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亞軍：經濟學人的精神標高與學派傳承——寫在《厲以寧學術精要與方法評述》出版之際

厲先生過世后，作為追隨他三十多年的入室弟子，又與他同在光華管理學院共事三十余年的經濟管理學人，我屢屢憶及往事，常翻舊著新作而沉思。這些舊著新作包括《論加爾布雷斯的制度經濟學說》 (1979)、 《關于經濟問題的通信》 (1984)、 《體制·目標·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 (1986)、 《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 (1991)、 《厲以寧經濟史論文選》 (2013)、 《文化經濟學》 (2018)、 《厲以寧詩詞全集》 (2018)、 《厲以寧學術自傳》 (2020)等。在閱讀和撰寫回憶文章的過程中，我對厲先生的經濟學說和思想體系有了更全面的認識，對厲先生的經濟哲學和方法論有了更深的體悟，也更深切地感受到他作為北大經濟學人典范的卓越學術精神。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厲先生的經濟學說、思想體系和方法論與人生境界是一座博大精深、取之不竭的寶庫，值得每一位立志在新時代推動中國經濟學與管理學創新的學者深入學習、體會、借鑒并弘揚。

一、探尋厲以寧經濟思想研究謎題

近年來在系統研讀厲以寧經濟思想的過程中，筆者頭腦里逐漸浮現出了厲以寧經濟思想研究的諸多謎題，茲舉其要者如下：

（一）為什么厲先生自認的學術代表作僅有三四本？

（二）為什么厲先生說中國經濟學的創新是一項集體的事業？

（三）為什么厲先生強調經濟學愛好者必須理論訓練、歷史訓練和統計訓練三者兼具？又為何說經濟學研究者要養成時代感、責任感和創新精神熔鑄為一體的“經濟學家”意識？

（四）厲先生為什么能在五十歲后迎來學術高產期，并持續至八十多歲，最終登上學術巔峰？

（五）為什么說厲先生的舊體格律詩詞創作推高了他經濟管理學術創新的境界？

（六）為什么說厲先生的經濟管理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時代化的范例之一，并在北大經管學科中承前啟后、自成一派？

要在此前言里系統而深入地回答上述六大謎題，眼下實難辦到：一則受篇幅限制，二則目前學界對厲先生核心思想——尤其其哲學和方法論——的梳理與研究還很不成熟與系統。

此處，筆者僅就一己之見，對謎題一、謎題六給出粗線條提示，權作拋磚，謹待方家指正。

謎題一，為什么厲先生自認的學術代表作僅有三四本？

對這一謎題的回答關乎厲先生如何評估自己在經濟思想學說史中的貢獻。在2018年出版的《文化經濟學》的后記中，厲先生寫道：

不久以前，曾經有一些學生問我： “在您已經出版的若干部著作中，能告訴我們哪三本書是您認為最能反映自己學術觀點的代表作？”我的回答是下述三本：

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 (經濟日報出版社1990年版，廣東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版)；二、 《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2010年修訂版；三、 《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擺在廣大讀者面前的這本《文化經濟學》……可以列入我的另一本代表作。

由此可見，被厲先生認可的“代表作”僅上述四部。筆者認為這反映了厲先生在衡量自己著作價值的時候采用的是世界級標準：唯有在經濟理論、經濟學說史、經濟史三大領域作出歷史性、原創性貢獻的著作，才值得留存。其中：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為中國經濟股份制改革和中國經濟轉型發展等改革方案奠定理論基礎，代表了厲先生在中國經濟理論方面的獨特創新性貢獻。

《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把倫理道德界定為“第三只手”，是超越斯密“看不見的手”與凱恩斯“看得見的手”的一種基礎性力量，形成“道是無形卻有形，道是有形卻無形”的調節力量，代表了厲先生在世界經濟思想史上的重要創見。

《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是從制度與結構分析角度提出的資本主義體制變革與演進的新觀點和新解釋，是厲先生在世界經濟史領域針對人類經濟發展重大理論問題的創新探索。

《文化經濟學》系統分析了人類歷史發展中文化與經濟的相互影響及其互動關系，同時把他的很多重要經濟學觀點和經濟理論上升到經濟哲學和民族文化及人類文明的新高度，體現了他自己的經濟學思想與學術的最高峰。

聯系斯密臨終要求后人僅保留自己《國富論》、《道德情操論》兩本著作的軼事，筆者傾向于認為厲先生是以世界學術史上重要經濟學家的貢獻或學術標準裁量己作，因此才有學術代表作僅三四部的說法。實際上，厲先生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明確提出“經濟學創新要有拓荒精神”和“經濟學研究者要有‘經濟學家’意識”的觀點——顯然，這把“尺子”，他不僅用來丈量前人，也用來丈量自己。

