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的選擇：官場的煩惱與田園的寧靜之間的抉擇

公元259年，江西鄱陽縣的一戶貧寒人家，一個男嬰呱呱墜地。

家里人給他取名叫陶侃。

這戶人家的父親陶丹，在東吳當過雜號將軍，職位不算高，死后家境迅速敗落。

史書上沒有明確記載陶侃年輕時到底窮到什么程度，但可以從一個細節推出來——他后來發達了，有人罵他是“溪狗”。

“溪”指當時生活在江南山區的一個少數民族，這相當于直接罵他是蠻夷。

在那個講究門第出身的年代，這比罵他是窮光蛋還難聽。

在陶侃之前，陶氏家族沒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人物。

史書上那句“先世無顯赫仕宦”的記載，透出的意思是：這個家族在地方上連叫得上名號的士族都夠不上。

陶侃出生的時候，天下還沒亂。

西晉統一三國后沒過幾年太平日子，皇室內部就殺得不可開交。

那場后來被史學家稱為“八王之亂”的皇室內戰，持續了整整十六年。

但對于陶侃這樣的寒門子弟來說，戰亂反而意味著機會。

在承平年代，官職全由世家大族把持，“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不是夸張的說法，而是寫進九品中正制度里的政治現實。

高門子弟不用讀書也不用打仗，憑出身就能當官。

陶侃這種寒門子弟，想進官場得先有人舉薦，進得去也只能做低品小官，想往上爬幾乎沒門。

西晉末年，天下大亂，寒門子弟的機會來了。

陶侃的仕途起點在洛陽，但他在洛陽待得并不如意。

史載他曾經拜見過司空張華，張華這個人喜歡提拔寒門，結果看到陶侃是南方來的“遠人”，態度非常冷淡，根本沒有把他當回事。

這就是東晉門閥制度對寒門子弟的態度——不僅看你的門第，還看你的籍貫。

北方來的士族天然高人一等，南方本地人就算是士族也得矮一頭，何況陶侃這種連士族門檻都沒摸到的寒門。

陶侃在洛陽混了沒多久，意識到待下去也是浪費時間，回到了江東。

回到老家后的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做了個縣城的主簿，一干就是好多年。

史料說他在這個位置上一直干到將近四十歲。

四十歲在晉朝平均壽命不到五十的年代，人生已經走完大半了。

很多寒門子弟到死也就是這個層次，陶侃差一點也就這樣了。

改變他人生的，是一個叫張昌的人。

張昌在荊州聚眾造反，聲勢浩大，荊州刺史劉弘急需用人。

亂世里用人看的是能不能打，而不是出身。

劉弘征辟陶侃為南蠻長史，讓他帶兵打仗。

劉弘本身是士族出身，但沒有因為陶侃的出身看低他，反而很賞識。

史書記載劉弘對陶侃說過一句話：“當年鎮南大將軍羊祜做荊州刺史的時候我是他的幕僚，他說我以后會成為荊州刺史。我看你啊，以后也能接老夫的班。”

