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道歉是軟弱，還是勇氣？那些被掩埋的真相，終需一個交代！

埃德溫·巴蒂斯特拉（Edwin Battistella）在南俄勒岡大學教授語言學和寫作課程。他在紐約市立大學獲得了語言學的博士學位，曾經于 2014 年出版《我很抱歉：公開道歉的語言藝術》（Sorry About That: The Language of Public Apology ）一書。

2016 年 5 月，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在訪問日本期間來到廣島市（Hiroshima）。二戰末期，美國曾經對廣島投下一顆原子彈。因此人們猜測紛紛，稱作為美國總統的奧巴馬將會在訪問期間以美國的名義向日本人民道歉。但實際上奧巴馬在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共同出席的聯合新聞發布會上正式表態，稱此行只為了“緬懷所有的二戰死難者，同時再次重申美日雙方對世界未來無核化的共同愿景。”其實早在訪日之旅開始之前，白宮就稱奧巴馬總統此次訪問既不會重新回顧當初對日本使用原子彈的決定是否正確，也不會就投放原子彈這個行為進行道歉。在奧巴馬政府看來，使用原子彈是戰爭期間的一種軍事行為，無需為此專門進行道歉。

那么一個國家會在什么時候以國家名義道歉？大約三十年前的 1988 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公民自由法案》（Civil Liberties Act），正式向上世紀四十年代被關押在拘留營里的日裔美國人道歉并提供賠償。簽署法案之后，時任總統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說：“我們承認犯了錯誤。在此再次重申我們的承諾，即美國是一個法治國家，所有人都應該享受到平等的公正待遇。”此后，里根總統的繼任者老喬治·布什（George H W Bush）以及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在任期內分別向曾經被關押在拘留營中的日裔美國人以個人名義進行道歉。

美國用了很長時間才決定正式對將日裔美國人關押在拘留營這件事正式道歉。1941 年，日軍偷襲珍珠港。此后，美國國內便掀起了一陣仇外的浪潮。軍方將大約十二萬日裔美國人和日本人驅趕到了他們所謂“戰時再安置”（War Relocation Authority）的集中營內。在這個過程中，被拘留的日裔美國人和日本人遭遇了各種艱難困苦，也承受了巨大的損失。其中，一部分日裔美國人被關押的時間長達三年之久。被釋放之后，當局僅為他們提供了一張火車票和 25 美元現金，但是沒有任何正式的道歉。

在被集中拘留之后的第四十三個年頭，美國國會終于正式道歉。1970 年，日裔美國人公民聯盟（Jap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發起號召，要求美國對當年的行為道歉。十年之后，時任美國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要求戰時再安置和拘留平民委員會（Commission on Wartime Relocation and Internment of Civilians）為其提供可供參考的下一步行動方案。實際上，以國家名義道歉是一件充滿爭議的事情，因為其中涉及費用支出、問責、爭取各黨派意見一致等問題。

另外，人們還從哲學角度發起了一場爭論：后來的政府究竟是否需要為此前政府所做過的不道德之事承擔責任？但在很多曾經被拘留過的日裔美國人和日本人心中，只要能爭取到美國正式的道歉，即便要克服千難萬苦也是值得。對他們而言，道歉意味著找回榮譽和尊重。而對于美國政府而言，道歉意味著承認曾經冤枉過自己的公民，也意味著還他們以公平和正義。

有些時候，一個國家如果想繼續前行，就必須認真對待和正視自己的歷史。經歷了希特勒的納粹政權之后，德國用了五十余年反思自我。通過紐倫堡審判（由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對歐洲軸心國的軍事、政治和經濟領袖進行數十次軍事審判——譯者注）和對德國教育系統進行去納粹化改革等一系列努力，同盟國讓該承擔責任的人受到了懲罰，也對整個德國進行了再教育。西德的政治家明白，如果德國想要重新回歸到世界大家庭的懷抱之中，就必須處理好納粹在二戰期間犯下的種種暴行。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德國總理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領導的德國政府在 1952 年向剛剛建國不久的以色列支付了 35 億馬克的賠償金。不過相比于道歉和回憶過去這樣的做法而言，阿登納總理更支持讓時間發揮遺忘作用的國策方針。1949 年初次就任德國總理時，他就對西德聯邦議會的議員表示自己的政府決心將歷史拋于腦后。在任期間，他一直努力推動國家主義思潮的“死灰復燃”，力求通過減輕二戰罪行來促進經濟復蘇。

