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周濂：在“狗智時代”，把被岔開的問題重新《打開》

作者：王惠靈

一個大學生的問題和周濂的回答，構成了這次談話真正的開始。

身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老師的周濂，最先被一個來自大學生（內蒙古大學秦欣悅）的問題擊中。問題并不復雜，甚至有點像今天年輕人最熟悉的那種自嘲：“當與他人談論理想是什么時，我們大多數人不會認真作答，而是調侃地說一句‘去掃大街’。可轉過身去，我們又沒有真的放棄，還是會悶頭讀書，應付各種考試，一直守著某個并不那么現實的念頭。”嘴上是調侃的，心里卻未必輕松；如今的年輕人表面上像是什么都看穿了，內里又并沒有真正放下。

這個問題讓周濂一下子認真起來。他沒有急著批評，也沒有順手給出一種道德判斷，而是先做了一次辨認：這不是一個“真”狗智的人，而是內心還有堅守的人。提出問題的人或許并不知道，答案其實已經藏在自己的問題里。

也正是從這里，談話被帶進了一個更大的現實現場。所謂“狗智”，原本像是一個略帶冒犯意味的詞，可放在今天，它卻越來越接近一種普遍的精神癥候：人明明知道有些東西是虛假的，卻仍然要參與其中；明明并不認同，也還是學會了配合；明明對理想、真誠、熱情并非毫無向往，卻先要用玩梗、自嘲和反諷給自己留一條退路。比起公開地擁抱理想，今天的人更擅長先把自己藏起來。于是，“狗智”不再只是一個標簽，更像是一種時代氣候，一種年輕人、知識人乃至普通人都可能陷入的自我保護方式。

周濂并不是在純粹學院內部談論這個問題的人。北大哲學系出身，在香港中文大學完成博士訓練，后來回到中國人民大學任教，中間又做過幾年記者，長期在課堂、寫作和公共討論之間往返。他既經歷過紙媒時代那種對事實、標題和措辭的反復推敲，也持續面對今天這個表達越來越快、情緒越來越重、真相越來越難被穩穩托住的環境。也因此，他談“狗智”，并不只是為了給這個時代發明一個更尖利的詞，而是試圖追問：在一個越來越容易滑向后真相、滑向無所謂、滑向表面聰明的時代里，人還能不能保住一點較真、誠實和熱情？如果職業、身份、技術和公共生活都在迅速變化，哲學究竟還能幫助人面對什么？

《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之后，周濂這些年仍在沿著同一條線索繼續往前走。《打開：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學課》當然是一部哲學普及作品，但若只把它理解成“入門書”，其實還不夠。更重要的是，它對應著周濂這些年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把哲學從現成答案里解放出來，把它重新變成一個動詞，一種提問、辨認、思考和校正自己的過程。在他那里，哲學不是把人帶離現實，而是把人重新送回現實；不是替人回答問題，而是逼著人重新面對那些已經被玩笑、效率和噪音岔開的問題。

《打開：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學課》

周濂/著

理想國·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2025年2月

所以，這場訪談雖然從《打開》談起，最后卻還是落回了更不輕松、也更根本的處境：年輕人為什么越來越不敢認真地談理想？“后真相”不只是讓真相變得可疑，為什么也讓真誠本身顯得笨重？AI為什么會把“我是誰”重新推到每個人面前？而在越來越原子化的生活里，人和人之間又還能不能建立起真實而有溫度的連接？

以下是經整理的訪談，對提問順序略作調整。

問：《打開》以及你這些年做的哲學普及，在今天最難的地方是什么？

周濂：我覺得一方面，學哲學從來都是一個性價比非常低的職業。你如果想通過哲學獲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我覺得概率是非常小的。到今天，那些真正有天賦、有熱情的哲學青年，要進入比較嚴肅、比較正統的學術體制和道路，這個難度和機會成本其實都在變大。

