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都讓機器洗了，那人要干什么呢？”

（題圖：技術和商業邏輯不解決根本問題，在加速時代，人的自我越發需要簡潔有序的安放形式，Piergiorgio Branzi，1995）

前些日子讀到張向榮老師的文，很有趣。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誰，沒關系，他是一個寫歷史的前銀行人。他寫的《祥瑞》，。不過，這不是重點。

最近些年，一直有出版業的朋友跟我抱怨說，出版業的寒意總是新年賽舊年，而對于銀行人來說，能夠離開一個穩定的收入渠道，而去斷然擁抱一個出版和閱讀的寒冬，總是需要勇氣的事情。而同時，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銀行里面其實出了不少作家。光我能記得的，23年拿了雨果獎的海漄是，作為“東北文藝復興”旗手的雙雪濤也是。

其中成因倒是不難理解：金融是整個社會中思想最活躍的部分之一，但銀行卻是金融體系里“最滯重”的一部分，做過的人都知道，這二者間的割裂感是很深的。尤其在今天，銀行更是一個現代人類“腹背受敵”的困境的典型縮影：一方面，AGI在后面快速地追趕你，金融市場的焦慮第一時間就能找上你；但另一方面，你所體驗的人類的生產組織方式則仍是階層的、臃腫的、反效率的。而這兩方面會共同剝奪你的意義感：一方面，很多事情讓人感到“這到底有什么意義？！”，但另一方面也讓人感到“算了，都沒意義了。”

你看，人就是這樣一種追求著“意義”的動物。意義這個詞說來很終極，但我們終其一生是否能找到一種普世的意義？是否能有永恒的一處用以放置靈魂？我對此深表懷疑。所謂“文章憎命達”，以這樣的“意義困境”誕生出文章、將文字作為個人的“此心安處”，倒是理所當然的了。至于賺不賺錢，那都是其次的其次。

作家的耳與目總有一種對時代的高度敏感，有時候這就成了負擔。村上春樹在寫《挪威的森林》時，為了躲開日本國內80年代的躁動不安，就特地前往了希臘呆了許久——想必這是一種不那么便宜的隱居。而方法可以因人而異。比如，我在張向榮的訪談里留意到一句：“我不喜歡電子產品和科技新事物，覺得太老登了”。我相信，這句話也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選擇。

這些年，我們已經習慣了技術高速發展下的社會氛圍，好奇心和技術主義越來越被當作了一種美德。但，“不喜歡新奇”難道錯了嗎？以至于，我們甚至要用“老登”這樣的詞匯，用來自嘲和提前自衛？

其實關于“新事物”的戰爭仍然在身邊未分勝負：我見到一邊是不少嚴于治學的朋友認為“AI不過是充滿幻覺的、膚淺的、投機取巧的工具”；而另一邊，也有很多朋友認為“AGI和超級個體的時代必將來臨，搶占生態位的戰爭已經開始”。若你問我，二者中誰更可能創造歷史，我傾向于后者。但它們創造的世界一定美好嗎？一定要強制所有人接受它們的審美、邏和道德嗎？我不這么想。

說實話，都不用預測AGI到來會是什么樣子，就看當下——太糟了。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自媒體。我經常一覺醒來，到一堆自媒體在鋪天蓋地地解說同樣的內容：昨天山姆·奧爾特曼又說了什么、谷歌又發布了什么、硅谷又又又炸裂了，我聽了一個太太太厲害的播客……其實不管山姆說了什么、播客說了什么，都不大重要，沒幾個人能揣著筆記本聽完，能不按加速鍵就不錯了。這些內容的核心不是內容，而是情緒，世界一日千里，專業術語漫天，解說和傳播“大神觀點”看似只是搬運，但實際上句句都指望戳在“普通人毫無護城河”的軟肋上，誰戳得重，誰就是注意力戰爭的贏家。比如最近幾天關于Moltbook的討論再次刷屏，有自媒體再度喟嘆道“人類只配圍觀！”——確實得承認，這個標題相當不錯。

普通人的危機是有了，但解法呢？會用AI，顯然已經不足以提供個人的庇護所了，大家更關注的是：如何用AI創造一種小可以養家糊口，大可以撐起一個產業經濟模式？

這個問題是流量帶來的，而流量本身也成為最受歡迎的答案。這是最顯眼的時代紅利，也最容易和AI組合到一起。哪怕是最狂熱的創新者也開始發現：技術導向終究面臨商業化應用的考驗。大洋彼岸的巨頭不能免俗：比如OpenAI最終給ChatGPT加上了廣告，兜兜轉轉還是復制了谷歌搜索引擎的路徑，流量的商業邏輯，讓守成者和挑戰者殊途同歸。而在大洋此岸，應用的“打法”總是更成熟一些，更路徑依賴一些。于是我們看到，原來推廣大模型，也可以復刻“紅包大戰”的方式。

巨頭況且如此，就別說那些依附于巨頭的平臺生態了。我們聽到很多關于個人應用AI創業的建議，例如：“未來就是一人公司的時代”、“人不需要做總寫作，而需要做總編輯”、“要拋出海量的不成熟的作品大膽測試”——作為商業邏輯倒是不錯的，確實，AI的短期紅利的最大化，就在于對渠道的飽和式攻擊。

