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米提·博拉提漢：我和文學雜志

我和文學雜志

（散文）

哈米提·博拉提漢（哈薩克族）

在阿克塞草原的風里，我總能聞到一種獨特的香氣——舊紙張混著馬奶子草的干燥氣息，還裹著陽光曬過的暖味，那是從帆布包里的一摞文學雜志上飄出來的。它們跟著我穿過蘇干湖泛著銀光的晨霧，越過阿爾金山覆著薄雪的雪線，在每一個哈薩克牧民的氈房里鋪展，在每一盞昏黃煤油燈的光暈下靜臥，陪著我度過了那些與文字相擁的晨昏。而我與文字的牽絆，從來都繞不開哈薩克、漢族兩種文字的交織，它們像草原上的雙生花，開在我半生的文學旅程里，也融進了這些雜志的墨香中，尤其是《曙光》哈薩克文雜志，更是讓我的本民族文字，在紙頁上扎下了根。這些雜志，是我少年時枕邊的星光，是我中年時行囊里的暖爐，更是如今案頭最妥帖的陪伴，把半生歲月都浸在了兩種文字的墨香與草香里。

最早與文學雜志的相遇，是在縣城那家蒙著薄塵的新華書店。那時我還是個穿著洗得發白的哈薩克族袷袢的少年，攥著母親給的五毛零花錢，指尖都沁著汗，在書架間踟躕。玻璃柜臺后，一本封面上印著草原羊群與氈房的《民族文學》突然撞進眼里——靛藍色的底色像蘇干湖的湖面，“民族文學”四個燙金大字泛著柔和的光，像陽光下氈房頂氈的絨毛，粗糙的紙面帶著剛從印刷廠出來的微熱，仿佛還藏著機器運轉的余溫。我把臉貼在冰涼的玻璃上看了許久，終于鼓起勇氣，用帶著哈薩克語口音的漢語對售貨員阿姨說：“請把那本雜志拿給我看看。”

指尖第一次觸到書頁時，我忍不住輕輕“呀”了一聲。粗糙的紙頁帶著植物纖維的紋路，指尖劃過，能摸到鉛字微微凸起的痕跡，像草原上被風撫過的草莖。最讓我驚喜的是，雜志里竟有哈薩克語與漢語對照的篇章，方正的漢文像戈壁上穩穩扎根的梭梭，舒展的哈薩克文像馬鬃劃過風的曲線，兩種文字挨在一起，卻都寫著同樣的草原故事：《黑駿馬》里的少年牽著馬走過漫漫長夜，《阿勒泰的角落》里的牧人在雪地里點燃篝火。那些文字像冬不拉的琴弦，被

作者輕輕撥動，不管是漢文的凝練，還是哈薩克文的婉轉，每一個字都在訴說著我熟悉的草原、羊群和轉場的牧道。我蹲在書店門口的老槐樹下，把雜志攤在膝頭，風卷著沙粒打在臉上，卻不覺得疼，只覺得兩種文字的溫度像滾燙的馬奶酒，順著喉嚨滑進心里，燒得胸腔暖暖的。陽光穿過書店的玻璃窗，在書頁上投下晃動的光斑，像羊群踏過草原的影子，我第一次知道，原來我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那些關于馬、關于草原、關于親情的細碎瞬間，能被兩種文字如此溫柔地記錄，能被寫進這樣厚重的雜志里，被更多人看見。

后來，我成了縣委統戰部的干部，帆布包里除了文件和印泥盒，永遠會騰出一塊地方，裝著幾本《民族文學》，還有我手抄的雙語筆記，偶爾也會在縣城的郵電局買到幾期《曙光》哈薩克文雜志，小心翼翼地夾在其中。去牧民家走訪的路上，汽車顛簸在戈壁灘的碎石路上，我就把雜志攤在膝蓋上，一只手按住紙頁，另一只手輕輕摩挲著兩種文字。車窗外，紅柳叢在風中搖曳，遠處的羊群像散落在綠毯上的珍珠，而雜志里的文字，有時是藏族詩人筆下帶著青稞酒香的漢詩篇，有時是回族作家筆下西海固的黃土炊煙，最讓我心動的，還是《民族文學》里的雙語篇章，以及《曙光》哈薩克文雜志里純粹的本民族文字，那些字句像牧人在耳邊唱著熟悉的歌謠，寫草原的風如何吹彎草葉，寫轉場的路如何漫長，寫奶茶的香氣如何縈繞氈房。