但另一方面，這個時代又好像對哲學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尤其前幾年知識付費的黃金時代，很多校園里的學者借助各種平臺，都推出過一些普及性的課程產品。對我來說，真正困難的地方在于，你怎樣既保證學術或者哲學的嚴肅性，同時又讓它界面親和一些。這個平衡非常難把握。我看到過一些哲學博主做欄目，可能會更投市場所好一些。我作為一個比較老派的學者，雖然常年也在做學術普及，但我不太愿意過于向讀者或者聽眾妥協。我希望它是嚴肅的，同時也是有趣的。不能因為有趣而失掉嚴肅性，也不能因為商業而放棄學術性。

我自己的一個很狹隘的視角是，我不想把這種普及工作視為一種服務業。因為服務業的意思是，首先你要明確顧客的需求，而且你知道自己有能力滿足他的需求。但我雖然在做哲學普及工作，卻不是以顧客需求為導向。我可以盡我所能，把我所理解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講得更淺顯易懂一些，界面更友好一些，但我從來不知道，也不預期不同的讀者能從課程也好、書也好，真正獲得什么。

陳嘉映老師當年說過一句話，我到現在還經常引用，就是“深者得其深，淺者得其淺”。我就是把我認為講得通的東西、有意思的東西說出來，寫出來。至于讀者和聽眾最后能得到什么，那是各人的事情。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不是一個服務業的心態。《打開》也是這樣。它不是替讀者準備的一套現成答案，而是希望把人帶進一個思考過程里。

問：你為什么越來越傾向于用“狗智”這個詞，而不是“現代犬儒”？

周濂：因為它和古代犬儒主義其實不是一回事。古代犬儒和現代犬儒在精神氣質上差得很遠。英文里有時候可以通過大小寫來區分，德語里甚至是不同的詞。中文如果都叫“犬儒”，很多差別就被抹平了。

我后來看到《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的中譯者把現代犬儒主義譯成“狗智主義”，我就覺得這個路子是對的。相比“現代犬儒”這種說法，“狗智”更能把那種求生本能、街頭智慧、精致利己、明明知道卻仍然迎合的那一股勁使出來。你如果只說“犬儒”，聽上去還是太文雅了。可今天這種狀態，恰恰不是文雅的，它是一種心知肚明之后的配合，一種看穿之后的順從。

問：那個學生的問題為什么會打動你？今天很多年輕人為什么會呈現出一種“表面狗智、內心堅守”的狀態？

周濂：我覺得這個問題特別好，我聽了以后其實挺感動的。因為在我看來，提這個問題的人就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狗智主義者。可以說是表面狗智，內心堅守。她不是一個徹底的犬儒主義者。恰恰因為她心里還有所堅持，所以她才會對自己的這種分裂狀態感到不安。

今天很多年輕人和我們那一代人確實不太一樣。我們那時候對于理想主義是比較自然地擁抱的。現在年輕人對“理想”“精神”這些詞，可能會有一點心理上的不適，但這并不代表他們不想要這些東西。很多時候，他們只是更習慣用一種相對戲謔、調侃的方式來面對這些問題。所以我不會很輕易地給他們下結論。相反，我會覺得，他們是在一種更艱難的處境里，試圖保住一點自己真正看重的東西。

當然，現實里也有很多人心里有理想，也有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最后就是做不了。我覺得這是人生常態。我當時提到伯納德·威廉斯說的那個詞，groundproject，中文大概可以翻成“根本計劃”。有些人會有一個人生的根本計劃，這個計劃對他來說是意義重大的，甚至是可以定義“我是誰”的。如果這個計劃不能真正實現，那他可能會覺得自己就是一個失敗者，甚至會被精神上擊穿。

但問題在于，很多人并沒有真正認清自己適合做什么。再有就是，你在落實這個人生的根本計劃時，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外在障礙，尤其在今天這種經濟環境下面，絕大多數人首先還是要解決溫飽問題，先把自己養活，然后再嘗試去實現心里的那個“根本計劃”。所以如果你最終沒有真正起航，或者嘗試到一半失敗了，我覺得都很正常。成功的人本來就是極其少的，它是內在條件和外在運氣偶然疊加的結果。

我更愿意區分“有意義的人生”和“成功的人生”。成功的人生，往往要看世俗意義上的好結果；但有意義的人生，未必非得有那個結果。你在做那件事情的過程里，充分感受到了那種激情、熱情，你投身其中，而且你覺得這件事本身是一個比你自己更大的東西，那我覺得它就已經構成了一種意義。