二戰之后，德國左翼和右翼勢力展開激烈爭論。直面正視歷史會不會讓德國陷入永恒不斷的愧疚而無法自拔？承認歷史是不是讓德國找回國家尊嚴的必經之路？在思維的碰撞之中，人們意識到悔悟才是應有之意。于是在 1970 年，時任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出訪波蘭期間在紀念 1943 年華沙起義（Warsaw uprising）死難者的紀念碑前長跪不起。在全世界看來，勃蘭特的這一舉動是一種無言的道歉。他此后解釋說，這是“做語言已經無法表達自己的想法和心情時，人們會采用的行為”。

1995 年，統一后的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正式代表德國道歉。在解放奧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tz）五十周年的紀念活動上，科爾清清楚楚的道了歉。他說：“奧斯維辛集中營是德國歷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篇章。我們目前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要讓子孫后代了解這一點。這樣一來，那段恐怖的歷史才永遠不會重演。”對于德國來說，以國家名義進行道歉實際上是一個克服“健忘癥”、正視歷史和過去的艱難過程。但更重要的是，道歉使得德國能夠順利走上通往未來之路。在德國看來，只有直面歷史和為自己所犯下罪行道歉，人民才能在未來更好的生活。.

面對自己犯下的大錯，普通人在道歉之前也會進行一番激烈的思想斗爭。實際上，一個國家進行道歉所要經歷的過程與普通人并無太大差別。首先，一個國家要認識到自己曾經做了一些需要道歉的錯誤，而且這些錯誤堪稱嚴重至極。理想情況下，犯錯的國家與那些被它錯誤傷害的人在對于錯誤這件事的認識上能夠保持一致。

國家道歉與個人道歉在作用上是一樣的，兩者只在規模上有所區別罷了。國家道歉意味著一個國家在價值觀上有所改變，能夠譴責自己過去的罪行。同時這也意味著這個國家致力于在今后有著和此前不一樣的舉動，承諾做“更好的自己”。道歉能讓犯下大錯的國家與那些被傷害的人達成和解。

在真正的國家道歉中，一個國家要真誠的譴責曾經犯下的嚴重罪行。有的時候，這種罪行甚至可能是舉國上下在某段歷史時期內普遍做過的嚴重錯事。與普通人道歉一樣，國家道歉的第一步也是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深深傷害了其他人。承認自己存在錯誤之后，一個國家才能更深入的探究自己對別人的傷害，才能認真回顧曾經發生的一切。這樣一來，國家便能在直視歷史的過程中重新審視曾經的決定、行為和價值觀，也了解到自己所帶來傷害的范圍和所傷害個體的數量。

當某個全國性委員會或者立法機關詳述自己國家存在的全國性不公正現象時，這種回顧行為本身就寫下了新的歷史篇章。直面歷史，回顧過去，這本身就是一種形式的道歉。但是，真正做出道歉的究竟應該是誰？通常情況下（但也存在例外），行政首腦是那個做出道歉的人。但是，各黨派在政治層面上就道歉問題達成一致也非常重要。

不過，有時候各黨派很難就道歉問題達成一致。1995 年，時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Tomiichi Murayama）向二戰中亞洲受害國進行口頭道歉。日本國內保守派反對黨卻并不認可他的舉動。這些反對黨不愿意使用“道歉”一詞，而是用“誠摯的哀悼”、“嚴肅反思”和“深深悔恨”代替。

即便各黨派達成一致，國家道歉背后也難免出現不認可的異議之聲。有的人認為，現在的政府不能為過去發生的不公正之事道歉。在他們看來，只有犯下錯誤的罪魁禍首道歉才是有效的。而且他們認為，這種罪行只應該由犯下錯誤的那代人承擔，不應該代代相傳；對于不公正行為的愧疚也只會停留在犯下罪行的那一代人心中，不會傳承給之后的子孫后代。 顯然，這種觀點太過狹隘。政府領袖也許不需要為國家在過去犯下的錯誤承擔個人責任或者感到愧疚，但他們是國家價值觀的掌控者。他們在糾正歷史不公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也有能力促成國家與受害者之間的和解，讓所有人正視過往的一切。

雖然普通民眾也許不會因為國家在歷史上犯下的罪行感到愧疚，但他們還是會受到這些歷史帶來的影響。而在國家道歉的過程中，社會價值觀等方面得到糾正，普通民眾也會因此受益。當曾經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群體重新參與到一個國家的政治活動中后，國家的信仰便會得到強化，政治體系也會得到加強。通過一場國家層面的和解，所有國民都會從中受益。