有一次在花海子草原的氈房里，外面飄著細碎的雪花，氈房里的火爐燒得正旺，奶茶在銅壺里咕嘟咕嘟冒泡。我給老牧民哈斯木念了《民族文學》里那篇哈薩克族少年與馬的散文，先念哈薩克文，他聽得頻頻點頭，眼角泛著淚光；再念漢文，他雖識不得方塊字，卻從那些音節里，聽出了與哈薩克文同樣的深情。等我念完，又翻出隨身帶的《曙光》哈薩克文雜志，給他念了里面的一首牧歌，老人跟著輕輕哼唧，手指在氈桌上打著拍子。末了，他默默給我添了一碗冒著熱氣的奶茶，滿是皺紋的手輕輕拍著我的手背，掌心的老繭蹭過皮膚，帶著粗糙的暖意：“不管是哪種字，寫的都是我們牧人的心里話，可還是咱自己的文字，讀著最貼心。”坐在一旁的牧民婦女古麗娜爾抹著眼淚，從氈房角落拿出一張泛黃的照片，照片上是個少年牽著一匹棗紅色的馬：“去年轉場時，我家的馬也丟了三天，我男人騎著馬在雪地里找了整整兩夜，以為再也找不回來了，沒想到第三天天亮，馬自己循著氣味回來了，身上還沾著雪地里的冰碴子。”那一刻，煤油燈的光暈落在雜志的紙頁上，兩種文字的鉛字仿佛活了過來，與《曙光》哈薩克文雜志里熟悉的字句交織，和氈房

里的奶茶香、火爐的柴火聲、牧民的嘆息聲融在一起。我突然明白，這些雜志里的文字，從來不是遠在天邊的風景，兩種文字也從不是隔閡，而是我們身邊的炊煙、蹄印和歌聲，是每一個牧人都能感同身受的悲歡，是連接草原與世界的橋。

那些年，我像守護初生的羊羔一樣守護著我的雜志，也開始學著用兩種文字記錄草原。父親把他年輕時用的舊皮箱給了我，深棕色的牛皮已經磨得發亮，里面鋪著母親織的羊毛毯，一半裝漢文雜志，一半裝《曙光》哈薩克文雜志與其他哈薩克語刊物，還有我的雙語稿紙；母親又用磨舊的牛皮給我縫了個帆布包，針腳細密，還在包口縫了一圈紅柳編的繩，讓我能把雜志和稿紙穩穩背在身上，不怕轉場路上的顛簸。《民族文學》的封面被我摸得發白，邊角卷成了柔和的波浪，里面夾著我當年在紅柳溝采的紅柳枝，枝條已經干透，卻還保留著淡淡的紅褐色，空白處的筆記，也是哈薩克文與漢文交錯，有時是一句突然想起的牧歌，有時是看到的草原風景；1998年的那本《曙光》哈薩克文雜志，封面上的雪山還清晰如昨，藍白相間的畫面像剛畫上去的一樣，里面卻夾著我在蘇干湖畔采的駱駝刺干花，花瓣早已枯萎成淡黃色，卻依然能嗅到一絲若有若無的干澀香氣，我在扉頁用漢文抄下了那句哈薩克族諺語，又在旁邊寫下原版的哈薩克文：“馬是翅膀，書是眼睛。”

還有《歲月流金》《西部中國》《阿勒泰春光》，它們有的跟著我在牧民的氈房里過夜，被奶茶濺上過點點褐色的痕跡，紙頁上的文字卻依舊清晰；有的在阿爾金山的考察車上陪我顛簸，紙頁邊緣被風吹得卷了邊，我用石頭把它們壓平，繼續在空白處寫雙語筆記；有的甚至在暴雨里被打濕過，留下一圈圈淺褐色的水漬，像歲月刻下的年輪，兩種文字的墨跡暈開一點點，卻像草原上的溪流，纏纏繞繞，從未分開。這些潦草的雙語字跡，和雜志上的鉛字疊在一起，被歲月浸得發黃，成了我最珍貴的手稿，藏著我與兩種文字相遇、相伴的每一個瞬間。

再后來，我正式拿起筆，用哈薩克、漢族兩種文字寫作，把草原上的風、羊群的影子、轉場路上的星光、氈房里的奶茶香，都一筆一劃寫進稿紙。我的稿紙總是很特別，左邊寫哈薩克文，筆畫舒展，像草原上的草莖隨風搖曳；右邊寫漢文，方方正正，像氈房的木柱穩穩扎根，寫累了，就對著草原讀一讀，哈薩克文讀起來婉轉悠揚，像冬不拉的琴聲；漢文讀起來鏗鏘有力，像馬蹄踏過戈壁的聲響，兩種文字互相印證，讓草原的故事更真切，讓心底的情感更飽滿。最先寄給的，就是《民族文學》——那個在書店門口讓我心

