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心武：這才是中國人真正的國寶

引言

3月15日，于北京紅樓公共藏書樓舉辦的《國寶》新書發(fā)布會上，作家劉心武作為特邀嘉賓出席本次活動。在對談中，劉心武分享閱讀感受，層層剖析這部作品的創(chuàng)作深意與精神內核，分析《國寶》在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中的堅守與創(chuàng)新，強調了小說體現了中國人刻在骨子里的團圓執(zhí)念。在有關《國寶》這次談話的字里行間，我們能看到劉心武作為一名資深文化工作者，對民族文化與文學創(chuàng)作的深刻思考。讓我們跟隨劉心武先生的視角，讀懂《國寶》里的文物之重、人心之暖，以及藏在文字背后的民族精神。

我在讀完《國寶》這部小說之后，解決了我自己的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為什么祝勇要寫這個小說。因為文物南遷這個事情已經有很多文章，有專著，他自己寫了紀實性的文本，為什么還要寫有濃重虛構成分的小說？寫歷史就要非常嚴格地根據相關資料，寫報告文學不能亂來，人物行為可以依據資料鋪排，但人物的思想內心呢？紀實性文本可以根據書信、日記、采訪、報道來組合，但畢竟有限，不能越雷池。現在有的報告文學寫人物內心沒有根據，只是推測，混淆紀實和小說的界限。

我讀了第二部以后找到了答案：祝勇寫小說，是要在人物行為之外，寫人物的內心，不僅寫行為史，還要寫心靈史。寫心靈史，小說是最好的題材。他把南遷當中一些真實人物，在虛構中提煉、合并，塑造出那文松這樣有血有肉的形象，寫他和妻子梅遇影的悲歡離合、生死歌哭，充分發(fā)揮小說的優(yōu)勢。在南遷過程里，這些人員內心渴望什么、捍衛(wèi)什么、舍棄什么，小說可以探幽發(fā)微，進行人心探索。小說是人心探索的利器，這是其他體裁難以匹敵的。祝勇充分利用這一體裁優(yōu)勢，我讀一二部覺得很過癮，他從行為史升華到心靈史，非常好。

現在我重點說說第三部的感受。我的第二個問題就是，為什么要有第三部？一二部已經把南遷過程基本講完，到南京朝天宮，故事本可以結束，為什么還要有第三部？我跟助理討論過，讀完第三部我得出結論：非有不可，第三部不得了。

第三部里有一個重要情節(jié)：故宮博物院院長回到北平，出現一個虛構人物那文柏，是那文松的弟弟，東北野戰(zhàn)軍成員。這一筆非常重要。有人覺得文物南遷是國民黨的事，國民黨本身很腐敗，南遷人員執(zhí)拗維護才堅持到底，還遭到誣陷。小說通過這個虛構情節(jié)，符合歷史真實邏輯：只有共產黨才能真的救中國，包括救文物。

北平是和平解放的，當時國民黨潰不成軍，完全可以強攻，但毛主席共產黨是最大的文物保護者。北平本身是文物，故宮紫禁城是最大文物，運走的文物是“軟件”，故宮是載體，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保護文物南遷可歌可泣，共產黨下決心和平解放北平，不讓市民受戰(zhàn)火侵擾，從保護文物角度守護古城，在世界戰(zhàn)爭史上驚天地泣鬼神。小說這一筆把文物南遷升華了，讀者讀完一二部會覺得和共產黨關系不大，第三部明確告訴讀者：關系極大，北平和平解放與共產黨的重大決策息息相關，這個情節(jié)不可或缺。

但這還不是第三部給我的最大沖擊力。讀一二部時，我們會認為國寶就是南遷的文物，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中華文明載體。到第三部，主題一下升華：文物是國寶，但億兆斯民靈魂深處幾千年來的文化積淀，才是真正的國寶。

小說寫那文松后來顛沛流離到臺灣，妻子回到北平，他沒能回來。書中有一頁單獨印出四個字，前后留白：“我要回家”。我讀到這四個字眼淚都快出來了，這是中國人靈魂深處最真實的情感。我們講究大團圓、要團聚、分久必合、破鏡重圓、碎玉合璧，這是深藏在中國人心底最寶貴的情愫，這就是我們的國寶。

外國人不一樣，我去過美國、歐洲，他們圣誕節(jié)也重視家庭團聚，但多限于父母子女，爺爺奶奶、姥姥姥爺多是電話、賀卡問候，沒有深厚的家族觀念，子女成年后與父母日漸疏離。他們沒有“每逢佳節(jié)倍思親”的文化積淀，沒有“春運”這種幾億人流動回家的景象。中國人無論老少，都要回老家團聚，看望長輩，重視宗族、祠堂、血脈傳承，這是我們內心深處濃濃的鄉(xiāng)愁，是其他民族很少見的情感。

第三部把這種團圓渴望寫到極致。那文松與梅遇影被迫分離，關聯海峽兩岸的現實。1987年蔣經國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小說中那文松已患老年癡呆，仍堅持要回家。最后夫妻各持一半玉佩，終于合璧團圓。這是中國人內心最核心的國寶級情愫：我們要團聚、要團圓、不能分離，分久必合、破鏡重圓、碎玉合璧，天經地義。