對于道歉的對象而言，國家道歉重要嗎？2005 年，美國參議院因為長期（接近一個世紀）未能通過反對私刑的法律而正式道歉。事實上，美國在《1968 年民權法案》中才正式宣布私刑是違法行為。以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簡稱 NAACP）為代表的很多人和組織都對參議院的道歉表示稱贊。NAACP 表示，這個道歉是邁向和解的重要一步，也意味著政府正式承認過去的不公正行為。

不過也有人認為參議院僅僅道歉是不夠的，因為道歉不代表著政府一定會進行賠償或者提供其他救濟途徑。對于那些曾經的受害者而言，國家將他們認定為受害者并表示遺憾惋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即便有的時候國家的行為并不完美，但這好歹意味著國家在傾聽受害者的聲音和與受害者就過去的遭遇達成共識的道路上邁出了極為重要的一步。對于其他人來說，僅僅有道歉是不足夠且不真誠的。國家還應該在道歉后進行改革或者向受害者提供賠償。

2009 年，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各自因美國曾經實行奴隸制和根據“吉姆·克羅法”（Jim Crow laws，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 1965 年，美國特別是南部諸州通過一系列法律，在公共場所對非洲裔美國人和其他有色人種施行種族隔離制，剝奪非洲裔美國人選舉權等權利。這些法律被稱為“吉姆·克羅法”——譯者注）而實行種族隔離進行道歉。在此之后，救濟的問題便成為社會關注的重點。不過，參眾兩院在道歉的表達用詞方面出現了分歧。

不管是參議院還是眾議院，他們都表示：“我們代表美國人民向非裔美國人道歉。因為奴隸制以及吉姆·克羅法，受害者的祖先以及受害者本人遭受到了不公待遇…”不過參議院在聲明最后寫道：“本聲明（A）并不支持或者授權任何人針對美國要求賠償；（B）也不能視作美國與任何人請求賠償之間的和解。”這樣看來參議院雖然正式道歉，但卻試圖讓自己免受任何責罰。在參議院表示“再次重申所有人生而平等的原則”之時，眾議院卻表示要“致力于糾正拖延已久的罪行所帶來的后果。”這兩種表達看似有著微妙的差別，但實際上內涵卻大不相同。因為參眾兩院缺乏一致性，國家道歉的真誠性以及效力性都打了折扣。而在受害者心中，這份道歉的分量也輕了不少。

這里所謂的“遺憾和惋惜”指的是泰迪·羅斯福（Teddy Roosevelt）執政期間曾經干預哥倫比亞內政，支持巴拿馬脫離哥倫比亞而宣布獨立。羅斯福總統和他的支持者認定這筆補償金是“敲詐勒索”，而所謂的“遺憾和惋惜”實際上是美國的道歉。為此他們提出了抗議和反對，導致美國與哥倫比亞一直到 1921 年才正式簽訂條約。這份條約在沃倫·哈定（Warren Harding）總統就任期間正式獲得通過，不過其中“遺憾惋惜”這樣的字眼卻被刪除殆盡。

盡管時代飛速發展，但國家道歉這件事卻沒有經歷太多變化。1998 年，時任總統克林頓承認“歐裔美國人享受到了奴隸貿易帶來的種種好處”，而奴隸貿易本身卻是錯誤的歷史罪行。他的這一言論受到了共和黨眾議員湯姆·德萊（Tom DeLay）的猛烈抨擊。德萊稱，克林頓總統是“頭發灰白卻鼓吹愛情與和平的嬉皮士，因此才會因為美國的行為而做出道歉”。2012 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集中攻擊了奧巴馬提議的“道歉之旅”（apology tour）。2010 年時，羅姆尼甚至將自己參加選舉前出版的自傳命名為《無可致歉》（No Apology）。通過此舉，他想要向外界傳達自己的堅定與決心。

此后羅姆尼一直蔑視奧巴馬以道歉為主題的出訪活動，宣稱這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失敗。實際上，這一策略一直延續至今。很多從政治角度反對國家道歉的人堅持認為，國家層面上的道歉是一種軟弱的行為，會顯得一個國家衰弱無力。