動的雜志，那個陪我走過戈壁草原的雜志。那篇寫蘇干湖候鳥的散文，我用兩種文字各寫了一遍，改了五遍，每一次修改都像在梳理羊毛，把粗糙的地方磨得柔軟。我把漢文稿子抄在方格稿紙上，字跡寫得工工整整，小心翼翼地裝進信封，貼了八分錢的郵票，在信封上一筆一劃寫下“《民族文學》編輯部收”，哈薩克文的稿子則疊在一旁，想著尋一個合適的哈薩克文刊物寄出。

等待回信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要繞遠路去縣城的郵電局，柜臺里的阿姨都認識我了，見了我就笑著問：“哈米提，又來等你的‘遠方消息’啦？”我總是紅著臉點頭，眼睛盯著收發信件的籃子，心里像揣了只兔子。三個月后，我終于收到了那封熟悉的信封，卻不是用稿通知，而是退稿信。編輯用娟秀的漢文字體寫著：“文字很有溫度，滿是草原的氣息，但對候鳥的描寫可以更細膩些，比如它們掠過湖面時的姿態，翅膀沾著露水的光澤，這些細節能讓文字更有畫面。”我坐在郵電局門口的臺階上，把退稿信讀了一遍又一遍，沒有沮喪，反倒覺得心里暖暖的。我把信折好，夾在《民族文學》那篇雙語散文旁邊，又拿起哈薩克文的稿紙反復修改，用本民族的文字描摹候鳥翅膀掠過湖面的弧度，描摹露水沾在羽毛上的光澤，描摹它們落在蘆葦叢里的輕響，那些字句在筆尖流淌，比漢文更貼合心底的感受。改完最后一個字，我把這份哈薩克文稿子，鄭重地寄給了《曙光》哈薩克文雜志——那本讓牧民們讀著最貼心的刊物，那本我藏在帆布包里，陪我走過無數草原路的雜志。

沒想到，半個月后，我就收到了《曙光》哈薩克文雜志的用稿通知。信封上印著熟悉的哈薩克文刊名，里面的信紙用哈薩克文和漢文雙語寫著：“你的文字里凝著草原的晨露，藏著蘇干湖的風，把候鳥與草原的羈絆寫得動人心弦，我們選發了你的散文，期待你更多用哈薩克文書寫的草原故事。”那一刻，我攥著信紙，騎著馬跑遍了整個花海子草原，把這個消息告訴每一個認識的牧民。我把樣刊小心翼翼地揣在懷里，馬跑起來時，風從耳邊掠過，懷里的《曙光》哈薩克文雜志像揣著一團火，暖得我胸口發燙。哈斯木老人戴著老花鏡，讓我把雜志攤在氈房的小桌上，他湊得很近，手指點著紙頁上的哈薩克文鉛字，一字一句地讀著，皺紋里漾開笑容，像湖面的漣漪：“看吶，這是咱哈米提寫的字，寫的是咱蘇干湖的鳥，咱草原的事！”那天晚上，氈房里的火爐燒得格外旺，我們煮了手抓肉，就著馬奶酒，我把那篇散文用哈薩克文大聲念了一遍，牧民們跟著應和，歌聲、笑聲、琴聲纏在一起。窗外的風卷著雪粒拍打氈房，發出“簌簌”的聲響，屋里卻暖得像春天，馬奶酒的香氣、手抓肉的香氣，還有《曙光》哈薩克文雜志上墨香的氣息，融在一起，成了我

這輩子最難忘的味道。

從那以后，我的文字開始順著草原的風，飄向更遠的地方，哈薩克、漢族兩種文字，成了我草原故事的雙翼，而《曙光》哈薩克文雜志，也成了我哈薩克文文字的重要歸宿。我用漢文書寫的草原故事，陸續發表在《阿勒泰春光》《伊犁河》《陽關》《西部》等雜志上：《阿勒泰春光》登了我記錄哈薩克族牧民轉場的紀實，編輯說我的漢文里藏著哈薩克族的柔情，讀來如臨其境；《伊犁河》選發了我的漢文詩歌，那些關于雪山與牧道的字句，越過天山，被更多人看見；《陽關》發表了我寫陽關古道與哈薩克族遷徙的散文，把草原的足跡刻進了古道的歷史；《西部》刊登了我寫阿爾金山野生動物的文字，讓藏原羚、野駱駝的靈動，走出了阿克塞的草原。而我的哈薩克文文字，大多都落在了《曙光》哈薩克文雜志上，有寫牧人與馬的深情，有寫轉場路上的星光，有寫蘇干湖的朝朝暮暮，每一篇發表，牧民們都會互相傳閱，氈房里、牧道上、海子邊，總能聽到有人讀著《曙光》哈薩克文雜志上的文字，那是屬于我們本民族的聲音，在草原上輕輕回蕩。

