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48年里,有兩次重大歷史事件將伊朗推向了激進變革與慘烈殺戮的懸崖邊緣。第一次是爆發于1978年至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這場革命推翻了伊朗的君主專制政權,催生了伊斯蘭神權政治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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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這場革命不僅在國內引發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更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了一股宗教極端主義的浪潮。不過,據最可靠的估計,在這場沖突中喪生的人數約為2500人,相對而言并不算多。
第二次重大事件,即目前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的戰爭,其最終結局和傷亡人數顯然仍是未知數。盡管如此,如果深入審視處于這兩場動蕩中心的兩位領導人的性格特質,外界或許能從中獲得一些啟示。
眾所周知,伊朗伊斯蘭革命的最終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一個人的作為或不作為——他就是伊朗末代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被尊稱為“萬王之王”、“雅利安人之光”以及“真主在人間的影子”。
同樣,如今降臨在伊朗這片土地上的戰火,也極大地取決于一個關鍵人物的決策。分析人士打趣道,如果能將上述那些加冕于巴列維的尊號賦予此人,他定會欣喜若狂——這個人就是唐納德·特朗普。
乍看之下,似乎很難找到比這兩位更加迥異的領導人了。伊朗末代國王以冷漠疏離著稱,他不茍言笑,在社交場合顯得頗為笨拙;而特朗普則擁有一種張揚、熱衷于逢迎交際的個人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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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巴列維的政敵,也對他的才智予以認可,認為他對自身感興趣的領域有著近乎百科全書般的深刻理解。相比之下,即使是特朗普最忠實的追隨者也指出,他對大多數事務缺乏了解,并且很快就會對細節失去耐心。而關于他擁有“超凡頭腦”這種備受質疑的說法,往往是由這位自詡為“穩定的天才”本人在大聲宣揚。
這種在政務上的怠惰,讓外界普遍認為,特朗普推行的許多舉措,實際上是出自那些比他更精明、更善于算計的下屬之手。然而在帝國時期的伊朗,情況則截然不同。沒有人會懷疑,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國家事務——比如提拔一名空軍少校,或是為一條新建的高速公路命名——都需要經過國王本人的親自過問與批準。
在其他方面,這兩人之間的相似之處卻又驚人地巧合。他們都在專制父親的陰影下長大,雖然竭力想要效仿父親,卻始終在父輩面前感到自身的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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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觀察家看來,這種成長經歷導致兩人都帶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無力感。他們試圖通過傲慢的姿態和權力的展示來掩飾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并且持續不斷地渴望得到他人的肯定與贊美。這種渴望是個無底洞,再多狂熱的追捧者或阿諛奉承之徒都無法將其填滿。
按照當時的宮廷禮儀,即便是巴列維最親近的顧問,在覲見時也必須鞠躬并親吻他的手背;而那些更為狂熱的臣子,甚至會為了獲得親吻國王鞋面的特權而匍匐在地。無獨有偶,特朗普也有定期召集內閣部長的習慣,目的僅僅是讓他們在眾多記者面前對自己歌功頌德。這種荒誕的景象,在外界看來似乎更像是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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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位領導人所共有的心理病理特征,在面臨危機時刻卻往往會導致截然不同的結局。盡管這位“萬王之王”總是大張旗鼓地展示權力并要求臣下絕對忠誠,但他的骨子里卻是一個偽裝成強硬派的軟弱之人。
在其長達37年的統治生涯中,他總是指望別人來替他處理那些棘手的臟活累活。每當被逼迫采取行動時,他總是猶豫不決。1953年,在美國中央情報局主導的一場旨在從貪婪的總理手中奪回王權的政變中,他一直躊躇到最后一刻才勉強批準,隨后便躲在羅馬的一家酒店里作壁上觀。
1963年,面對由神職人員領導的起義,他將爛攤子甩給了當時的總理,由后者下令軍隊上街鎮壓,并逮捕了這場運動的頭目——一位名叫阿亞圖拉·霍梅尼的激進神職人員。時間來到1978年,當這位國王再次面臨一場由同一位阿亞圖拉擔任精神領袖的革命時,他又一次絕望地向外界求援,指望他的部長、軍隊、中央情報局甚至美國總統吉米·卡特能提供破局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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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一次,沒有人能救他。如果徹底放開手腳讓軍隊進行鎮壓,無疑會導致數以萬計的平民傷亡;在這一抉擇面前,巴列維退縮了。正如他在革命爆發前的最后幾個月里反復對親信所說的那樣,如果保住王座的代價是屠殺這個國家的年輕人,他寧可放棄。
他最終也確實沒有痛下殺手。在猶豫到最后一刻之后,這位“萬王之王”黯然逃離伊朗,再也沒有踏上故土,這也為隨后到來的神權專制統治鋪平了道路。歷史充滿著殘酷的諷刺,在長達13個月的革命期間喪生的伊朗人數,在短短幾周內就被巴列維繼任者們組建的行刑隊所超越。
因此,在審視當前伊朗的沖突及其可能的結局時,不妨進行一場有趣的思維實驗:如果這場戰爭的主要策劃者唐納德·特朗普在1979年身處巴列維國王的位置,他會作何反應?
他是否也會因為優柔寡斷而陷入癱瘓?他是否也會寧愿選擇逃亡和流亡,也不愿下令軍隊大開殺戒?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相反,分析人士認為,他幾乎肯定會將這種反叛視為對個人的公然冒犯,視為一場將他最恐懼的“屈辱”公之于眾的盛大表演,并據此展開瘋狂的報復。人們根本無法想象特朗普會承認失敗并灰溜溜地逃走。
恰恰相反,如果他在1979年是那位“萬王之王”,這場革命的結局必將極其血腥——它很可能會像今年一月份發生在伊朗街頭的那幕慘劇一樣,當權者毫不猶豫地將槍口對準了抗議的人群。
要想象巴列維國王處于特朗普眼下的處境,也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位行事謹慎、步步為營的伊朗君主,從一開始就絕不會如此草率地卷入一場戰爭,更不用說在毫無脫身之策的情況下盲目出擊了。這一切都預示著,當前圍繞伊朗的沖突極有可能走向一個極其可怕的結局。目前,德黑蘭政權沒有表現出任何讓步的跡象,更不可能屈服于特朗普提出的無條件投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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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僵局下,僅僅為了避免讓美國總統顏面盡失,一場血雨腥風似乎已經不可避免。特朗普至少擁有一項非凡的天賦,這或許能為避免流血沖突提供一種可能:那就是他轉移話題的能力。
在他的一生以及他的總統任期內,每當遇到無法按照其意愿屈服、也無法通過恐嚇使其就范的障礙時,他總能施展出猶如嘉年華推銷員般的絕技。他擅長將公眾的注意力從眼前的爛攤子上移開,轉而投向另一個光鮮亮麗的“新目標”。
那么,政權更迭?無條件投降?這些目標顯然都不太可能實現。但如果這些都落空了,特朗普始終還保留著一個巴列維國王當年所不具備的選項——那就是單方面宣布勝利,然后收拾行囊,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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