謎題六，為什么說厲先生的經濟管理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時代化的范例之一，并在北大經管學科中承前啟后、自成一派？

這個謎題需在北大經濟學科百年譜系與改革開放后以厲先生為核心的北大經濟學者成長史雙重脈絡中求解。筆者提供三條簡要線索：

一、20世紀50—70年代，厲先生先后承繼陳岱孫、趙迺摶(世界經濟學說)，陳振漢、羅志如(中外經濟史)，周炳琳、張友仁(經濟理論)六位前輩的學脈，使其經濟學思想得以豐富和發展，形成博采中西、史論結合、論從史出的方法論品格。溯其源，筆者認為1919年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已開“史論見長”之風，這部著作既播馬克思主義之星火，亦奠北大經濟思想史評述的優良傳統。

二、20世紀80和90年代，以厲先生為核心的北大經濟管理學者群體，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唯物辯證法的指導下，結合中國經濟實踐和經濟改革發展需要，引入比較制度分析，創新性地發展出“經濟體制—發展目標—人的全面發展”逐級遞升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與國民經濟管理學構想，突出產權與制度，直接推動了中國企業產權改革、資本市場發展與城鄉二元體制改革等經濟改革實踐。

三、環繞厲先生，曹鳳岐、張國有、劉偉、平新喬、朱善利、于鴻君、周黎安、王曙光等一批優秀的北大經濟管理學者，以產權和制度改革為重點、以改造和優化宏微觀資源配置和促進市場經濟轉型發展為目標，提出了一系列影響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宏微觀改革方案或學術主張。以曹鳳岐教授為例，除了與厲先生合寫著作推介股份制，還在《北京大學學報(社科版)》發表了“十論股份制”系列學術文章，將股份制改革、公司治理、金融與資本市場發展等重要領域的研究引向深入。新一代北大經管學人亦在中國特色宏觀經濟學理論、政府作用、產業政策等方面展開了新的探索，提出“混合狀態經濟學理論” (于鴻君)、 “官場＋市場”政經互動理論(周黎安)等新理論，延續并光大著北大優良的學術傳統。

二、學習和借鑒厲以寧經濟學方法論精髓及學術創新精神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堅持“實踐出真知”“在實踐中發展中國特色經濟學”，即“實踐為本、論從史出”，是厲先生經濟學方法論的底色。循此馬克思主義根本方法論，86歲高齡的他在《人民日報》理論版撰文，系統探討了“中國特色經濟學”的特色在哪里，它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等根本性問題，并給出改革開放以來該學說演進的基本線索：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奠定中國特色經濟學的實踐底色

建立經濟特區：為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打開突破口

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理論豐富和發展起來

從林權改革到農村土地確權：中國特色產權理論建立

農村新氣象和農民創業熱：為人力資源理論增添新內容

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孕育出中國特色城鎮化理論

精準扶貧：中國特色經濟學要關注并推動實現共同富裕

經濟新常態和轉變發展方式：開啟中國特色經濟學創新空間

厲先生在這篇文章中深刻指出：改革發展的實踐不僅從中國國情出發提出了一個又一個新課題，而且不斷對經濟學研究進行檢驗。沒有改革發展的偉大實踐，我們能學到這樣豐富的經濟學說嗎？中國特色經濟學能取得這些偉大的成就嗎？由此，厲先生堅定地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科學，它不會止步于任何一個階段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者也不可能自稱已到達經濟理論的終點。中國特色經濟學的建設和發展，足以證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具有無限生命力，它會繼續指導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繼續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在中國發展創新的重大成果，生動鮮活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踐是其發展基礎和創新源泉。中國特色經濟學必將繼續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壯大而茁壯成長、開枝散葉。

“篤學、博采、實踐、創新”是厲先生學術精神的主要內涵，“獨立思考、拓荒進取”則是其學術創新精神的核心意蘊。1955年，他自北大經濟系畢業，賦七絕《大學畢業自勉》： “溪水清清下石溝，千彎百折不回頭。一生治學當如此，只計耕耘莫問收。”前兩句寫盡青年厲以寧矢志不渝的篤學之志。1985年，治學三十載、已初步構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雛形之際，他將此詩擴展為新詞《鷓鴣天》： “溪水清清下石溝，千彎百折不回頭，兼容并蓄終寬闊，若谷虛懷魚自游。心寂寂，念休休，沉沙無意卻成洲。一生治學當如此，只計耕耘莫問收。”新增的“兼容”一聯，正是其“博采”學術精神的生動寫照。

厲以寧學術研究的“實踐”精神，首先體現在研究議題始終從中國改革實踐中提煉；其次，他把觀點與政策建議交還實踐檢驗，在修正中完善，并持續放大對中國經濟社會的影響力。這既是受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影響，也源于20世紀60、70年代經濟和社會所經歷的波折給予他的切身體悟，更因改革開放的時代需求所驅動。毋庸諱言，它還與北大經濟學“經世濟用”“史論見長”的傳統一脈相承。

