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造成實際損失：情節顯著輕微，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

一、風起青萍：一場“秋后算賬”的刑事立案

時間回溯到2023年初。某市國資委委托產權交易中心，公開掛牌轉讓一家優質國有控股企業的60%股權。我的當事人張總（化名）所執掌的民營企業，作為業內認可的實力方，自然參與了此次競逐。

在提交最終報價文件的前幾日，一次非正式的行業交流會上，張總與另外兩家競標方的負責人偶遇。談話間，不可避免地聊到了即將到來的報價。據后續卷宗顯示，各方僅粗略交換了“大概會出到什么價位”的口頭意向，既無書面協議，也未形成任何具有約束力的“同盟”。隨后，產權交易中心按法定程序組織競價，張總公司最終以高于評估價約8%的金額成功中標。交易順利履行，股權平穩過戶，企業經營無縫銜接，國有資產實現了保值增值。

然而，風波在半年后驟起。因另案調查，當初參與溝通的另兩家公司負責人被查，那次短暫的“報價意向交流”被作為線索移送。公安機關認為，此舉屬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條規定的“投標人相互串通投標報價”，破壞了公平競爭秩序，遂對包括張總在內的三方負責人以涉嫌串通投標罪立案偵查。一紙《取保候審決定書》，讓原本已步入正軌的企業經營蒙上了厚重的陰影。

二、辯護錨點：構建“情節顯著輕微”的立體防線

接受委托后，我們團隊沒有選擇對溝通事實做無謂的否認，而是迅速確立了以“結果衡量行為”為核心、以“刑事謙抑”原則為支撐的辯護策略。我們深知，在涉企經濟犯罪案件中，證明“社會危害性缺失”往往是實現出罪的關鍵。

第一層防線：事實定性，區分違規與犯罪。我們向檢察機關坦誠，投標前的溝通行為確實違反了《招標投標法》中關于投標人不得相互串通的禁止性規定，應接受相應的行政監管評價。但是，行政違法不等于刑事犯罪。刑法上的串通投標罪，要求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我們仔細梳理了全部通訊記錄和證人證言，向檢察官清晰地呈現：本案中的交流，僅限于泛泛的報價意向試探，不存在核心商業文件的互換、沒有具體的圍標方案策劃、更無任何利益輸送的約定。其主觀惡意與行為本身的危害性，與那些通過周密合謀排擠其他競爭者、操縱價格的典型串通投標行為有質的區別。

第二層防線（也是核心防線）：結果審查，凸顯“無損害”事實。我們投入大量精力，構筑了本案最堅實的無罪基石——國有資產與市場競爭秩序未受實際損害。我們向檢察院提交了系列證據鏈：

價格公允性證據：最終的成交價不僅高于國有資產評估報告確認的價值，也符合當時同類產權交易的市場溢價區間，完全實現了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目標。

程序正當性證據：整個掛牌、競價、成交公示流程均在產權交易中心公開進行，未限制其他潛在受讓方參與，程序合法合規。

后續良性結果證據：股權轉讓后，企業穩定運營，未引發任何勞動爭議、經濟糾紛或資產流失問題，交易目的圓滿達成。我們強調，刑法的終極目的是保護法益。當指控的行為并未造成刑法所欲防止的實質危害結果時，追究刑事責任的必要性便大打折扣。

第三層防線：政策契合，援引司法保護導向。我們結合當時的司法政策背景，在法律意見書中重點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依法保護產權和企業家合法權益”、“嚴格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的一系列司法文件精神。我們指出，對于此類發生在企業經營中、情節輕微、未造成嚴重后果的違規行為，司法實踐應保持謙抑，優先通過行政、民事途徑予以規制，避免刑事手段不當介入而挫傷市場活力。這不僅是法律適用的要求，更是優化營商環境的價值取向。