這就是這個時代目前可見的解法，很商業。但商業化不會自動推動“人的危機”的解決。個人的回轉余地其實相當有限：或者不參與AI商業化的路徑；或者只能被效率追趕，成為低質的回聲機。大部分的選擇都會集中于后者，于是流量的問題，也歸結于流量。：AI不改變信息過剩和平庸這兩個事實，反倒很容易將它們放大。而以上二種選擇相比較，我其實相當尊敬那些和AI保持距離的人——他們在內心里有自己圓滿的生活和世界，并且盡可能地使它保持獨立。

為什么？因為我不相信效率和技術是人類問題的唯一維度，也不相信技術和商業精英是人類進步的終極推手。人的歷史是復雜的。

舉個更成熟的例子吧。比如，我們都承認洗衣機和洗碗機發明不僅是電氣革命的勝利，也有社會學上的意義：它們將人從家務中解放出來，有了更多精力投入職場，也可以賦予閑暇和消費。但就是這樣一種在物質和社會上都占盡好處的機器，我在把它們引入家庭的過程中，卻遇到了一些未曾設想、但實實在在的保留意見——我家的長輩開玩笑地說“碗都讓洗碗機洗了，那人要干什么呢？”

乍聽到這句話，我一愣：想干嘛就干嘛唄，看看電視，刷刷手機不好嗎？

但這種顯而易見的結論，并不會消除心里的膈應：難道長輩們缺的是那點時間看看電視、刷刷手機嗎？后來我漸漸理解理解，長輩們是通過對家庭的勞動和奉獻創造了家庭成員之間的連結、也創造了自身的錨點。他們對勞動被替代的膈應，和我們如今面對AI時的焦慮是共通的——這是主體性面對挑戰的擔憂。

有句話說得好：勞動是人主體性活動的基礎。以此推論：剝奪人勞動的權利，就是剝奪人的主體性。

在我們高喊著“早日退休”、崇尚著“財富自由”的年代，這聽起來是不是有些奇怪，像是PUA，但又莫名耳熟？這句話來自馬克思。他隨后的推論是：人的解放首先要完成勞動的解放，實現異化勞動、雇傭勞動向勞動本身的復歸，勞動將成為人自覺自愿的活動，是人的需要而非謀生的需要。

我小時候上政治課時，感到馬克思描繪的這般“解放”的愿景近乎不可思議，而成年以后，更覺其遙不可及。我確實沒有想到，是AI將這個問題帶到了眼前：一方面，是技術精英和商業頭腦們將邊疆不斷地外推，甚至開始渲染“生產力高度發達”、“智力的價值會最終歸零”的恐怖遠景；而另一方面，則是其余手無寸鐵的人類被不斷地邊緣化，甚至連勞動的資格都受到威脅。

我們要問：勞動仍然是通向人的解放的必由之路嗎？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人要保持必要的、創造性的勞動。這不是經濟，而是政治。

我們常說三人就可以組建黨小組，是因為兩個人只是關系，而三個人就構成了起碼的政治所孕育的條件。但其實，政治的門檻更低——我們內心里的秩序，算不算一種個人的政治？我覺得是。畢竟，古人從“修身”出發，可以一直推理到“平天下”。自我的精神狀態，既來自環境，也塑造環境，這就是一種政治。

那么，既然政治的問題，就需要更政治的解決。這個解決或許就是：必須保護人類勞動的權利和價值。當然，我們或許一時半會無法迎來系統性的解決方案，但是從個人選擇上講，我會很支持選擇張向榮老師那種“老登”的生活方式：在生活中給自己留一部分悠久的土地，親力親為地做一些笨事情，遠離閱讀和思考的捷徑。在那里，我們的眼睛逐行逐行地追逐文字，閱讀不是為了快餐式的結論，而是思辨和與他人對話、神游的過程；而我們的手指也將逐個逐個地蹦出文字，寫字、表達、審慎地掌控自己的造物，應是一個快樂的過程。

就像米開朗琪羅說的：“每個雕塑本來就是一個被封印在大理石中的生命，而我只是負責把他們解放出來。”在寫東西時，我經常也有類似的感受。文字和邏輯可以有渾然天成的美感，但而這種美絕非憑空得來，而是來自腦中靈感的千百次推敲，是只有人類親自動手才有的結果。我會說，AI對人類的復刻哪怕惟妙惟肖，都是對于觀眾而言的，但作者，作為作品的第一觀眾，應該擁有最具影響力的審美和否決權。

我絲毫不掩飾我對諸如“還在堅持舊的生產方式的人必將被淘汰”等言論的反感——我們總不能讓大模型學習了一切人類美好思想的造物，卻最終讓人類舍棄了閱讀和表達的快樂和能力，舍棄了決策和自我負責的要件，忘記了世界的復雜、感官的敏銳，以及如何孤獨地沉思，最后走向一種“更高水平的平庸”。

所以，你在這里看到的，是100%的人類“手作”產品。它或許很不完美、很不穩定、很不盈利，但我想它至少人味兒十足。對我自己來說，“手作”是一種興趣，也是一種個人的反抗和秩序的構建。

我相信其道不孤。就像這個世界上，始終會有一些能從洗碗中獲得快樂的人。你不覺得，能從這種事情中獲得快樂，才是人更特別的一方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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