這句話陶侃后來果然應驗了，但中間經歷了多少波折，只有他自己清楚。

陶侃打仗確實有一手。

先平張昌，又打陳敏，再鎮壓杜弢。

他的戰功是一刀一槍拼出來的，每一次平叛都意味著無數人頭落地。

靠著這些軍功，陶侃做到了荊州刺史，手握重兵，鎮守長江中游。

荊州刺史，在晉朝相當于今天的軍區司令加省長，而且荊州是東晉的長江上游屏障，戰略地位極其重要。

一個寒門子弟做到了這個位置，在整個東晉一朝，除了陶侃，幾乎沒有第二個人。

但做到荊州刺史，麻煩才剛剛開始。

東晉的政治格局，教科書上說“王與馬共天下”，這句話其實掩蓋了一個事實：王和馬不是平等的伙伴關系，王氏的權勢遠比皇室大。

王導在朝中當丞相，王敦在外面掌握兵權，兄弟倆一個在內一個在外，把東晉軍政大權牢牢捏在手里。

朝堂之上，王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朝堂之外，王敦手握重兵，坐鎮長江上游。

王氏子弟遍布內外方鎮，整個東晉的權力中心，幾乎被王氏家族壟斷。

陶侃做到荊州刺史，王敦就不高興了。

原因很簡單：你一個寒門出身的人，憑什么占據這么重要的位置？

東晉的官場邏輯是，高官要職必須由高門士族擔任，寒門子弟能做個中下級官吏就已經燒高香了，做到刺史級別那就是僭越。

王敦忌憚陶侃的功勞和能力，開始想辦法把他踢出荊州。

史料記載，王敦找了個借口，說陶侃有功，應該去廣州當刺史。

廣州在當時是偏遠蠻荒之地，跟荊州比起來簡直是流放。

荊州將吏聽說陶侃要走，紛紛上書請求讓他留下，王敦大怒，堅決不許。

他派人去接替陶侃，那個人叫王廙，是王敦的堂弟。

王廙到任后，殺了陶侃不少舊部，想把陶侃在荊州的勢力徹底清除干凈。

陶侃就這樣被趕到了廣州。

廣州的日子，陶侃沒有閑著。

史書上記載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陶侃在廣州的時候，每天早上把一百塊磚從屋里搬到屋外，晚上再搬回來。

有人問他這是干什么，他說我志向在中原，現在太清閑了，怕以后身體跟不上，所以鍛煉鍛煉。

這個細節透露了兩層信息：第一，陶侃對回到權力中心一直沒有放棄；第二，他在廣州的日子確實很清閑，閑到只能搬磚玩。

但王敦的如意算盤沒打多久。

王敦后來起兵造反，兩次叛亂把東晉攪得天翻地覆。

第一次叛亂，他偷襲義興周氏，把周氏一族殺了個精光。

周氏不是普通人家，是江東實力最強的三家豪族之一，更重要的是周氏和陶侃聯姻，是陶侃的姻親。

第二次叛亂，王敦又重創了吳興沈氏和錢氏。

至此，江東三大豪族全部遭受重創，再也無力抗衡北方來的僑姓士族。

王敦這么做，表面上是在清除異己，實際上是在掃除王氏一家獨大的障礙。

這些江東本土勢力一倒，王敦的權勢膨脹到了極點。

但王敦命不好，第二次叛亂打到一半病死了。

他死后，叛亂失敗，王家卻幾乎沒受到什么沖擊。

王導繼續在朝中當丞相，瑯琊王氏的勢力依然龐大。

但王敦造反這件事讓朝廷對上游軍鎮格外警惕——誰也不敢再讓一個勢力強大的家族出鎮荊州，萬一出第二個王敦怎么辦？

陶侃的機會來了。

朝廷需要一個沒有強大士族背景、對中央構不成威脅的人來坐鎮荊州。

陶侃出身寒門，跟朝中各派都沒有太深的瓜葛，而且他有軍功有能力，是再合適不過的人選。

在庾亮的支持下，陶侃重新回到了荊州。

庾亮是潁川庾氏的代表人物，當時和朝中的王導共同執政。

庾亮支持陶侃，有他自己的算盤——王家勢力太大，他需要陶侃這個寒門出身的武將制衡王氏。

庾亮對陶侃其實也不放心。

他曾經對溫嶠說過一句話：“我擔憂西邊的陶侃，比擔憂歷陽的蘇峻還厲害。”

歷陽的蘇峻也是個寒門出身的武將，后來果然被逼反了。

庾亮對陶侃的態度，本質上是門閥士族對寒門武將的普遍態度：用你的時候把你當工具，用完了隨時可以拋棄。

蘇峻之亂爆發后，庾亮嚇得從建康逃了出來，跑到溫嶠那里避難。

溫嶠和庾亮一商量，推舉陶侃當盟主，主持平叛。

這又是把陶侃當工具用——打仗的時候需要你，打完仗再說。

陶侃率軍平定了蘇峻之亂，功勞極大，戰后被加封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食邑三千戶，都督七州軍事。

從職位上看，陶侃已經是位極人臣了，但史書特別加了一句話：“始終被排擠在權力中樞之外。”