三、辦案交鋒：在溝通中凝聚共識

審查起訴階段，我們與承辦檢察官進行了多輪深入、理性的溝通。除了提交詳盡的不起訴法律意見書，我們還附上了精心準備的《類案檢索報告》，重點篩選并呈現了全國范圍內多起在類似“事中有溝通、結果無損失”情形下作出不起訴決定的判例。 溝通的重點始終圍繞一點：根據《刑法》第十三條“但書”規定——“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以及《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二款關于“酌定不起訴”的適用條件，本案完全符合“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情形。 我們理解檢察官的審慎，也尊重其監督職責。我們的工作，是通過扎實的證據和清晰的法律論證，幫助司法機關更全面、更準確地評估本案的特殊性。

四、案結事了：一紙不起訴決定的價值

經過兩次退回補充偵查，檢察機關充分審查了全部證據和辯護意見。最終，檢察院認定：張總的行為雖屬違法，但考慮到其溝通內容較為簡單，未實際操縱投標價格，且最終交易結果未造成國有資產損失，社會危害性較小，情節顯著輕微，不構成串通投標罪。2024年8月，那份承載著公正與期待的《不起訴決定書》終于送達。隨后，取保候審措施依法解除，案件塵埃落定。對張總及其企業而言，這不僅意味著個人自由的徹底恢復和無罪清白的法律確認，更意味著企業得以卸下包袱，繼續在市場中輕裝前行。

五、律師思辨：罪與非罪邊界何在？

回顧本案，其典型意義超越了個案本身。它清晰地標示出，在串通投標罪的認定中，不應僅進行“行為入罪”的形式判斷，更應進行“結果出罪”的實質審查。刑事司法應當關注行為的實質危害，而非僅僅懲戒形式上的違規。 對于廣大參與招投標特別是國有項目交易的市場主體，本案也敲響了警鐘：

紅線意識必須筑牢：招投標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定是高壓線，任何與競爭對手就報價、方案等實質性內容的事先溝通，無論形式如何松散、意圖如何“無害”，都蘊含著極高的法律風險。

證據留存至關重要：在投標過程中，要有意識地保存能證明交易價格合理、程序合規、競爭公平的全部文件，這些可能在關鍵時刻成為厘清責任的關鍵。

專業介入宜早不宜遲：一旦涉刑，經濟問題便轉化為可能剝奪人身自由的刑事問題。盡早由專業刑事律師介入，從事實、證據、法律、政策多個維度構建防御體系，是維護合法權益的最有效途徑。

結語

每一起刑事案件的處理，都是對法治精神的一次詮釋。本案的成功，得益于檢察機關敢于擔當、精準司法的智慧，也體現了當前司法實踐對市場主體“包容審慎”的監管態度。作為律師，我們的使命是在法律框架內，窮盡一切合法途徑，為當事人厘清罪責邊界，爭取公正處理。這份不起訴決定，不僅挽救了一個企業與個人的前途，也再次印證了“刑法是社會最后一道防線”這一基本原則的深刻價值。

關鍵詞

串通投標罪律師；?刑事不起訴辯護；?國有企業法律顧問；?

招標投標刑事風險；?經濟犯罪辯護律師；?情節顯著輕微辯護；?

刑事訴訟律師；?刑事合規與出罪；?律師成功案例；?

刑事訴訟代理；

本文作者

林智敏，廣東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合伙人，中國刑事辯護界串通投標罪領域公認的深度實踐與理論研究者。執業多年來，專注于重大、復雜的招標投標刑事案件，尤其在國有產權交易、市政工程、企業采購等涉公涉商領域，憑借精湛的辯護技藝與對證據體系的深刻洞察，成功為多位當事人爭取到不起訴、撤案等實質性無罪結果，積累了卓著的實戰聲譽。

林律師的辯護哲學，以“證據體系的微觀解構與商業場景的宏觀審視” 為核心。她擅長在看似閉合的刑事指控中，敏銳識別證據鏈的薄弱環節——尤其是電子數據、書面文件與言詞證據之間的邏輯斷點與證明力不足。通過將《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條的構成要件精準嵌入具體交易背景，她能夠有效區隔行政違規與刑事犯罪的邊界，形成一套以 “瓦解指控證據完整性、強化結果無害性辯護” 為路徑的實戰方法論。本文所分享的案例，正是這一方法論在國有產權交易場景中的典型應用：通過聚焦客觀證據，化解言詞指控的模糊性，最終推動檢察機關作出存疑不起訴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