《伊犁河》雜志也曾同時選發了我的雙語散文《天窗》，漢文凝練，哈薩克文婉轉，被印在同一版面上，像草原與雪山相依，像馬與牧人相伴。有一次我去伊犁采風，在一個牧民家做客，主人得知我就是那個為《曙光》哈薩克文雜志撰稿的哈米提，突然抱起冬不拉，彈起了熟悉的旋律，用哈薩克文唱起了我發表在《曙光》上的詩，琴聲里混著伊犁河的水聲，婉轉悠揚。我也跟著唱起，窗外的伊犁河泛著銀光，歌聲繞著氈房，那一刻，我忽然懂得，文字的力量從不分民族，哈薩克文的婉轉，漢文的凝練，都能讓草原的故事，跨越山川湖海，走進每一個熱愛生活的人心里。而《曙光》哈薩克文雜志，就像草原上的一座燈塔，讓我們的本民族文字，在紙頁上生生不息，讓草原的故事，以最貼心的方式，留在牧人的心底。

每次收到樣刊，不管是漢文的《民族文學》《阿勒泰春光》《伊犁河》《陽關》《西部》，還是哈薩克文的《曙光》，我都會把它們小心地包上牛皮紙，帶回草原。在轉場的路上，我把雜志鋪在馬鞍上，讓風翻讀那些鉛字，漢文的墨香混著哈薩克文的氣息，再揉進馬汗的味道，成了旅途最安心的陪伴；在氈房的油燈下，我給牧民們念自己寫的故事，先念《曙光》哈薩克文雜志上的文字，讓他們聽得懂心底的話，再念其他漢文雜志上的篇章，用漢語把草原的故事講給身邊懂漢文的人聽。看著他們眼里亮起的光，像星星一樣

閃著，就像少年時的我，在書店門口第一次遇見《民族文學》，第一次摸到紙頁上哈薩克文與漢文鉛字的模樣。

有一年冬天，我帶著剛收到的《西部》雜志和最新一期的《曙光》哈薩克文雜志去拜訪哈斯木老人，他已經臥病在床，眼神卻依然清亮。我把兩本雜志遞到他手里，他顫抖著手指，先撫摸著《曙光》哈薩克文雜志上我的名字，指尖在熟悉的鉛字上反復摩挲，又輕輕摸著《西部》上的漢文名字，像撫摸著自己孫子的臉頰：“你看，”他笑著說，聲音有些微弱，卻帶著藏不住的驕傲，“我們的話，我們的字，都走到遠方了，草原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了。”那一刻，煤油燈的光落在他的臉上，皺紋里都浸著暖意，我突然明白，這些雜志早已不是簡單的紙頁，它們是草原的信使，而我筆下的兩種文字，就是信使的語言，《曙光》哈薩克文雜志更是牽著本民族的心，帶著牧人的心聲，帶著草原的氣息，飛到了每一個熱愛生活的人心里。

如今，那些雜志已經在我的書架上擺了滿滿兩層，漢文的、哈薩克文的，挨在一起，像草原上的牧人與馬，像蘇干湖的水與岸，而《曙光》哈薩克文雜志被我整整齊齊地擺在上層，每一期都包著牛皮紙，紙頁雖有些泛黃，卻依舊平整。有的封面已經脫落，露出里面泛黃的紙頁；有的書頁開始發脆，輕輕一翻就會發出“沙沙”的聲響；有的上面還留著奶茶漬、塵土印，甚至還有馬鬃劃過的痕跡；有的版面里，漢文與哈薩克文并肩而立，墨香交融；而《曙光》哈薩克文雜志的紙頁上，還留著牧民們傳閱時留下的指印，帶著草原的溫度。它們依然像一群沉默的老友，在午后的陽光里散發著溫暖的氣息。

