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貶黃州后，蘇東坡靠一塊石頭活成了自己

《硯里硯外蘇東坡》，張新建 著，弦歌 |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

本書側重以文房四寶為中心的文化史研究，涉及政治史、思想史、文學史、風俗史等諸多領域，作者以翔實的史料立論，在多學科交叉與融合中，全方位再現歷史文化巨人蘇東坡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美學的杰出貢獻，賡續中國古代文明的當代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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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說硯，說古硯，說家硯，說四大名硯，蘇東坡豐富、精當的說硯詩文，勾勒了中國大半部硯史。但是，這并不是拙著的唯一要展示的，拙著的邏輯導圖是以硯為視窗，研究蘇東坡的詩文人生；以硯為紐帶，連接蘇東坡的人際交往圈子；最終以漫步巡禮的方式，展示北宋社會的政治、文化生態以及文化意識。

追尋蘇東坡的足跡，走進蘇東坡的世界，蘇東坡在說硯，說得很清楚。硯也在說蘇東坡，說蘇東坡容易被遺忘的精神品格。

元祐五年（1090年）冬，杭州太守蘇東坡在辯才法師寺院得到一方龍尾歙硯，由此追溯他與辯才法師20年的交情。蘇東坡出任杭州通判時，他的二兒子蘇迨虛齡四歲還不會走路。辯才法師為蘇迨剃度，治病，沒幾天蘇迨就能跑跑跳跳了。辯才法師住持杭州上天竺寺17年，德高望重。惡僧文捷依仗高官，把辯才法師逐出上天竺寺，趕到杭州于潛縣西菩寺。熙寧七年（1074）八月二十七日，蘇東坡帶著于潛縣令毛寶（字國華）、于潛縣尉方武趕赴西菩寺。從杭州到于潛縣走水路一百多里，西菩寺又在于潛縣西四十里的西菩山，蘇東坡由水路轉陸路，與于潛縣令和負責地方治安的縣尉遠道而來，顯然不是來燒香拜佛的。蘇東坡對文捷奪寺、辯才被逐是清楚的，他帶縣令、縣尉到西菩寺，是路見不平一聲吼，要為辯才法師伸張正義，報答救治蘇迨的大恩大德，更何況主持司法公平正義是通判職責所在。然而辯才法師對奪寺、被逐，“恬不為忤”，處之泰然，坦然，淡然。蘇東坡還是沒忍住，賦詩《與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安慰辯才法師：“路轉山腰足未移，水清石瘦便能奇。白云自占東西嶺，明月誰分上下池。”最終惡僧文捷失敗，辯才法師重回上天竺寺。蘇東坡重交情、講義氣的仗義性格由此可見一斑。

蘇東坡與蒲宗孟是親戚，蒲宗孟的姐姐嫁給蘇東坡的堂哥蘇不欺。蘇不欺與蒲氏有五子——千乘、千之、千能、千秋、千鈞。蘇不欺二女兒嫁蒲宗孟的兒子蒲澈，蘇、蒲兩家親上加親。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今四川省南部縣）人。皇祐五年（1053年）進士。蘇東坡貶謫黃州的元豐五年（1082年），蒲宗孟官拜尚書左丞，副宰相級重臣。次年，出知汝州，徙知亳州、杭州、鄆州等州。蒲宗孟是王安石新政的積極支持者，蘇氏兄弟是反對新政營壘的中堅力量。政治斗爭撕裂了親情、友情，但是蘇氏兄弟與蒲宗孟還能保持親戚關系。蘇東坡貶謫黃州期間，蒲宗孟打算赒濟貶謫貧困的蘇東坡，請示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很有人情味，說你們既是同鄉又是親戚，有余錢助貧困，縣官會懲罰你嗎？既然皇帝恩準，蒲宗孟應當出資紓困。

蒲宗孟任尚書左丞一年，因違制罷，知汝州。元豐六年（1083年）八月到任。元豐七年（1084年）三月，蘇東坡獲命“量移”汝州團練副使，蒲宗孟是汝州太守，是巧合，還是神宗皇帝有意安排，不得而知。在汝州，蒲宗孟再次因奢華違制，元豐七年（1084年）十一月徙知亳州。元豐七年（1084年）四月，蘇東坡從黃州出發，十二月抵達泗州，在泗州過年。亳州與泗州同屬淮南東路，兩地相距不遠，元豐八年（1085年）初，蘇東坡從泗州經亳州赴南都謁見張方平，并沒有拜訪亳州太守蒲宗孟。在此期間，蘇東坡曾經給蒲宗孟寄贈一領蘄州竹涼席，并賦詩《寄蘄簟與蒲傳正》。

浙江臨平博物館藏蘇東坡雪堂硯

蘇東坡離開黃州后，有兩封致侄子蘇千之的書簡，其一曰：“叔甚欲一往見傳正，自惟罪廢之余，動輒累人，故不果爾。甚有欲與侄言者，非面莫盡，想不憚數舍之地遠也。”元豐七年（1084年）底，或者元豐八年（1085年）初，蘇東坡急于見到蘇千之，而且“非面莫盡”，是要通過蘇千之與他大舅蒲宗孟聯系。米芾《硯史》記載：“資政殿學士蒲傳正收真宗所用硯，與仁廟賜駙馬都尉李公炤鳳池硯，形制一同，至今尚方多用此制。”米芾知道蒲宗孟收藏真宗龍尾黼硯，卻不知道是蘇東坡贈送。