雖然挑戰重重，但是美國卻經常正式道歉：向曾經居住在拘留營中的日裔美國人道歉，向受奴隸制和吉姆·克羅法影響的有色人種道歉，為推翻夏威夷王國（Hawaiian monarchy）道歉，為聯邦曾經推行的印第安政策道歉，為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事件道歉，為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試驗道歉，為在危地馬拉進行與塔斯基吉梅毒試驗類似的其他試驗道歉…

其他國家也進行過國家道歉。日本因二戰期間的軍國主義和侵略暴行而道歉，其中就包括 2015 年向二戰期間的韓國慰安婦道歉。上世紀九十年代，時任蘇聯最高領導人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代表蘇聯因為 1940 年發生的卡廷森林大屠殺道歉。在這場慘案中，接近 1.5 萬名波蘭官員慘遭屠戮。另外，鮑里斯·葉利欽（Boris Yeltsin）還就蘇聯在二戰期間對待日軍戰俘的問題進行道歉。2008年，時任加拿大總理史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正式因為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期間虐待旨在同化土著居民的寄宿學校學生而道歉。1997 年，時任英國首相的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為英國在十九世紀愛爾蘭大饑荒（Irish potato famine）發生時的所作所為而道歉。

究竟是否應該進行國家道歉？全世界各地針對這個問題都有著不小的爭論。而且，這些爭論產生的原因大抵相似。1910 年到 1970 年期間，澳大利亞出現了虐待土著居民兒童的情況。后來對此事進行調查時，調查人員撰寫了一份五百多頁的報告。這份 1997 年對外公布的報告名字叫做《帶他們回家》（Bringing Them Home）。1998 年，社區團體確立了一個非正式的年度贖罪日。但是，保守的澳大利亞政客依舊拒絕道歉。

制度上的阻力是實現國家道歉的巨大障礙。在應對戀童癖牧師虐待兒童的問題上，羅馬教廷就遭遇了這樣的困境。日漸衰老的教皇約翰·保羅二世（Pope John Paul II）想要實行一些改革，但是卻在是否采取強力措施這個問題上猶豫不決。他的繼任者教皇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意識到戀童癖牧師的問題沒有得到果決的處理，但羅馬教廷依舊在導致牧師出現戀童癖的根本原因這個問題上爭論不止，從而導致事情的處理沒有任何進展。2014 年，教皇方濟各（Pope Francis）為六個在教堂內受到性虐的受害者舉行了私下彌撒。在彌撒過程中，他用含糊的語言進行了道歉。他說：“在上帝和他的子民面前，我為這些罪行感到悲痛。那些對你們進行性虐待的牧師已經犯下重罪。在此，我謙遜的請求原諒。”

有時候，國家領袖出于善意而沒有提起國家在過去犯下具體的罪行。克林頓總統因長達四十年的塔斯基吉梅毒試驗而道歉就是很好的例子。在阿拉巴馬州開展的這些試驗中，美國公共衛生署在非裔美國人身上研究梅毒的影響，但卻并不治愈試驗對象。上世紀七十年代，這種不道德的研究手段被人曝光。為此美國政府在集體訴訟案中與受害者達成庭外和解，同時出臺了涉及人體試驗研究所必須遵循的全新規章流程。受害者卻沒有聽到政府的道歉聲。1997 年，克林頓總統在白宮向幾個還在世的受害者及其家屬親自表達了歉意。他當時說，美國政府“未能實現理想”，而且“打破了民主制度下公民對政府的信任”。他還反思了道歉的本質。在克林頓總統看來，“道歉只是邁出了第一步”。此后政府應該承諾重建信任，并向著更好的方向去努力。

二戰以后，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使得很多國家進行道歉，試圖與受害者達成和解。這樣一來，我們進入到一個各國普遍進行反思的時代。越來越多的各國領袖愿意承認和探究本國在歷史上犯下的錯誤。同時各國也愿意與受害者積極溝通，修復關系，進而借機重申自己新的價值觀。不是每一個國家道歉都完美無缺，但一個國家試圖通過道歉來凝聚國民的確很鼓舞人心。不過在我看來，很多事情還有待進一步觀察。正視歷史，達成和解，從而塑造更強大的國家，這是理想情況。但是，國家道歉是不是實現這種理想的必經之路？國家道歉會不會因為缺少承諾和國家“健忘癥”而最終達不到理想結果？政壇總是不斷發生各種變化，國家道歉會是一種持續行為嗎？還是僅僅成為我們這個關注不公正待遇時代的標志而出現在歷史長河中，最終卻依舊是曇花一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