意思是，官做得再大，朝堂核心決策沒你什么事。

門閥士族們可以讓你在外面賣命，但不會讓你真正進入權力中心。

陶侃在荊州經營多年，手里有兵，地方上有勢力，他自然想為自己的家族謀點好處。

他的子侄相繼出仕，大多在荊州當郡守，也有人入朝為官。

陶侃想把陶氏從一個寒門武將家族，變成一個真正的士族。

但這條路走不通，原因很簡單：陶家是武將出身，子弟讀書的不多，沒有家學淵源，根本融入不了士族圈子。

士族之間靠的是聯姻和家學傳承維系，陶侃的子女很難和那些高門士族通婚。

他在荊州再怎么經營，到頭來也只是一個武將世家，而不是士族。

陶侃病重的時候，做了一件耐人尋味的事。

他推薦庾亮來接替自己鎮守荊州。

庾亮是什么人？是曾經忌憚他、提防他的人，是門閥士族的代表。

陶侃知道自己不是僑姓高門，也不是吳姓強宗，子侄們也沒什么才能，守不住他在荊州積累的這份家業。

他只能寄希望于曾經放過的庾亮，希望庾亮念在舊情上，保全他的家族。

這個希望落空了。

陶侃一死，他的兒子們就開始內斗。

陶夏殺了陶斌，兄弟相殘。

庾亮抓住這個機會，上書朝廷，把陶夏給廢了。

庾亮在奏疏里列了陶稱的罪狀，寫得非常具體：說陶稱在父親死后不守喪，整天喝酒，擅自管轄五個郡，私自召集王官聚在軍府，還藏匿府兵。

陶稱被押赴刑場處死。

陶稱被殺之后，庾亮如愿以償，荊州徹底落到了庾氏手里。

陶氏家族從此一蹶不振，再也沒有恢復元氣。

陶侃辛辛苦苦一輩子，從一個寒門子弟打拼到位極人臣，到頭來家族不僅沒有振興，反而比他起步的時候還要慘。

陶侃的興起和陶氏的衰敗，是東晉門閥政治的一個縮影。

那個時代的權力邏輯很簡單：你可以立功，可以升官，甚至可以封侯，但你不能挑戰士族對權力的壟斷。

一旦你的家族有了坐大的跡象，門閥士族就會聯手把你打壓下去。

陶侃能走到那個位置，本身已經是一個奇跡。

東晉一百多年的歷史，寒門出身做到他那個位置的人，僅此一個。

但奇跡終究是奇跡，不可復制，也難以為繼。

陶侃死后，陶家剩下的，就只有那點最后的余暉了。

陶侃的那些子侄輩，沒能守住家業，但陶家畢竟還有一點底子。

到了陶淵明這一代，情況其實跟陶侃當年差不多了。

不過起點畢竟高了一點——陶淵明至少還有門蔭，有人舉薦，比陶侃當年四處碰壁的境遇還是強一些。

陶淵明二十歲開始出仕，原因很簡單，太窮了。

他在詩里寫過“弱年逢家乏”。

家貧到什么程度？史料記載他“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游走”，到處奔走謀生。

他的第一個官職是江州祭酒。

這個職位主管一州的祭祀和教育，不算大官，但好歹是個正經差事。

陶淵明干了沒多久就辭了。

原因有兩個：第一，他覺得這個官做下去也沒什么前途；第二，他的頂頭上司叫王凝之，是瑯琊王氏的人。

王凝之這個人，除了出身好，實在沒什么可說的。

他是王羲之的兒子，謝道韞的丈夫，書法家世家出身，但本人是個庸才。

謝道韞評價他有一句特別損的話：“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

謝道韞可是才女，她說這話的意思是你見過蠢的，沒見過這么蠢的。

后來王凝之當江州刺史，孫恩起兵逼近，他居然想用妖法退敵，結果城破被殺。

就這么一個人，就因為姓王，就能當一州刺史。

陶淵明瞧不上他，恥于做他的下屬。

辭官走人。

辭官之后沒有收入，日子更難過。

陶淵明的妻子不久去世了，生活陷入困境。

沒辦法，又得出仕。

這次他投奔了桓玄，在桓玄手下當幕僚。

陶淵明選擇桓玄，不是隨便找個人投靠，而是因為桓玄當時提倡整頓朝綱，陶淵明覺得跟著他能夠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桓玄的父親桓溫也是東晉名將，桓家在荊州經營多年，勢力很大。

