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小曼晚年爆黑料：徐志摩父親和張幼儀“爬灰”，徐志摩傷心離婚

1931年的冬天，上海灘的風格外陰冷。法租界的深宅里，陸小曼披著皮披肩，瘦得只剩一副影子，在昏黃燈光下慢慢燒煙燈。屋里有人輕聲問了一句：“這些舊事，你還記得清楚嗎？”她吐出一口煙，話卻很直：“記得，怎么會不記得呢？”

說到她，很多人只記住了“交際花”“敗家娘們兒”這幾頂帽子，卻很少有人注意到，她晚年不少驚人之語，都被一位篆刻家小心記了下來。這個人，叫陳巨來，號安持老人，是近現代篆刻界極有分量的人物，被譽為“三百年來第一人”。他不僅刻印一流，還愛記人情舊事，晚年寫了本《安持人物瑣記》，把民國名流圈里的種種隱秘，都翻揀了一遍。

有意思的是，在這本書里，“陸小曼”單占一章，篇幅不短，內容也夠勁。抽鴉片、鬧婚變、翁瑞午、徐申如，這些名字纏在一起，像一團剪不斷的麻。最引人注意的，卻是陸小曼晚年說出的那句“黑料”：她指認徐志摩的父親徐申如，與原配妻子張幼儀之間“有茍且不端行為”，而徐志摩所謂“傷心離婚”，正是因為抓到這一幕。是真是假，一時間眾說紛紜。

要看清這一段，就得把人和時間，一一擺回原位。

一、亂世才子與“新舊夾縫”的婚姻

徐志摩出生于1897年，浙江海寧人，家中是典型江南富商之家。父親徐申如，是當地出名的實業家，做絲業、辦銀行，在老輩人眼中，是個老成穩重的商人。徐家家規嚴，講門第，更講體面。

20世紀初的中國，舊禮教和新思想正僵持不下。徐志摩少年時念新式學堂，又接觸西方文學，對個人自由、愛情理想十分著迷，但婚姻這件事，還輪不到他自己作主。1915年前后，按照家族安排，他和張幼儀成婚。那年，他不過十七八歲，張幼儀也差不多這個年紀。

張幼儀出身江南書香門第，自小受的是傳統婦道教育，說話不多，做事穩重。一邊是被家里捧在手心的少奶奶，一邊是剛接觸西方思想的青年學生，這樣的組合在當時并不稀奇，矛盾也就埋下了。

不久之后，徐志摩先后赴美國、英國留學。出門在外的這些年，他的思想愈發“西化”，對婚姻的看法產生巨大變化。1920年前后，他在旅歐期間結識林徽因，兩人談詩論文，又同處異鄉，情感迅速升溫。可家里早早安排的婚姻，就像一堵墻，橫在面前。

這段三角關系，寫入了后來不少回憶錄。當事人怎么想，史料里多少有跡可循。但有一點比較清楚：在倫敦那段時間，徐志摩對“包辦婚姻”的反感，已經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他開始不斷給家里寫信，要求離婚，甚至以絕交來施壓。

從1915年成親，到1922年前后正式分手，這段婚姻拖了大約七年。張幼儀在回憶中提到，自己被告知離婚時幾乎是懵的，既不懂“自由戀愛”為何物，更想不透一個讀書人成天掛在嘴邊的“人格獨立”到底意味著什么。

對當時的大多數人來說，這樁離婚本身，就已是驚天大事。兒子要與賢惠順從的妻子離婚，為的是另一個未婚女子；還要公開宣稱，舊式婚姻錯誤，必須結束。這種事情，放在那個年代，可不只是“家務事”，幾乎等同于在舊禮教臉上扇了一耳光。

二、鴉片煙霧里的“驚人爆料”

時間往后推到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上海已成冒煙的十里洋場。各路文人雅士、商賈名流，幾乎都在這個舞臺上走了一遭。陸小曼，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與徐志摩糾纏在一起。

陸小曼1903年出生，比徐志摩小六歲。她自幼受新式教育，又通外語，會畫畫，琴棋書畫樣樣沾點邊，人又長得標致，很快成了上海社交圈的焦點人物。她原本有一段婚姻，丈夫是外交官王賡，兩人因性格、生活方式差異最終分手。之后，她和徐志摩走到了一起，傳出不少風波。

這段感情，不僅沖擊了舊家庭，也讓徐志摩與父親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對傳統商人家庭來說，陸小曼的生活方式太“西化”，花銷大、應酬多。再加上當時鴉片在上層社會還未徹底禁絕，一些“時髦人”染上煙癮，在圈子里并不算稀奇，卻在老一代人眼中極為不齒。