所以我認為第三部不得了。只有一二部，作品高度不夠；有了第三部，整部作品升華到極高層次。這本書值得推薦給廣大讀者，一起領會民族的“國寶”是什么：一是實體文物，二是每個人內心深處對團圓、團聚、美好情景永不放棄的執(zhí)念。這種執(zhí)念不分人多人少、情深情淺，就算是曾經犯錯的人，心底也有這份認同。李松回國、戰(zhàn)犯改造后留下，根源都在這里。

中國人重視家鄉(xiāng)認同、祖籍觀念、血統(tǒng)家譜、夫妻團圓、離散骨肉重逢，這是我們固有的審美。有人說中國人喜歡大團圓結局，一些西方人不理解甚至輕視，我要說：他們不懂。我們就是重視團圓，這是我們的文化根性。《紅樓夢》是大悲劇，結局白茫茫大地真干凈，但文本深處，作者珍視的依然是家族溫情、青春美好，與民族文學傳統(tǒng)一脈相承。作為中國人，我珍視這份情感。

祝勇這部作品，寫出了中國人兩個層次的國寶：一是實體文物，二是內心深處對團圓、團聚、完整美好生活的執(zhí)著堅守。

《國寶》是一部當代現實主義力作。上世紀80年代后，現實主義一度不那么流行，改革開放后，西方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涌入，給創(chuàng)作帶來很多滋養(yǎng)，不少作家也取得出色成就。但現實主義作為古典且世界性的創(chuàng)作方法并沒有過時，它在不斷變化、豐富自己，從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中汲取營養(yǎng)。

《國寶》有很多新的藝術嘗試，在文本上有自覺的追求，突破了舊現實主義的傳統(tǒng)寫法，讀起來順暢、清爽、簡約、舒服。責任編輯與出版社尊重這種寫法，非常包容。從本質上定位，這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

我國老前輩茅盾是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大師，他在《夜讀偶記》中曾真誠提出：一部文學史就是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的斗爭史。這個結論在今天看來有偏頗，但可以看出他對現實主義的堅守。上世紀30年代，一些作家追隨西方搞現代主義、感覺主義、印象主義，茅盾不認同，他推崇《子夜》式的創(chuàng)作。他的現實主義追求可以概括為幾點：

第一，現實主義作品要為一個時代、一個歷史時期留影，做文學性記錄，用小說文本為時代留下社會畫卷。《國寶》正是這樣做的，完全符合茅盾的美學觀，是一部茅盾式的著作。

第二，注重人物刻畫。現實主義的核心是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而不是把人物模糊化、符號化、符碼化。現代主義一些作品用意識流、時空倒錯等手法，人物趨于模糊，也能產生經典，但茅盾強調塑造鮮活人物。《子夜》列有人物表，《國寶》同樣塑造了一組組人物，主次分明、形象扎實，完全做到了這一點。

第三，現實主義小說講究情節(jié)、講故事、理清人物命運軌跡、重視細節(jié)，這是基本守則。祝勇的小說都做到了，是典型的茅盾式現實主義文本。

茅盾后來捐出稿費創(chuàng)立茅盾文學獎，如今茅獎不再局限創(chuàng)作方法，好作品都能入選。但茅盾留下的現實主義美學觀，依然是我們重要的參考坐標，值得永遠仰望。

茅盾寫小說有明確提綱，《霜葉紅似二月花》的二三部提綱至今都是寫作者的寶貴參考。有的現代主義創(chuàng)作隨性而寫，不要提綱、不要主題、不要情節(jié)，也能產生佳作，但茅盾式創(chuàng)作是下苦功夫、細功夫的。

祝勇的寫作與出版過程，正是茅盾式的創(chuàng)作：列提綱，反復修改、大幅調整，甚至第三部寫完再回頭修改第一部。我很感動，人文社不惜工本、反復打磨，以文化積累為目標，而不只是追求市場熱銷。我先后收到過兩次試印本，成本很高，但出版社堅持這樣做，這是出版史上光輝的一筆。

我自己多年堅守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美學觀深受茅盾影響。我做編輯時，容納各種流派、各種寫法，只要自成方圓、結構完整，我都尊重。人民文學出版社同樣如此。但我個人寫作，始終堅持現實主義路數。

現在有些非現實主義作品寫得很快，一個月、二十天就能完成一部長篇，不用為時代留影，不用塑造完整人物與故事，只要情緒與文字即可。而現實主義是“笨辦法”“苦寫法”，要對歷史負責、對人物負責、對讀者負責。我非常高興，在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盛行的文學氛圍里，人民文學出版社能扶持這樣厚重、真誠、肯下苦功的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

祝勇這樣年輕作家，肯沉下心來“守拙”，以最扎實的方式書寫重大歷史題材，寫透人物心靈，寫深民族精神，難能可貴。《國寶》三部曲，是一部對得起歷史、對得起人物、對得起讀者的現實主義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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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秦雪瑩

復審：薛子俊

終審：趙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