陶淵明大概以為，桓玄跟劉弘對陶侃差不多，是一個有抱負、能用人的人。

他又看走眼了。

桓玄勢力坐大之后，野心暴露了出來，想篡位當皇帝。

陶淵明看到這個苗頭，正好母親去世，需要回家守喪，借著這個理由脫了身。

他離開不久，桓玄果然篡位稱楚，把晉安帝遷到尋陽。

桓玄的皇帝夢沒做多久。

劉裕起兵討伐，桓玄兵敗被殺。

陶淵明這時候在家守喪，算是又躲過了一次政治風波。

守喪期滿后，陶淵明出仕做了劉裕的鎮軍參軍。

劉裕當時是以“勤王”的名義起兵討伐桓玄的，陶淵明覺得這是一條正道，愿意跟著他干。

但沒多久，陶淵明發現劉裕也有篡位的野心，而且行動比桓玄更快。

東晉的皇權在東晉建立之初就被門閥士族架空，皇帝不過是個擺設。

到了劉裕這里，連擺設都不要了，直接想自己坐上去。

陶淵明不想跟這種人攪在一起，又辭了官。

但日子總得過。

陶淵明想找個清閑一點的官做，不求升官發財，能糊口就行。

他給江州刺史劉敬宣當參軍，沒干多久又辭了。

前前后后，他侍奉過桓玄、劉裕、劉敬宣三個人，一個比一個不靠譜。

最后一次出仕是做彭澤縣令。

這次不是誰舉薦他，是他自己實在撐不下去了。

他在《歸去來兮辭》的序里寫得直白：家里窮得揭不開鍋，瓶子里沒有存糧，想出去做官又沒有門路。

恰好朝廷有詔令，說當過官的人可以申請補缺，他就去申請了。

陶淵明在序里寫得很實在，不像那些道貌岸然的士大夫，明明是為了吃飯做官，偏要說成是報效國家。

他說：“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我就是想找個地方唱唱歌，賺點養老的錢，行不行？

彭澤縣令，他做了八十多天，就走了。

辭官的直接原因，是郡里派了個督郵來視察，縣吏告訴他得穿官服、束腰帶去拜見。

陶淵明說了一句著名的話：“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

這里需要說明一下，“五斗米”不是縣令的俸祿，陶淵明當彭澤令的俸米大概每年四百斛左右，不是五斗。

他說的“五斗米”，更像是一個象征性的說法。

意思是說，我陶淵明犯不著為了這點俸祿去跟人點頭哈腰。

這話聽著有骨氣，但仔細想想，他在王凝之手下當祭酒的時候，上司那么不堪，他辭官是因為對方昏庸無能，不是因為要彎腰行禮。

在桓玄和劉裕手下做事，他辭官是因為發現他們有篡位的野心，也不是因為禮節上的事。

偏偏這次在彭澤縣，一個小小的禮節問題，成了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這說明什么？說明陶淵明早就不想干了。

禮節問題不過是個借口，是他給自己的歸隱找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

他心里清楚，自己已經四十多歲了，在官場混了十幾年，換了好幾個主子，沒有一個能讓他心甘情愿跟著干的。

不是主子有問題，就是他自己有問題。

他想要的不是官位和俸祿，而是一個能夠讓他施展抱負的平臺。

但在東晉這個門閥政治的鐵桶里，寒門子弟也好，破落士族子弟也好，根本不存在這樣的平臺。

陶淵明的處境，跟他的曾祖父陶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陶侃是寒門出身，憑軍功做到都督八州軍事。

