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葉劍英感嘆干部太少，毛主席親筆寫下四字給他交代任務

1949年9月的廣州，還沒有完全從戰火陰影中恢復過來。街頭的牌坊斑駁破舊，電車軌道卻已經有人開始檢修，趴在軌道旁干活的小伙子抬頭看了一眼路過的解放軍卡車，忍不住低聲對同伴說：“新官來了，以后廣州就看他們的了。”卡車上，坐著的，正是奉命南下的葉劍英。

這年葉劍英42歲。幾個月前，他剛在北平完成了一件“非本行”的任務——接管這座擁有悠久歷史和復雜人事關系的大城市。現在，中央又把一項新任務交到了他手里：華南解放、接管廣州、籌建南方大學，為新中國在南方儲備干部。

就在臨行前的一次談話中，他向毛主席提出了那個后來廣為流傳的“抱怨”：華南解放得晚，能分到的干部太少了。毛主席聽后，并沒有給他一個長篇指示，而是寫下了四個字，遞給他。這四個字，既解了當時的燃眉之急，也打開了新中國華南教育和干部培養的一條新路。

有意思的是，這場關于“干部從哪兒來”的對話，與葉劍英早年的人生經歷，關系極大。

一、從黃埔講臺到華北軍政大學：葉劍英的“老本行”

說起葉劍英，很多人想到的是他在指揮臺上叱咤風云、在重大歷史關頭冷靜穩重的一面。可細算他的履歷，教書育人這一塊，其實一點不比帶兵打仗少。

葉劍英早年留學，后來在云南講武堂受訓，系統掌握了近代軍事知識。這個經歷，在當時的軍人中并不多見。再加上他本人記憶力好、鉆研勁足，為他后來擔任教官打下了扎實基礎。

1924年，孫中山創辦黃埔軍校。葉劍英被任命為教授部副主任，在軍校核心崗位任教。那時的黃埔軍校，教材匱乏，師資緊張，兵器學這門課更是沒人愿意接。原因很簡單，這門課難，既要懂武器結構，又得吃透數學、物理、化學這些基礎理論。

葉劍英硬是把這個“燙手山芋”接了下來。他把自己在云南講武堂學到的內容整理出來，又參考各類資料，一點點編成講義。有學生回憶：“他講課，有意思得很，難的東西被他說得明明白白，大家愿意聽。”聶榮臻當時也在黃埔任教，對葉劍英的評價很高，說他是“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從這一段經歷看，葉劍英在教學上有兩個特點：一是動手自己編教材，二是講究理論聯系實際。這兩點，后來幾乎貫穿他所有教育工作。

時間來到1948年春。解放戰爭局勢迅速發展，人民解放軍兵力已達兩百八十萬，戰略主動權牢牢掌握在中共中央手里。為了準備渡江作戰，以及向全國進軍后的接管和建設工作，高級指揮人才的需要變得十分迫切。

在這種背景下，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在各大戰略區創辦軍政大學。毛主席經過考慮，把華北軍政大學的校長兼政委一職，交給了當時的總參謀長葉劍英。這一次，可以說是讓他“做回老本行”。

新學校剛籌建時，教材依舊是個難題。葉劍英沒有照搬舊軍校那一套，而是提出要“自己編、編新書”。在他的指示下，全校教員緊密結合解放戰爭的實際戰例編寫課程。為了避免紙上談兵，他還專門抽調一批教員到前線觀摩戰斗，再回來寫教材。很短時間內，軍政大學就完成了三十多種軍事教材和二十多種政治教材。

更大膽的是教師隊伍的組合。葉劍英主張啟用一批投誠的原國民黨軍官和被俘后經過教育轉變的人員，讓他們進入教學崗位。許多人一開始心存顧慮，擔心這些人“不可靠”。葉劍英和朱德一道，多次做思想工作，反復強調政治把關和業務能力要兩手抓。

結果證明，這些人的加入，反而大大提升了教學的實戰性和專業性。到1950年9月，華北軍政大學完成了階段性任務，一部分教師跟隨劉伯承去南京創辦軍事學院，一部分參加北京訓練總監部工作，大部分留在石家莊組建華北陸軍軍官學校，也就是今天的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的前身。

