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行政權法西斯化的前夜

圖片

美國行政法西斯化的前夜：

從最高法院關稅裁決看特朗普2.0行政權的擴張與無產階級的雙重枷鎖

三權分立的“MZ反擊”還是權力升維的“挫敗”？

圖片

注：本文由人工和AI合作完成，相關數據和結論請慎重參考。

2026年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作出了一項震動全球的裁決：特朗普政府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實施的大規模關稅政策違法。該裁決推翻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內實施的大部分關稅措施，卻并未終結關稅政策本身——主流媒體普遍將此解讀為對特朗普“標志性經濟政策”的重大否定，甚至是特朗普2.0時代的首次重大挫，并且有分析認為這可能對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產生指標意義，是“三權分立”對于特朗普2.0當局的“民主修復”。

然而，就在裁決公布后數小時，特朗普立即簽署行政令，轉而援引《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對全球商品加征10%的關稅。這種瞬間的“法律換軌”非但不應被視為行政權的萎縮，反而暴露了美國資產階級內部權力再分配的真實邏輯：通過制造憲法危機，行政分支正在完成對立法和司法權的實質性架空，并將關稅這一剝削工具推向極致。

一、 保守派的分裂并非權力的制衡，而是統治策略的路線之爭

最高法院的裁決確實罕見地出現了意識形態的“倒戈”——首席大法官羅伯茨與兩位特朗普親手任命的大法官戈薩奇、巴雷特加入了自由派陣營，形成6比3的多數意見。然而，若據此歡呼司法對行政權的勝利，則陷入了資產階級法權觀念的迷霧，忽視了這場裁決背后統治階級內部的利益博弈本質。

首先，這場裁決的本質并非否定“總統關稅權”，而是否定“總統不經國會同意援引特定法律征收關稅的權力”。《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的初衷是讓總統在面對海外政變、恐怖主義等“國際緊急狀態”時，快速凍結外國資產、封鎖資金往來，其核心是“金融制裁”而非“關稅征收”，通篇未出現“關稅”“關稅稅率”相關表述。正如大法官卡瓦諾在異議中所言，這僅僅是特朗普“勾錯了法律選框”。

特朗普隨即利用《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重新加稅，該條款允許總統在出現大規模國際收支逆差或美元貶值風險時，征收最高15%的關稅，最長持續150天，且無需事先調查即可實施。盡管有150天的時限限制，但這恰恰是行政權力的一次完美“越獄”：它不僅繞過了國會的稅收授權（憲法第一條將征稅權賦予國會），更通過將法律工具化為純粹的“政策遮羞布”，向全世界展示了只要掌握行政機器，法律條文不過是可以隨時更換的零件。

事實上，正如特朗普在新聞發布會上的表態，其政府早已準備好多種替代法律工具，除第122條外，還包括《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乃至大蕭條時期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第338條款，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關稅法律工具箱”。

其次，所謂的“保守派法官分裂”，實則是美國壟斷資產階級內部關于如何維護統治秩序的方法論分歧。以羅伯茨、戈薩奇為代表的“法律原旨主義者”擔憂的是，如果總統可以無限制地利用緊急狀態法征稅，將徹底摧毀國會作為資產階級內部協調機構的最后尊嚴，導致權力過度集中于一人之手可能引發的階級統治不穩——這一幕并非無跡可尋。

回溯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新政時期，最高法院曾多次裁定新政法案“違憲”，本質也是資產階級內部“漸進改良派”與“激進干預派”的路線之爭，核心都是為了維護壟斷資本的整體利益，而非捍衛“司法獨立”的虛名。而特朗普及其代表的極端民族主義資本集團，則試圖通過行政權的無限擴張，在帝國主義競爭白熱化階段，以最高效的暴力方式攫取超額利潤。這場博弈是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贓不均”，而非對外國民眾與無產階級的仁慈，司法與行政的表面對立，終究是為了更好地鞏固資產階級的整體統治。

二、 關稅的本質：從國家間再分配轉向階級內剝奪——歷史與現實的雙重印證

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透視，特朗普的關稅政策絕非簡單的貿易保護主義，而是資本在全球積累危機下的暴力轉嫁機制，這一機制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反復出現，只不過在特朗普時代被賦予了更鮮明的行政集權色彩。