陶淵明出身比陶侃好多了，至少陶家已經有點根基了，有人舉薦他，也有門蔭可用，他的起點比陶侃高得多。

但他一輩子做過最大的官不過是彭澤縣令，連陶侃當年當荊州刺史的零頭都不到。

很多人說，陶淵明做不了大官，是因為他眼高手低，只想做大官不想做小官。

這種說法似是而非。

陶淵明辭官，不是因為官太小，而是因為給他官做的人他看不上。

他第一次辭官，是因為王凝之昏庸無能，恥于做他的下屬。

第二次離開桓玄，是因為桓玄有篡位的野心。

第三次離開劉裕，也是因為劉裕有不臣之心。

每一次，他都有一個說得過去的道德理由。

但這背后還有一個更深的邏輯：陶淵明不是在挑主子，而是他根本就不適合做官。

陶淵明年輕時候受過儒家教育，也有過“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的遠大抱負。

這一點他在《雜詩》里寫得很清楚，不是什么虛詞。

但儒家那一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在東晉這個門閥政治的時代，根本行不通。

陶淵明不是沒有想過施展抱負，但他很快就發現，這個時代不需要他的抱負。

他要施展抱負，得先有人給他施展的平臺。

而這個平臺，被瑯琊王氏、潁川庾氏這些門閥士族牢牢占據著。

他進不去。

不僅他進不去，連他那位功勛赫赫的曾祖父陶侃，做到都督七州軍事、封長沙郡公，也始終被排擠在權力中樞之外。

如果陶淵明愿意放下身段，跟著劉裕干，結果會怎么樣？

劉裕也是寒門出身，依靠軍功起家，后來廢晉建宋，當了皇帝。

如果陶淵明盡心盡力跟著劉裕，做早期的從龍名士，以劉裕后來對世家大族的制衡手段，陶淵明完全有可能被當作制衡士族的武器得到重用。

他未必能做到陶侃那個份上，但做到個像樣的官職應該不成問題。

但陶淵明不愿意。

他看到了劉裕的不臣之心，不愿意跟一個“亂臣賊子”攪在一起。

他寧愿回家種地，也不愿意為劉裕服務。

陶淵明的選擇里，也有對東晉王朝消極對抗的成分。

東晉從建立到滅亡，北伐的事情提過很多次，真正做成的沒有幾次。

祖逖北伐，打到一半被朝廷猜忌，郁郁而終。

庾亮想北伐，沒打成就死了。

殷浩北伐，被前秦打得大敗而歸。

桓溫北伐，打到洛陽又撤回來了。

每一次北伐，不是因為實力不濟，就是因為朝廷內部的權力斗爭半途而廢。

陶淵明看透了這一點，覺得這個朝廷既不值得他效力，也根本沒有什么前途可言。

既然政治抱負實現不了，不如回家種地。

在入世和出世之間反復糾結了十幾年之后，陶淵明終于頓悟了。

他在《歸去來兮辭》里寫了這種頓悟的感受：過去的事情已經追不回來了，未來的事情還可以把握。

他慶幸自己迷途不算太遠，終于明白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

這篇賦寫于他辭去彭澤令之后，是陶淵明徹底告別官場的宣言書。

他用最樸素的文字，寫下了最決絕的選擇。

但這份決絕的背后，是說不清的無奈。

他的曾祖父陶侃，從一個寒門子弟起家，憑戰功做到都督七州軍事，封長沙郡公，位極人臣。

陶侃的起點比陶淵明低得多，吃的苦也比陶淵明多得多。

陶侃那個年代，天下大亂，戰火連天，只要你有本事，總有機會出頭。

陶淵明所處的年代，是劉裕篡晉的前夜，門閥政治已經到了尾大不掉的階段，寒門子弟想出頭，只能依附于某個軍閥或者權臣。

陶侃是亂世里的梟雄，靠的是戰功和權謀。

陶淵明是個文人，他既沒有戰功，也不屑于權謀。

他能做的，無非就是在一個不合時宜的時代，堅持做一個不合時宜的人。

陶淵明歸隱之后，再也沒有出仕過。

他在《飲酒》詩里寫“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后世讀到這詩的人，都覺得陶淵明的歸隱生活很美好。

但歷史真相沒有這么浪漫。

陶淵明在詩里也寫過“夏日長抱饑，冬日無被眠”的日子。

他不是因為喜歡種地才種地的，是因為不種地就沒飯吃。

他辭官的時候說“不為五斗米折腰”，后來他可能連五斗米都吃不上。

他的歸隱，說到底不過是一個人在一個他無法改變的時代里，選擇了一種他能接受的活法。

陶淵明的歸隱，不是什么高風亮節，也不是什么超然物外。

說到底，不過是一個窮知識分子在看清了這個時代的真相之后，做出了一個他唯一能做的選擇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