不得不說，正是因為有這段成功辦學的經歷，1949年中央在考慮華南干部嚴重不足時，才會再一次想起葉劍英，讓他“再辦一所大學”，只不過這次是在南方，在廣州。

二、接管北平的“陌生考卷”：從城防到城市

如果說辦學校是葉劍英擅長的本行，那接管一座大城市，就是給他出的全新試題。

1948年12月，平津戰役打得如火如荼。中共中央在考慮軍事行動的同時，也開始研究北平、天津解放后的接管問題。這個時候，葉劍英的華北軍政大學階段性工作已基本完成，便臨時接到新任務：擔任北平市委副書記，負責籌建接管北平的組織機構，做好進城接管的準備。

壓力可想而知。

12月15日，葉劍英從石家莊趕到保定，隨后又于21日帶領接管班子進駐北平城郊房山縣良鄉，在那里集中訓練干部，研究方案。1949年1月，隨著傅作義同意和平解決北平問題，葉劍英率隊進入北平西郊青龍橋一帶辦公，他本人則進駐頤和園萬壽山的益壽堂。

2月3日，北平舉行盛大入城式。解放軍在葉劍英等領導的注視下，沿著長安街整齊列隊前進，市民擠滿街道，紛紛探身張望。這一幕，被不少外國記者記錄下來，也讓世界看到一種新的“進城方式”。

政權方面，他態度非常明確：“整個舊的統治機構，必須加以粉碎。”老職員則“等候安排”。原有機關中的普通工作人員，多數予以審查后妥善安置，保證政權更替中的工作連續性。接著各區政權也陸續被接管，新的區人民政府相繼成立。

物資方面，重點是沒收官僚資本，保護民族工商業。對工礦企業，他強調“接”和“管”結合，既要掌握領導權，又要維持生產。不少鐵路、電力、電信、郵政、醫院等單位，很快就在新的領導之下恢復工作，城市基本運轉沒有出現大的中斷。

有意思的是，在北平接管過程中，葉劍英身上“教員”的那一面又顯現出來。他對各系統的干部，幾乎都是按教學那一套來要求：明確任務，分工負責，及時總結經驗。城市經濟很快恢復，物資交流活躍起來，城鄉貿易指導委員會也在他的推動下成立，為工業原料和產品銷售搭起橋梁。

這段經驗，對他后來的廣州工作影響很大。北平接管的成功，讓中央看到，葉劍英不僅能教書、能打仗，在復雜的地方政務方面也能抓得住、理得順。所以1949年8月，當中央決定組建華南分局、籌劃解放廣州時，又一次把這個看起來“任務繁重”的工作，壓到了葉劍英身上。

三、四個大字與一所大學：南方的“泉水”從哪流來

1949年春夏，解放南京、上海、武漢等大城市的戰報陸續傳來，長江以南的局勢迅速逆轉。國民黨政府南逃廣州，試圖負隅頑抗。中共中央隨即決定成立華南分局，葉劍英、張云逸任書記，組成臨時獨立兵團南下，目標直指華南。

就在葉劍英南下前，毛主席多次同他談話，討論華南工作布局。有一次，話題轉到了干部問題上。

葉劍英半開玩笑地說：“主席，華南解放得晚，別處都把干部要走了，分給我們的太少，客家話講，這是‘水尾田’，流到最后，水就不多了，怎么辦呢？”毛主席聽了，笑了笑，說了一句頗有意味的話：“南方有一股‘泉水’哦。”

這“泉水”，指的是什么？不是現成的干部，而是可以培養干部的土壤。

在毛主席看來，華南地區有豐富的革命力量，有大量青年學生和進步知識分子，只要有一個合適的平臺，有一個合適的領導人，把他們聚起來、教起來，很快就能成為源源不斷的干部來源。所以他當面指示葉劍英，在南方創辦一所新型大學，并親自寫下了“南方大學”四個字，交到他手中。

葉劍英接過這四個字，心里也有數：這不僅是解決眼前干部短缺的辦法，更是華南今后長遠建設的一塊基石。臨行前，他還特地從北方抽調了一批有辦學經驗的教育骨干，準備隨軍南下，為即將成立的南方大學打好底子。

1949年8月10日，葉劍英率部南下。9月7日到達贛州一帶后，開始著手處理廣東問題，創辦南方大學也被明確寫入工作議程。10月14日，廣州解放，籌建南方大學的工作正式提速。

葉劍英到了廣州，很快主持通過了籌建南方大學的決定，成立南方大學委員會，他自己擔任主任。相比華北軍政大學，這一次他已經成熟得多，有完整經驗可供借鑒，所以布局顯得很從容。