從現實數據來看，聯儲2026年2月發布的研究明確顯示，美國消費者和企業承擔了關稅成本的近90%——2025年美國平均關稅水平從2.6%升至13%，其中1月至8月期間，美國承擔了94%的關稅沖擊，9月至10月為92%，11月仍達86%。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估算也印證了這一點：外國出口商僅承擔約5%的成本，美國企業短期內吸收約30%，其余70%通過漲價直接轉嫁給消費者。

這意味著，關稅并非像特朗普宣稱的那樣由“外國支付”，而是對美國工人階級可變資本的一種直接扣除。當進口商品價格上漲，工人的實際工資下降，為了維持勞動力再生產，他們不得不延長勞動時間或接受更差的勞動條件——這與19世紀英國《谷物法》的本質如出一轍：當時英國地主階級通過征收谷物進口關稅，抬高糧食價格，一方面剝削工業資產階級的利潤，另一方面壓低工人實際工資，而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不過是將這種剝削從“糧食領域”擴展到“全商品領域”，從“地主階級”轉向“壟斷資產階級”。

而特朗普的“神操作”在于，他試圖將這種剝削包裝成福利。據美國財長貝森特透露，2026年美國關稅收入將“基本保持不變”，預計在1300億至1750億美元之間（不同機構估算略有差異），有分析預測，特朗普可能利用這筆收入，向中低收入群體發放所謂的“關稅退稅”支票。這是一種極其高明的階級欺騙策略，其歷史原型可追溯到19世紀到20世紀初德國的“容克-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政策：當時德國壟斷資本與容克地主勾結，通過關稅保護本國產業，再以“社會福利”的名義返還部分剝削所得，麻痹工人階級的斗爭意識。

特朗普的做法如出一轍：國家先通過關稅抬高物價，壓低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再將從工人身上多扣除的一部分以“恩賜”的形式返還，從而制造一種“國家養活了你們”的幻覺。這正是馬克思主義所批判的資產階級財政社會主義——用工人階級自己的錢購買工人階級的政治忠誠，同時掩蓋了資本通過關稅獲得的超額利潤，正如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所指出的，壟斷資本的剝削，從來都伴隨著虛偽的福利偽裝，其目的是維護階級統治的穩定。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甚至暗示不會退還此前征收的關稅收入，宣稱相關退稅問題“可能要打五年官司”，這種做法進一步暴露了關稅政策的剝削本質：無論法律依據如何更換，壟斷資本對無產階級的剝奪從未停止，甚至不惜通過拖延司法程序，將非法剝削“合法化”“長期化”。

三、 從“挫敗論”到“權力升維”：特朗普2.0如何損害國內外無產階級利益

認為這是特朗普挫敗的觀點，忽視了他在此次事件中實現的三大戰略目標，更忽視了行政權擴張對國內外無產階級造成的雙重損害——這種損害，既是對當代無產階級的直接壓迫，也是對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全球剝削體系”的延續與升級。

第一，完成了緊急權力的常態化。特朗普明確表示將就退稅問題“打五年官司”，通過將法律爭議無限期延長，關稅政策得以在實際層面繼續執行。司法裁決的滯后性被轉化為行政執行的時效性優勢，這實質上是對法治原則的“時間消解”。

回顧歷史，這與20世紀30年代希特勒上臺后，通過“國會縱火案”頒布《保護人民與國家法令》，將緊急權力常態化的邏輯高度相似——都是通過制造“危機”，突破法律邊界，實現行政權的無限擴張。不同的是，特朗普沒有采用暴力手段，而是利用資產階級法治的“漏洞”，以“合法”的形式完成了緊急權力的常態化，其隱蔽性更強，對無產階級的壓迫也更具迷惑性。

第二，確立了對立法權的替代。國會至今無法通過任何貿易立法來約束行政分支，特朗普先后使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第232條、第301條，如同翻牌一般尋找法律漏洞——第232條以“國家安全”為由，可對特定行業征收無期限、無稅率上限的關稅，是特朗普兩屆任期內最倚重的工具；第301條則針對所謂“不公平貿易行為”，曾被用于挑起中美經貿摩擦，對中國輸美商品大規模加征關稅。