問：你為什么會覺得，“狗智”這個問題和媒體生態、后真相時代的變化是連在一起的？

周濂：因為它本來就不是一個純粹的個人心理問題，它和整個公共環境的變化連得非常緊。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正好是互聯網剛剛興起的時候。那時候我們經常混的是新浪的BBS、天涯關天茶社。那時的網絡更多還是一個討論觀點、交換思想的空間，還沒有徹底取代紙媒，也不真正承擔社會新聞的權威發布功能。

關于社會新聞，最有權威性的報道，主要還是來自那些成熟紙媒培養出來的一批經驗極其豐富、又有社會正義感的深度調查記者。他們可能會花半個月、一個月去做深入走訪、調查、分析和判斷，甚至拿到非常一手的材料。所以他們做出來的報道，在可靠度和可信度上，當然比今天很多自媒體強得多。

現在不一樣了。第一，已經沒有那種深度調查的空間了。第二，在流量至上的時代，很多人更在意的不是內容的真實性，而是我這個角度夠不夠新、夠不夠吸引眼球。這恰恰就是后真相時代的一個突出特征。2016年之后，歐美那邊開始大量使用“后真相”這個概念。特朗普一方面不斷打壓《紐約時報》這一類傳統媒體，說它們是fakenews，另一方面又借助Twitter這種自媒體不斷制造各種“另類真相”“另類事實”。到最后，普通網民會覺得，真相到底是什么已經無足輕重了，重要的是我的立場、我的情緒、我的態度。

所以我覺得，“狗智”不是憑空長出來的。它和今天這個時代的表達環境、和后真相時代的公共生活，是彼此勾連在一起的。人明明知道很多東西未必可靠，卻還是不斷參與進去；明明對很多表達方式并不認同，卻又很容易被裹挾。這種處境久了，就會讓人越來越傾向于用姿態代替判斷，用聰明代替認真。

問：你后來常說，AI時代會把“我是誰”這個問題重新拋給每個人。為什么？

周濂：因為職業身份正在變得越來越不穩固。你現在和陌生人見面，最容易介紹自己的方式是什么？第一，我叫什么；第二，我做什么工作。比如我會說，我是中國人民大學的老師。這當然是一種職業身份，也是一種自我保護。它可以很方便地告訴別人我是誰，但它離真實的我其實也很遠。

如果十年、二十年以后，很多工作都不再穩固，甚至大量消失，那就意味著我們很難再靠職業快速定義自己。到那個時候，“我是誰”“生活的意義到底在哪里”這些問題，就會重新回到每個人身上。換句話說，那些原本只是少數人特別關心的哲學問題，會重新變成很多人都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所以我經常說，哲學會成為每個人的根本處境。

問：你甚至提出過一種說法：未來的教育，可能會越來越像“失業教育”，而不只是“就業教育”。這句話到底是什么意思？

周濂：這句話當然是有前提的。我不是說對今天所有大學生都可以這么講。現在的大學生或者研究生，首先還是面臨就業問題，還是面臨要養活自己的問題。你不能對一個明年就畢業的人說，你要以失業為目標，那第二年他就餓死了。

但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到今天的小學生、中學生身上，情況就不一樣了。等他們大學畢業，十幾年之后這個社會會變成什么樣子，誰都不知道。AI會不會徹底取代大部分工作，UBI（全民基本收入）會不會成為現實，這些現在都還不能下定論，但絕不是可以完全回避的問題。

我真正擔心的是，如果未來真的有大量工作消失，人會不會因此自動獲得思想解放，迎來創造力井噴？我對此是很懷疑的。馬克思、恩格斯當年暢想共產主義的時候，說什么白天打魚，下午討論哲學，晚上圍著篝火唱歌。我覺得不會的。我的玩笑說法是，我們可能是白天打游戲，下午打游戲，晚上還是打游戲。也就是說，失去工作并不自動等于獲得自由，更不自動等于變得更有創造力。

