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 | 《超驗主義的生意:康科德作家群與美國文學市場》

一場文學運動，如何意外打造美國商業文化？

從愛默生的演講臺，到梭羅的木屋賬單

探尋康科德作家群與文學市場的隱秘互動

揭開超驗主義作家不為人知的“生意經”

瓦爾登湖畔的隱士，也要面對市場的回聲

內容簡介

本書借用美國著名學者查瓦特的“作者—讀者—市場”三分說，在全面把握康科德作家群時代背景的基礎上，重點考察作家與市場（編輯、評論家、出版商等）的互動關系。

全書采用實證的文獻分析法，從包括書信、日記在內的文學文本入手，論證康科德自然環境以及歷史文化傳承與作家文學創作的交互影響，并揭示以愛默生、梭羅、富勒等為代表的超驗主義作家與文學市場的關聯。

作者發現，以康科德作家群為中堅的超驗主義不僅是一場文學運動，也是一場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其成果之一是打造出獨具特色的美國商業文化。

作者簡介

楊靖，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國文明研究所所長，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兼任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價專家委員會外國文學學科委員。迄今出版專著、文集5部，譯著22部，在國內外核心期刊發表論文50余篇，在《讀書》《隨筆》《書城》《上海書評》等報刊發表學術隨筆200余篇。

作者的話

以愛默生、梭羅、霍桑等人為代表的康科德作家群，敏銳地把握了美國十九世紀中期文學市場變化的風向，不僅豐富了新英格蘭文化特質，也推進了美國文明進程，并在構建美利堅民族文學和塑造美國國民性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或許，這就是他們的作品至今仍充滿“生意”和魅力的原因。

康科德作家群創作思想的形成，既得益于康科德自然地貌與文化傳承，也得益于包括康科德在內的新英格蘭地區的各項改革運動，如廢奴運動、爭取男女平權以及講習會、圖書館、公立學校教育改革等。以康科德為策源地的超驗主義運動在文學思想方面表現為反抗權威、崇尚直覺、主張個性解放、強調個人價值。超驗主義文學觀打破了長久以來歐洲文學的壟斷地位，對美國文學和思想文化的獨立起到了推動作用。

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文學中最動人的場景幾乎都圍繞著某個經濟比喻展開。海明威在《太陽照常升起》中用“賬單”的準時抵達，描述杰克·巴恩斯在道德和精神上的雙重破產；阿瑟·米勒《推銷員之死》的主要情節圍繞房屋“貸款”而展開；馬丁·路德·金“我有一個夢想”中最著名的演講詞是“我們來到國家的首都是為了兌現一張支票”。當然，這也是無處不在的美國商業文化的真實寫照，就連生活在小鎮康科德的“圣人”愛默生和瓦爾登湖邊的“隱士”梭羅也概莫能外。

編輯推薦

本書立意新穎、視角獨特，對美國超驗主義文學做出了迄今為止最為深入細致的探究。以康科德作家群為中堅的超驗主義不僅是一場文學運動，也是一場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其成果之一，是打造出獨具特色的美國商業文化。這也是本書特色之所在。

作者長期致力于美國文明及文學研究，學術視野開闊，歷史脈絡分明，考據精審謹嚴，文筆通曉流暢，在同類學術著作中可謂獨樹一幟。

目錄

前言001

第一章愛默生的商業演講017

第二章《瓦爾登湖》的經濟觀053

第三章霍桑與他的出版商085

第四章富勒和《紐約論壇報》123

第五章奧爾科特的“雙面寫作”155

第六章皮博迪書店的生意183

第七章錢寧的文學生涯215

第八章里普利與超驗主義農莊255

結語299

附：美國超驗主義的德國淵源303

引用文獻313

后記339

書摘

第一章愛默生的商業演講

1838年，愛默生在致友人書信中不無自豪地宣稱，他基本實現了個人財務自由：擁有一所大房子；各類有價證券合計22000美元，年息6%；還有每年400—800美元不等的演講收入。此時距他辭去波士頓第二教堂牧師一職不過6年——他當時的年薪是500美元。照一般傳記作者的說法，愛默生是由于對教會禮儀的陳規陋習不滿，乃憤而辭職的。然而，西方學界對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卻表明，與其說沖冠一怒為禮法，毋寧說是他精心算計后的選擇。