陳巨來在《安持人物瑣記》中提到，徐志摩愛吸鴉片，而且有時要躲著陸小曼，趁她外出時“狂吸不已”。陸小曼后來對他說：“志摩如不死，必成老槍也。”所謂“老槍”，就是老煙槍之意。這個說法，在張幼儀的回憶中也能找到影子：曾有一次，徐志摩的母親走進房里，看到徐志摩、陸小曼和翁瑞午三人，擠在同一張煙榻上，抽了一整夜的鴉片，姿勢亂七八糟，徐志摩差點從榻上翻下來。

這些細節，從不同回憶錄相互印證，大致可信。更麻煩的是，鴉片不僅傷身，也傷家風。這在老一輩眼中，是直接把一個好好的人往爛泥里推。徐家父母對陸小曼的反感，很大程度上就疊加在這種生活方式上。

故事到了這里，氣氛已經夠緊張。但真正引發巨大爭議的，是另一段更驚悚的說法——“徐志摩父親與張幼儀有不正當關系”。這一說法，同樣出自陳巨來的記錄。按照他的回憶，有一次陸小曼一邊吸鴉片，一邊向他傾訴舊事，說當年徐志摩本喜歡林徽因，卻被迫與張幼儀成婚。后來，他從國外回來，竟“發現張幼儀與父親徐申如之間有茍且不端行為，于是毅然離婚”。

不得不說，這種說法，一出來就帶上了極強的話題性，幾乎等同于在徐家門楣上潑了一盆臟水。陳巨來還補了一筆：離婚之后，張幼儀住進了海寧徐宅，認徐申如為義父。后來，徐申如出資在上海創辦“上海子女銀行”，讓張幼儀擔任要職。

這幾件事拆開看，有的能查到，有的只能停在“傳聞”層面。張幼儀確實在金融、實業界有過一段職業經歷，和徐家仍保持聯系，這是史料里有出處的。她守在徐家照顧公婆，撫養孩子，也是一致被認可的事實。但這些，并不能推導出所謂“茍且”兩個字。

值得一提的是，這條“黑料”只見于陳巨來記載，且是他根據陸小曼的口述整理出來的。陸小曼當時已染煙多年，又與公公徐申如積怨甚深，這一點，從后來發生的種種沖突，可以明顯看出來。她在那種精神狀態下，說出的話，到底是發泄，還是事實，立刻成為一個難以解開的結。

三、婆媳失和與父子決裂

說到陸小曼與徐申如之間的恩怨，1931年那場“奔喪未果”的風波，是一個轉折點。

這一年，徐志摩的母親錢慕英病危。她是徐申如的續弦，也是徐志摩的生母，平日里性情溫和，對兒子極為疼愛。病情惡化時，家中急電催徐志摩回去見最后一面。此時，徐志摩已經與陸小曼正式結婚，夫妻感情正濃，他自然想帶妻子回家，一來盡孝，二來也算給母親一個交代，讓這段備受非議的婚姻，有一點長輩認可的意味。

徐申如的態度，卻極為強硬。據傳，他直接放話：“她要來，我就走。”這話，說得很絕。陸小曼只得留在上海，未能與婆婆見最后一面。等到錢慕英病逝，陸小曼換上孝服，準備回鄉奔喪，半路上又被徐申如派人攔下，連靈堂都沒讓進。

這樣的做法，即便放在當時，也顯得冷厲。對一個已經嫁入徐家的兒媳，不讓守靈，不許上香，在人情和禮法上，都相當罕見。陸小曼只能含淚折返，此事在上海圈內傳開，風言風語自然少不了。

這件事之后，徐志摩與父親的矛盾完全爆發。兩人曾為此大吵，據說不歡而散，幾近決裂。對一位早年順從父命、聽話讀書的兒子來說，這樣的翻臉，是個不小的轉變。有些矛盾，之前還隱在錢財、生活方式之中，現在則直接落到“你不認我的妻子”“你不認我的選擇”上。

再往后，就是眾所周知的悲劇。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乘坐的郵政班機，在從南京飛往北平的途中，于山東濟南附近失事，年僅34歲。這個時間點，距離他與父親決裂，不過數月。

徐志摩的死，對雙方來說都像一道無法彌合的裂痕。徐申如更堅定地認為，是陸小曼的揮霍和不檢點生活，把兒子拖入了一條不歸路——為賺錢養家四處奔波，頻繁往返各地演講、寫稿，最后死于空難。于是，1931年徐家在海寧硤石為徐志摩辦喪事時，他再次阻止陸小曼前來吊唁。

從這一連串事件看，陸小曼對這個公公的感情，很難用“怨”一個字概括。既有羞辱感，也有被排斥出“家門”的憤怒。多年以后，她在煙霧繚繞的屋內，提起徐家舊事，話里話外自然帶著怨氣。這種情緒背景，很難不影響她對往事的講述方式。