我常常坐在書桌前，泡一杯奶茶，隨手翻開一本，那些熟悉的文字就會像潮水一樣涌來：有我年輕時用兩種文字寫下的句子，帶著青澀卻滾燙的情感；有我抄錄的雙語哈薩克族民歌，歌詞里藏著草原的密碼；還有那些來自天南海北的作家們的文字，漢文的、少數民族的，讓我看到了更廣闊的世界。《民族文學》里夾著當年的雙語投稿信草稿，字跡稚嫩卻工整；《曙光》哈薩克文雜志里夾著一張張蘇干湖的照片，照片旁是我用哈薩克文寫下的創作手記，漢文的翻譯小字寫在一旁；《阿勒泰春光》里夾著一片阿勒泰的白樺樹

葉，葉脈清晰，還帶著淡淡的清香，樹葉背面是我用哈薩克文寫的小詩；《伊犁河》里夾著一朵伊犁河谷的野花，花瓣早已干枯，卻依然能想象出它盛開時的模樣，旁邊是那首雙語詩歌的手稿；《陽關》里夾著一把古道上的沙粒，指尖捻起，能感受到歷史的厚重，沙粒旁是漢文與哈薩克文的遷徙感悟；《西部》里夾著一塊阿爾金山的碎石，冰涼的觸感里藏著雪山的氣息，碎石邊是我用兩種文字寫的藏原羚描寫。這些細碎的物件，和兩種文字的鉛字一起，拼成了我半生的文學旅程，每一個細節都帶著溫度，每一段回憶都浸著深情。

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很多人已經不再讀紙質雜志了，手機屏幕上的文字來得快，去得也快，沒有紙頁的質感，沒有墨香的縈繞，更沒有歲月沉淀的溫度。但我依然守著我的這一摞舊刊，像守著哈薩克族的冬不拉和鷹笛，像守著草原上的羊群和牧道，也守著我筆下的哈薩克、漢族兩種文字，守著那本讓草原聲音扎根的《曙光》哈薩克文雜志。它們是我與世界對話的窗口，讓我知道，無論草原多么遙遠，總有兩種文字能架起橋梁，讓草原的故事被聽見；它們是我安放靈魂的牧場，讓我在喧囂的世界里，能找到一片寧靜的天地，用兩種文字安放對草原的熱愛，對生活的深情。

每一本雜志里，都藏著一段歲月，一個故事，一種情懷。它們讓我明白，文學從來不是高高在上的殿堂，而文字也從無高低之分，哈薩克文的婉轉，漢文的凝練，都是草原上的一縷風，輕輕拂過草葉，帶來遠方的消息；都是氈房里的一盞燈，在黑暗中亮起，溫暖著每一個孤獨的夜晚；都是我們哈薩克族人血脈里流淌的歌，更是各民族相依相伴的詩，唱著親情、友情、愛情，唱著對草原的眷戀，唱著對生活的熱愛，唱著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的溫情。

此刻，窗外的風正掠過蘇干湖的湖面，帶來遠處草原的氣息，馬奶子草的香氣混著泥土的芬芳，從窗縫里鉆進來，與屋里兩種文字的墨香纏在一起。我撫摸著那些雜志粗糙的紙面，指尖劃過漢文鉛字的方正，也撫過《曙光》哈薩克文雜志上本民族文字的舒展，仿佛又回到了那個蹲在書店門口的少年時代，回到了那個第一次摸到紙頁上鉛字，第一次聽見草原故事在文字里流淌的午后。陽光穿過玻璃，在書頁上投下斑駁的光影，像羊群踏過草原的痕跡，溫暖而寧靜。

我知道，只要這些文字還在，只要這些雜志還在，我的草原就永遠不會老去，我的文學就永遠不會褪色。而那些散落在《民族文學》《曙光》哈薩克文雜志《阿勒泰春光》《伊犁河》《陽關》《西部》里的文字，會像草原上的種子，在每一個讀者心里生根發芽，長出一片屬于我們的文學牧場，讓草原的風永遠吹拂，讓文字的溫度永遠傳遞，讓每一個熱愛生活的人，都能在墨香與草香里，找到心靈的歸宿。

哈米提·博拉提漢，甘肅、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作家協會會員，曾任酒泉地區作家協會副主席。一九九九年民族出版社社出版小說散文集《迷失的天鵝》一書，獲二零零年酒泉地區“五個一工程”（一本好書）獎。短篇小說《神秘的艾娜湖》在二零零一年在酒泉《陽關》第一期發表，二零零九年十月獲甘肅省第五屆民族文學獎，多篇小說在《民族文學》、新疆《西部文學》、《回族文學》、哈薩克文雜志《曙光》、《伊犁河》、《阿勒泰春光》《塔爾巴哈泰》、《哈密綠洲》等雜志發表，有的獲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