由于父親早逝，愛默生早年經濟狀況堪稱凄慘。上學時候只能和兄弟愛德華輪流穿一件外套，并受到同學嗤笑。他自己在日記中曾記載：童年時母親打發他去雜貨店買鞋，他懷揣1美元興沖沖走上街，結果弄丟了這1美元，留下終生遺恨。直到他進入哈佛學院，仍因家貧交不起學費，只好充當“校長的新生”——通過跑腿打雜來抵充學費。早年的艱難時世無疑令他感受到貧困的切膚之痛。他在日記中立誓，要勤勉工作，積累財富——萬一哪天不幸欠債，自己再怎么省吃儉用，也要盡快償還。在1850年代的一則日記里，他為自己前一年在飲酒方面花費20美元一事耿耿于懷，痛心疾首，認為不如投資購買一臺精巧的小型印刷機。

盡管愛默生中年以后時常恃“財”傲物——比如他在題為“自立”的演講之后，對三五知己慨嘆：沒有銀行1200美元的年息，我哪有資格在此奢談（自立）？——但事實上，大多數時候，他的經濟狀況并不像他宣稱的那樣美妙，因為他有一大家人需要供養：妻兒老小、家中仆役之外，還有一位長期患有精神疾病的弟弟巴爾克利（Bulkeley）。1830年代早期愛默生與親友書信及私人日記中充滿了對金錢的關注和憂慮，這一情形持續到1832年才有所好轉——這一年，他獲得第一筆演講收入，盡管只有區區10美元。

愛默生為何要放棄教職？他在市場取得成功的原因何在？本文認為他的這一選擇乃是基于對這一時期美國文學市場走向的把握：愛默生順應市場風氣的變化，迎合了市場需求，并由此成為市場追捧的對象。他舍棄教堂的布道壇而走上公共演講壇，不僅是他個人職業生涯的轉折點，也是美國文學和文化由高雅向通俗轉變的一個重要標志。

一

愛默生的朋友奧爾科特曾說，“公共演講是美國的發明”——并將這一發明權歸于愛默生。而愛默生本人則謙遜地坦承，作為演講家，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830年代新英格蘭興起的“學園”（Lyceum）運動。學園運動通常由各地方行業協會（Society）主導，目的在于普及知識，教化民眾。其通行的做法是協會籌措專款，并指定專人（“秘書”）負責——包括延請講師，擬定議題，商洽報酬，落實場地，等等。受邀演講者多為哈佛教授或錢寧牧師這樣的社會賢，也包括具有一技之長的專業人士。一次演講不僅能擴大知名度，而且能獲得不菲的報酬，可謂名利雙收。愛默生和他的友人們紛紛登上講壇，利用這一方園地傳播他們的思想學說——但誰也沒有取得像愛默生那樣的成功。

以奧爾科特為例，他在“超驗俱樂部”以雄辯的口才著稱，人稱“談話王子”。但也許是話題太過深奧的緣故，他在講壇的滔滔不絕遂演化為令人反感的“一言堂”，聽眾在他咄咄逼人的語氣中感受到“碾壓”，不少人憤而退場。奧爾科特在波士頓及新英格蘭地區逐漸失去市場。盡管后來他也效仿愛默生，不顧舟車勞頓遠赴中西部演講，但效果依然不佳——有一次扣除各項差旅食宿費用，所得僅1美元，狼狽之極。這一狀況直到1860年代路易莎·梅·奧爾科特的名著《小婦人》發表才得以扭轉——他的演講盛況空前——不過此時登場亮相的已不再是哲學家奧爾科特，而是享譽美國文壇的“《小婦人》作者之父”。

另一位躊躇滿志的演講家是梭羅。作為哈佛學院畢業的高才生，梭羅的古典文學素養功底不凡，出口成章。跟奧爾科特一樣，他也有成功的執教經驗——畢業后他與兄長一同創辦的康科德學校在當地風行一時，人滿為患。但奇怪的是，梭羅的演講同樣遭遇慘敗。他后來對愛默生抱怨聽眾反應太過冷淡，而他自己也不肯為迎合聽眾改弦更張——因為聽眾“太差勁”。“凡是大受聽眾歡迎的，”梭羅斷言，“都是老生常談。”換言之，大眾的品位太粗鄙（crude），而刻意迎合無異于“自貶身價”。對此，愛默生自然不敢茍同。“我野心勃勃，希望寫出來的東西每個人都懂，像魯濱遜·克魯索。”好像擔心言不盡意，他又補充說，“無論是一篇小文章還是大部頭著作，我最怕寫得不夠通俗淺顯——務必要以一種徹底的唯物的（materialistic）態度，使得人人開心，皆大歡喜。”或許正是這樣一種務實的態度，將演講家愛默生與奧爾科特、梭羅以及其他人區別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