也正因為這一層恩怨在前，她關于“徐申如與張幼儀有不正當關系”的說法，就更顯得復雜。是多年壓抑后的反擊，還是記憶混雜下的妄言，外人已無從查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無論真相如何，這條爆料一旦被寫進文字，就再也抹不干凈。

四、傳聞與史實之間的距離

回頭看這幾個人的經歷，每個人的形象，在不同材料中都極不一致。越是戲劇性的傳聞，就越容易被放大。然而，若想判斷陸小曼的“黑料”到底有幾分可能，就不能只看一句“爆料”，還得把相關人物的行事軌跡和當時的社會氛圍，對照著看。

先看徐申如。作為海寧地方上有名的實業家，他在商業倫理和個人品行上的評價，一直相對正面。公開史料中，并沒有關于他男女關系方面的惡劣傳聞。即便有人對他干涉兒子婚姻、待陸小曼不近人情頗有微詞，在“德行”這一欄，卻很少出現“荒唐”之類的字眼。

再看張幼儀。1915年成婚，1920年代初與徐志摩分離后，她并未選擇另嫁，而是長期承擔起撫養兒子、照料徐家老人的責任。她在自己的回憶文字中，始終保持克制口吻，不詆毀前夫，也不自我美化。這一點，在同時代人的評價中有印證。很多人都認為，她沉默、堅韌、舉止端莊，受傳統道德浸潤極深。

一位以傳統婦道自守的女子，若真與前公公有不當關系，且在徐家繼續生活多年，從各種角度看，風險都大得驚人。海寧并非大都會，那樣的風聲一旦出現，幾乎不可能完全壓下來。可在流傳下來的地方志、回憶錄、熟人印象中，此類傳言幾乎空白，這就很耐人尋味。

再看陳巨來這本《安持人物瑣記》。這本書的價值，在于它保留了大量民國人物的細節軼事，很多內圈消息若非他記下來，早就散佚。但這部書也有一個明顯特點：口吻偏八卦，內容香艷獵奇，時常帶有個人色彩。許多故事出自當事人的口述，時隔多年，摻雜情緒與臆測在所難免。

陸小曼在向他講述往事時，已經歷失夫、病痛、經濟窘迫，又長期受鴉片侵蝕，身心狀態與當年風華正茂時大不相同。人在這種境況下回憶舊事，很容易把自我辯護、遷怒他人、情緒宣泄混在一起。那句“當初他看到父親和妻子有不端行為，才堅決離婚”，聽上去更像是對徐志摩“決絕離婚”這一行為的再解釋——把責任推給上一代，把自己的痛苦、委屈，統統塞進一個戲劇化的故事里。

有一點不得不承認，這樣的說法，確實比“性格不合”“觀念沖突”等真實而平淡的原因，要好傳播太多。民國以來，關于文人名士的故事，總帶著一種“越出格越好講”的傾向，所謂“家門之內自有劣事”，越隱私越能吊人胃口。久而久之，哪些是親眼所見，哪些是酒桌閑談，往往模糊一片。

從現有可查證的史料來看，大多數研究者更傾向于認為：徐志摩與張幼儀的婚姻破裂，主要源于新舊思想沖突、個人情感轉移與自我追求的膨脹，而非什么驚世駭俗的“倫理丑聞”。“徐申如與張幼儀有茍且行為”的說法，缺乏多方獨立佐證，只能暫列為民間流言中的一條，慎重對待。

這并不意味著陸小曼一定“信口胡說”。在她的敘述里，很可能摻雜了聽來的碎片、自己的猜測以及多年來累積的怨意。對于一個在徐家備受排斥、晚年被各種非議圍困的寡婦來說，把矛頭挑向公公與前妻，也是一種心理上的反擊。至于陳巨來，則在“記人而不完全求證”的態度下，把這段話原樣寫入，形成了后來廣為流傳的“黑料”。

傳聞的魅力，在于細節刺激；史實的力量，卻在于冷靜和克制。就目前能見到的材料而言，這段“爬灰”的故事，更像一則經多年放大的舊傳說，而不是可被嚴肅采信的史實記錄。在眾多知情者早已辭世的今天，能做的，也只是把各種說法擺在臺面上，不輕易下結論，不隨意給任何一方貼上難以翻案的標簽。

陸小曼、徐志摩、張幼儀、徐申如，這四個人繞著同一段時間打轉，各自承受各自的命運。情愛糾纏，家族紛爭，性格短長，交織成一團，很難用簡單的“好人”“壞人”來劃線。浮華散盡之后，留下來的，不是某一句罵人的“黑料”，而是一個時代在新舊夾縫中的掙扎，以及那些被放大、被誤解、被反復講述的私人悲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