11月中旬，南方大學預備班開始招生。12月1日，正式大規模招生。1950年1月5日，第一期開學典禮舉行，三千多名來自各地的學員坐在禮堂里，聽葉劍英講話。

“我們要建立一個嶄新的中國，首先要培養大批革命干部，并保持艱苦創業的作風。”他的這句話，很多學員多年后仍然記憶猶新。有人形容，那天聽完講話，“心里就像點了火”。

在辦學方針上，葉劍英并沒有走老路。他提出“學習理論，改造思想，鉆研業務，參加革命”的方針，并親筆寫下“革命熔爐”四個字，送給南方大學。這個“熔爐”的說法，和他早年黃埔、后來華北軍政大學的一貫做法是一致的：人來了，不是簡單上課就完事，而是要在一段時間內，在思想、知識、作風上進行“再塑造”。

值得一提的是，葉劍英還特別指示有關部門舉辦軍干班、銀行班等各類短訓班，專門為地方政權和經濟建設輸送急需人才。可以說，南方大學不僅是一所學校，也是當時華南地區最大的“干部訓練基地”。

幾十年后，為紀念葉劍英對廣東教育的貢獻，2000年1月，在華南師范大學樹立了一尊葉劍英半身雕像。底座上雕刻的身份，并不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元帥”“領導人”，而是四個字：“南方大學校長”。這點細節，就能看出這所學校在廣東教育史上的分量。

四、廣東教育的深耕：教與學的雙向改造

1949年至1952年，是葉劍英在廣東工作最緊張、也最充實的幾年。他既是廣東省黨、政、軍的主要負責人，又親自抓教育，擔任南方大學校長，還主持軍政大學廣東分校的工作。

1951年9月15日，在廣東省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大會上，葉劍英明確提出，要加大創辦學校的力度，把教育當成一項長期事業來抓。這番話一出，地方響應熱烈，民間興學的勁頭被激發出來，民族教育在廣東逐步鋪開。

他并沒有忘記自己的“老本行”。在全國解放戰爭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形勢下，葉劍英在廣東繼續辦軍政大學廣東分校，再次擔任校長，重點培養軍政干部和專業技術人才。這種“軍政+專業”的復合培養方式，為廣東在后續的建設中提供了相當一批中堅力量。

1951年初，中央作出一個重要決定：在華南大力發展橡膠事業。對于華南來說，這是關系長遠的戰略產業。葉劍英受命組建華南墾殖局，全面負責這項工作。他一方面從中山大學和廣西大學中抽調農林專業力量，將相關專修班合并改編為橡膠訓練班，直接編入華南墾殖局；另一方面，把南方大學的一千多名技術人員分配到各地橡膠園作技術員。

這樣一來，學校教學、學生就業、地方建設三者形成了一個閉環：學校按需培養，畢業生直接上崗，產業得到技術支撐。對當時來說，這種運作方式相當先進。

說到這里，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關鍵環節，就是教師隊伍本身的改造。廣東解放后，很多教師仍然保留著舊時代的觀念和習慣，有的對新政權不理解，有的對新教材不適應。葉劍英很清楚，如果教師不變，學生很難真正變；教師還在“舊路子”上，教育很難從根子上發生變化。

1952年5月31日，他針對廣州全市一千多名教師發動了一場思想改造動員。他講得很直白：教師要敢于自我批評，要通過民主討論找問題，改造不是一陣風，而是要長期堅持。這個態度，在當時教育系統里引起不小震動，也推動廣東各級學校的教師隊伍在思想上重新洗牌。

經過這一輪又一輪的調整，廣東大中小學以及高等院校的教師面貌煥然一新，對新中國教育方針的認同度明顯提高，為廣東教育長遠發展奠定了基礎。

多年之后，葉劍英離開廣東，但對這里的教育仍然心存牽掛。1957年4月，他回到家鄉梅縣東山中學參加建校四十四周年校慶，在題詞中寫下“年年桃李，歲歲芬芳”。這八個字，看似平常，卻帶著他對家鄉、對廣東教育事業一種樸素而堅定的期待。

從黃埔講臺到華北軍政大學，從接管北平到籌辦南方大學，再到推動廣東教育全面鋪開，葉劍英始終把“教與學結合起來”的理念貫穿在工作中。他向毛主席“抱怨干部少”的那一次，其實恰好暴露了當時南方干部供應的現實矛盾；而毛主席寫下的“南方大學”四個字，則是用一所學校，打開了一條源頭活水。

人手不足，可以從頭培養；基礎薄弱，可以一點點墊高。這條路不快，卻穩。而在1949年前后的華南，這樣的穩，恰恰是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