所以我才會覺得，未來教育不能只圍繞“就業”展開，它還要幫助一個人培養興趣、辨認天賦、學會和自己相處。否則，當工作和職業本身開始松動的時候，人會一下子失去支撐。教育的根本目的其實是成人，而“成人”這個問題，最后繞不開“人是什么”“在今天這個AI環境下面，人還有什么希望，人還能做什么”這樣一些更根本的問題。

問：那在AI已經進入學習和寫作的情況下，你怎么看今天的教育處境？

周濂：我覺得一個前提是，你不可能阻擋AI進入我們的生活，也不可能真的要求今天的學生完全不用它。問題不是“用不用”，而是“怎么用”。

如果一個學習者本身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知識儲備，也有一定的思考力，那么他和AI互動，可能會增強能力；但如果他還是一張白紙，或者剛剛開始學習，過分依賴AI，很可能會阻礙能力增長，讓人越來越懶于思考。現在很多人說，AI時代最重要的是提問能力。我不完全反對這句話，但也不覺得它像被說得那么神奇。現實中，大多數人對AI的提問其實都很簡單。你寫三句話，提一個問題，它立刻給你三五千字的東西。問題是，這些東西你真的消化了嗎？真的內化了嗎？還是只是把它當成一個現成答案交出去？如果是后者，我不覺得這會真正提升一個人的能力。

所以AI和教育之間，真正困難的地方在于，教育工作者和技術開發者必須一起去想，在什么階段、以什么方式、到什么程度，把它引進學習過程，而不是把它當成一個無成本的替代物。

問：在這樣一個越來越原子化、越來越容易滑向“狗智”的時代里，你為什么越來越強調“情志共同體”？

周濂：我覺得共同體生活在今天特別重要。小到家庭、至親，大一點說，就是那種志趣相投的人。我自己其實特別喜歡用一個詞，叫“情志共同體”，就是情感的“情”和志向的“志”。我覺得我們除了家庭生活、除了最親密的關系之外，還需要去建設和加入那些大大小小的情志共同體。它可以是讀書會，可以是徒步俱樂部，可以是一起討論問題、一起聊天喝酒的人。我覺得這些東西會給你帶來更多生活的意義。

因為人終究不是自足的。我們都希望得到他人的肯定、認同和接納。最切身的意義錨點，當然首先來自你最親近的人，你對她的關愛，以及她對你的回應。但如果一個人永遠只是退回到手機、退回到房間、退回到一種高度原子化的生活狀態里，那種生活很容易失重。

所以我一直強調，人和人之間的連接其實必須是要面對面的，是要有那種體感的，是要有溫度的，是要那種直接面對。我可以看到你的表情，看到你的真實反應。網上當然也會有連接，你可以和遠方的人建立聯系，但在我看來，那種連接至少還不夠真實。

我前兩天還說，人類和三體人最大的區別，一是思想是不透明的，二是身體是分離的。恰恰因為身體是分離的，我們才會對另外一個真實身體有那種渴望。這不是性意義上的，而是說，我需要跟另外一個真實的個體有溫度的接觸。但網絡時代在某種意義上放大了這種身體的分離性，也讓很多人覺得，面對面的交流、甚至有溫度的擁抱和接觸，都變得無可無不可了。現在很多年輕人可以足不出戶，天天待在家里面，很長時間不見任何人。我覺得很多重要的東西，是不能這樣被替代掉的。

問：如果回到最初那個學生的問題，你最后會給今天的年輕人一個什么樣的提醒？

周濂：我不太想給一種標準答案。因為每個人的處境不一樣，每一代人的問題也不一樣。

如果非要說一個提醒，我可能還是想說，不要太快放棄對自己內心的辨認。你可以猶豫，可以遲疑，可以在現實里自保，也可以承認自己的無力，但不要輕易把這種狀態直接誤認為成熟。很多時候，玩梗、自嘲、反諷，只是一層殼。殼里頭到底還有沒有熱情，還有沒有你真正想要的東西，這個問題還是要自己去面對。

我們不一定都能擺脫自己的“狗智時刻”，但至少可以努力讓它少一點。然后，在可能的范圍內，不自欺，不合謀，去尋找你的動力資源，去建立真實的連接，去把自己重新放回生活里。我覺得這已經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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