遍蘇北，士兵端著槍、挎著糞兜滿田跑，半年后部隊伙食里出現了番茄和玉米，附近鄉親也分得蔬菜種子。

那年他還動刀裁軍裝：翻領改直領、寬褲腿收緊、軍帽抽掉圍圈。單件衣料節省半尺，加起來相當于給全師多做兩萬套軍褲。劉少奇稱他“經濟學家”，周恩來更是說：“給他一萬塊，能當十萬用。”

抗戰勝利后，他在天津接管軍管會，只帶了八十多人。天津碼頭堆滿戰時殘破機器，他讓工人拆零件修軌道，市面一天見效；棉紗緊缺，他從倉庫里翻出舊被面，“洗凈拆線再紡，頂半個紡織廠。”建國初天津能在最短時間恢復商業航運，與這股節約勁分不開。

1956年4月，廣州東山賓館燈光通明，毛主席接見來京匯報工作的周小舟。寒暄后主席忽然聊起老同鄉：“湖南過去能騰出錢辦織布廠，全仗黃克誠把日子過細。”短暫停頓，他接著笑說一句，“我就喜歡黃克誠的儉樸。”周小舟點頭，現場氣氛頗為輕松。

事實上，黃克誠離開湖南前把省財政擠出的余款投向湘江機械、株洲電力等項目，工業底子薄的湘省因此多了幾臺關鍵設備。后來有人統計，省委機關三年節約經費折合五百多萬元，不少急需的廠礦靠這筆錢鋪設車間。

1952年底，他調任總參副總長分管后勤，再一次從查帳本開始。北京西郊某倉庫堆積大批進口藥品，其中有價格昂貴的青霉素粉針。黃克誠發現部分即將過期，立刻批示：能下部隊就下部隊，不能用就交換必需物資，絕不眼睜睜浪費。兩個月后，軍醫報告：前線防疫藥源緊張問題緩解。毛主席在文件旁邊批了五個字：“后勤有起色。”

進入七十年代，黃克誠因身體原因在南池子平房靜養。院子建于1949年，木梁腐朽，逢雨必漏。工作人員三次申請大修他都否決，“別學地主修園子，補幾塊瓦就行。”一次，梁木脫落險些砸到他，外人勸遷居，他仍堅持：“我搬走，別人來這兒還是吵。房子別折騰。”后勤部門想偷著給屋頂加固，被他發現，當場叫停。

冬季取暖更讓人犯愁。舊蒸汽暖氣不足，醫院提出改裝新管道需三萬元。黃克誠碰杖頓地：“三萬能買多少書本，別拿公家錢給我取暖。”改造方案被迫作罷，他戴棉帽裹軍大衣過了整個冬天。

1986年盛夏，他已頻繁住院。醫生換上進口藥，他默默看了半天，囑咐護士退回。“我八十多的人，能活到今天賺的夠多，把藥留給年輕傷員吧。”醫護無奈，只能改用國產替代。他念念不忘的，仍是節約兩字。

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黃克誠在親屬陪伴下平靜離去。整理遺物時，家人只找到幾件補丁累累的舊軍裝、一摞閱讀摘記和一本寫得密密麻麻的賬本。賬本最后一行停在“節余三元二角”，數字右側空白，一如他留給后人的背影——簡單、堅硬，卻鐫刻著那個年代的信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