創新，是厲先生學術生命的內核，也是其思想長青的密碼。其創新軌跡清晰可辨：20世紀80年代中期，思索經濟學使命，建構新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90年代，倡導股份制改革與經濟轉型發展道路；21世紀初，闡釋倫理與道德這“第三只手”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10年代，創建文化經濟學的經濟哲學體系；2018年后，更呼吁以“社會現實人”假定重寫中國經濟學與管理學。諸般“拓荒”，使他的學術之樹歷冬猶翠。

厲先生學術創新精神的核心，在于獨立思考、拓荒進取。1989年，他在《江蘇社會科學》發表《經濟學創新需要有拓荒精神》，把自改革開放伊始便奔走呼號的主張凝為文字，并在《關于經濟問題的通信》中詳加闡發：

不進行獨立思考的經濟學工作者可能永遠發現不了客觀經濟生活中存在的問題，更可能的是，他永遠提不出對于所發現問題的新解釋，所以可以斷言，一個不勤于獨立思考和不善于獨立思考的經濟學工作者是缺乏拓荒能力的經濟學工作者，他至多只能重復前人說過的東西，跟著前人一步一步緩慢地移動，他不可能有所創新，有所突破。我希望新一代的中國經濟學家中，將來涌現出較多的經濟學拓荒者，他們能提出新觀點，建立新體系，開辟新領域，發展新的分支學科，走出一條經濟學研究的新路！

在全球化數智經濟與新科技革命交匯、 “東升西降”格局凸顯、中國式現代化實踐蓬勃展開的時代關口，厲先生“篤學、博采、實踐、創新”的學術精神、特別是“獨立思考、拓荒進取”的學術創新核心意蘊，無疑是值得我們新一代經濟學者和管理學者學習和借鑒的寶貴精神遺產。

三、 本書的編寫思路與邏輯架構

為系統呈現厲先生的學術思想精要與方法特征，本書匯編“思想與方法總論” (上篇)、 “經典著作述評” (中篇)、 “境界與文化闡釋” (下篇)三部分共十六篇文章，全面展示厲先生主要經濟學術思想、方法創新、代表著作及背后的文化境界。

上篇“思想與方法總論”收錄四文：于鴻君和尹俊綜合來講厲先生的學說概述、研究范式與方法啟示，王曙光評述其經濟學思想，平新喬細數其經濟學術貢獻，武亞軍則偏重其方法論與學術精神。四文作者均長期求學、執教于北大，并多年追隨于厲先生，深悉其思想和方法特質，執筆介紹厲先生學術思想和方法精髓，尤為允當。

中篇“經典著作評述”匯輯數十位知名學者對厲先生代表性論著的研讀與評介，涵蓋《體制·目標·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 《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 《工業化與制度調整——西歐經濟史研究》 《文化經濟學》 《環境經濟學》 《轉型發展理論》 《經濟低碳化》等。所收文章，或系原著問世之際的應時之作，或為近年北大學者重讀舊著的新撰，充分展現了厲以寧學術經典的原創性、時代貢獻和感染力。

下篇“境界與文化闡釋”收文四篇，分別從改革先鋒、先憂天下(鮑壽柏)，心系民生、家國情懷(劉煥性)，中國道路、走向國際(車耳)和詩意人生、文化升華(陳友康)四個面向，闡釋厲先生的宏大家國情懷、遠大學術志向、中西融貫創新和人生審美境界。四文并置，既溯源厲先生學術品格的傳統文化基因，又揭示其宏闊情懷與中西融貫的創新底氣，足為后來者弘揚厲以寧學術創新精神不可或缺的動力與催化劑。

附錄作為全書延伸，分三部分呈現。一是晚年時評三篇，選自《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理論版：兩篇針砭學界方法與思想路線傾向之弊，一篇闡揚中國特色經濟學建設正途。言辭懇切，盡顯一位具有家國情懷、追求真理和擁有堅定信仰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拳拳之心和深邃智慧，值得我們用心體會。二是一篇追念長文，即1997年厲先生悼念陳岱孫先生之作，贊頌了陳先生卓越學術貢獻、育人之德與求真務實的學術精神，并申明自身承繼北大“經世濟民、史論見長”傳統之志，可供后學鏡鑒。三是學術格律詩詞二十首。它們濃縮了厲先生七十余年的學術熱愛、治學境界與情感世界，是厲氏學問四境界的完美表達和生動呈現。綴于卷末，愿與中國大地上一切以學術為志業的學者共勉——力所不逮，而心向往之。

一切過往，皆為序章，所有未來，皆是可期。

《厲以寧學術精要與方法評述》武亞軍 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