這種操作徹底暴露了資產階級三權分立的虛偽性：從1787年美國憲法確立三權分立原則以來，這種“權力制衡”從未真正約束過壟斷資本的利益，當統治階級需要的時候，任何一條法律都可以被“創造性地解釋”以適應行政獨裁的需要。19世紀末，美國壟斷資本通過“托拉斯”控制國會，實現了“資本獨裁”；而特朗普則通過“行政集權”，繞開國會，實現了“行政獨裁”與“資本獨裁”的融合，本質上都是為了維護壟斷資本的超額利潤。在沒有對應的階級抵抗力量出現前，這種創造性解釋會成為行政獨大的局面。

第三，對國際無產階級的全面打壓。10%的全球關稅疊加已有的針對特定國家的關稅，意味著全球產業鏈上的勞動者將面臨更嚴峻的就業危機。對于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體，美國市場的關稅壁壘直接導致工廠倒閉和失業潮——這是資本主義“中心-外圍”剝削體系的延續：19世紀，英國通過殖民關稅政策，壓迫殖民地國家的無產階級，掠奪原材料、傾銷商品；而特朗普的全球關稅政策，則通過“關稅大棒”，壓迫發展中國家的無產階級，迫使全球勞工在更低的工資和更差的條件下為美國市場生產，從而降低美國壟斷資本的生產成本，攫取超額利潤。正如馬克思所言，“資本的全球擴張，必然伴隨著對全球無產階級的剝削”，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正是這種剝削的當代體現，它將國內外無產階級牢牢束縛在資本的枷鎖之中，形成了“雙重剝削”的格局。

四、 行政法西斯化的前夜——歷史鏡鑒與現實警示

從激進經濟學派的角度看，特朗普正在將美國推向一種“行政壟斷資本主義”，這是帝國主義發展的新階段，其核心特征是行政權與壟斷資本的深度融合，法律成為資本積累的工具，三權分立成為擺設——這一趨勢，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有著清晰的歷史軌跡。

最高法院的裁決看似限制了總統，實則通過允許特朗普迅速換法重來，賦予了行政權力一種“試錯權”和“豁免權”。特朗普不僅沒有受損，反而通過這次危機測試了行政權力的邊界，并發現：只要他足夠強硬，司法和立法機構除了發表意見，別無他法。他的權威不僅未損，反而因為展示了“即便最高法院也拿我沒辦法”的姿態，在民粹主義基本盤中得到鞏固——這與20世紀20年代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上臺后，利用民粹主義鞏固權力、架空議會的邏輯如出一轍，都是通過煽動“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掩蓋行政集權與資本獨裁的本質，麻痹無產階級的斗爭意識。

回顧資本主義發展史，每當全球資本積累出現危機，壟斷資本總會試圖通過“行政集權”和“對外擴張”轉嫁危機：1929年經濟大蕭條后，德、意、日等國走上法西斯道路，通過行政獨裁壓迫國內無產階級，通過對外侵略掠奪海外資源；而今天，特朗普的行政集權與關稅政策，正是這種歷史邏輯的延續——只不過，由于時代背景的限制，特朗普2.0當局一方面通過赤裸裸的艦炮政策對委內瑞拉和伊朗等地緣能源國家進行勒索和控制，另一方面則通過“關稅戰”“貿易戰”，實現對外剝削的升級，通過行政集權，實現對內壓迫的強化。

對于美國乃至全世界的勞動人民言，這預示著一個更黑暗的未來：資本將利用行政集權，以“國家安全”和“緊急狀態”為名，隨時隨地向勞工權益發起突襲。當資產階級內部的程序正義博弈無法阻擋實際剝削的推進時，國際工人階級必須超越對資產階級法權的幻想，在國際斗爭的層面上尋求聯合與反抗——這一點，從19世紀歐洲工人運動打破《谷物法》的剝削，到20世紀全球工人階級反抗法西斯主義的斗爭，都得到了深刻的印證。

特朗普2.0并非遭遇了所謂的行政權的挫敗，而是資產階級民主外殼下，行政專制與資本貪婪加速融合的危險信號。

它警示我們：資本主義的本質從未改變，壟斷資本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從未停止，只有結合歷史看清資本與行政集權勾結的本質，才能喚醒國際工人階級的斗爭意識，打破資本的雙重枷鎖。

注：本文由人工和AI合作完成，相關數據和結論請慎重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