蘇東坡贈硯于蒲宗孟最能體現他們之間的微妙關系：一是蘇東坡重親情、講人情，知恩報恩，重禮感謝蒲宗孟赒濟紓困。

二是中國人情社會，講究禮尚往來，送禮還禮盡可能對等，蘇東坡贈送真宗所用硯，重禮答謝，說明當年蒲宗孟赒濟數額不小。

三是蘇東坡左右為難的貶謫處境。“自惟罪廢之余，動輒累人”，大多數親戚避之猶恐不及，蒲宗孟是神宗皇帝的“紅人”，會接納貶謫的蘇東坡嗎？蘇東坡拿捏不準。蘇東坡給蒲宗孟寄蘄簟并詩，也有投石問路的意思，沒有反饋。邀蘇千之到南都見面，最大可能是通過蘇千之把真宗龍尾黼硯轉送蒲宗孟。

四是蘇東坡《黼硯銘》是一篇講親情，又顧情面的杰作。蘇敘：“臣軾得之，以遺臣宗孟”，二臣之間，蘇東坡雖是貶官，仍不失身份。《銘》曰：“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也。”二臣共同珍視御硯，避免送禮答謝的尷尬。

印象中的蘇東坡樂觀、放達，快人快語。其《思堂記》云：“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這只是蘇東坡思想性格的一個方面。蘇東坡從高官重臣貶謫，跌入人生低谷，巨大落差帶給蘇東坡的精神創傷和心理變化是外人很難想象的。蘇東坡精神力量強大在于，即使落入地獄，也會在地獄一角活出精彩。但是地獄就是地獄，嚴酷的社會壓力，惡劣的自然環境，不能不使蘇東坡既要維護文人風骨和尊嚴，又要小心翼翼避免“動輒累人”，減少帶給親朋故舊的牽連厄運。這個時候的蘇東坡再不是“遇事則發，不暇思”，沖口而出，而是心思細密、慮事周全，這樣的性格特征是很少人關注的。

蘇東坡貶謫歲月從“烏臺詩案”開始。元豐二年（1079年）八月十八日，蘇東坡被御史臺派人從湖州官衙綁走，十二月二十九日獲釋走出大牢。元豐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御史臺差人押送其至貶謫地“安置”。北宋朝廷規定，“安置”是押送地方監督改造，不得簽書公事，不得離開“安置”地。蘇東坡“量移”汝州依然是“安置”。元豐八年（1085年）二月解除安置，允許常州居住。

紹圣元年（1094年）四月，蘇東坡解職定州太守，六月，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從六月詔命“安置”開始，蘇東坡就有御史臺派員押送。十二月二日抵達惠州貶所。紹圣四年（1097年）四月，蘇東坡責授瓊州別駕，移送昌化軍“安置”。四月十九日蘇東坡帶蘇過離開惠州，六月十一日渡瓊州海峽，七月二日到儋州。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離開儋州，六月二十日夜渡瓊州海峽。其竄流七年，喪亡九口。渡海北歸以后，蘇東坡仍然輾轉于貶謫“安置”地廉州、舒州、永州間。十一月中旬接朝廷詔命，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在外軍州任便居住。解除“安置”，重獲自由。統計蘇東坡冤獄大牢、貶謫“安置”時間有些殘酷。一個自由的靈魂，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時間，如果從他中進士走向仕途的嘉祐二年（1057年）算起，除去服母喪、服父喪的五年多時間，差不多一小半仕途歲月是在貶謫路上、貶所“安置”的煎熬中度過的。深入研讀蘇東坡贈硯蒲宗孟，就能夠深刻理解蘇東坡貶謫歲月的艱難困苦以及心靈深處淋漓的創傷。研究蘇東坡，不能總停留在黃州東坡肉、惠州羊脊骨的層面。

由硯引發的蘇東坡故事很多，蘇東坡說硯說得很清楚：說清楚的，是蘇東坡力圖展示的自我；沒說清楚的，有很多種理由，其中之一是作者不想。把作者欲言又止的心里話勾勒出來，并不違背作者的意愿，在作者的難言之隱中可以發現蘇東坡更真實、更深層的自我，這恐怕就是硯說蘇東坡的重任。比如依據歷史資料，補充蘇東坡贈硯蒲宗孟沒有明確的環節，由蘇千之轉贈蒲宗孟可能性很大，即使沒有更直接的證明文獻，聊備一說也是對蘇東坡最衷情的理解。由贈硯引發蘇東坡與蒲宗孟的微妙關系，可以從更多側面深入蘇東坡的心路歷程，真正讀懂蘇東坡，讀懂他詩文力透紙背的潛臺詞。這不是窺視他的隱私，而是與一個偉大的靈魂跨時空、零距離、赤裸而真誠的交流。硯是入門的臺階，由此可以走進蘇東坡的人際交往圈子，也走進他少為人知的思想性格和內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