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研究為何難以預測國際形勢

國際關系常被外界認為是解釋性學科，其預測未來的能力備受關注。然而，在全球格局加速演變、不確定性日益凸顯的今天，探尋國際政治的“晴雨表”已成為學術界無法回避的緊迫課題。從現實主義理論對大國興衰的宏觀推演，到基于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的微觀沖突預警，國際關系的預測既有定性思辨也有定量實證。這不僅關乎學科自身發展，更直接影響國家戰略的制定與全球治理的效能。本報記者就紛繁復雜的國際關系究竟可否預測、何為科學有效的預測方法、國際關系預測存在的阻礙等議題采訪了有關學者。

國際關系研究具備預測功能

被問及國際關系研究是否具備預測功能，德國康斯坦茨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杰拉爾德·施奈德（Gerald Schneider）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對國際關系事件進行解釋和預測屬于正常范疇。然而，國際關系預測存在至少三個挑戰：首先，突然發生就會引發連鎖反應并造成巨大負面影響的“黑天鵝”事件，發生頻率很低且難以預測。其次，國際關系預測所依賴的理論往往不夠精確，使得研究人員無法作出準確的判斷。最后，用于國際關系預測的相關數據不足，尤其是沒有關于決定事件走向的“人”的數據，這也是為何許多預測依賴于結構數據或文本數據的原因。

“國際關系研究當然具有預測的功能。”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宋偉對本報記者表示，因為國際關系研究有助于人們理解國際政治現象的發生過程和影響因素，從而解釋了我們看到的許多國際事件的結果。例如，戰爭的發生、盟約的簽訂、國際組織的形成等。國際關系研究力圖發現現象背后的主要原因，從而對這些現象的存續作出一些預判。

國際關系預測未必科學，且預測成功率也較低，人們對它的需求為何長盛不衰？云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教授盧凌宇向記者分析稱，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的一種生物本能，即對社會政治生活確定性的渴望。但是，國際關系研究確實具備一定的預測能力。

國際關系研究能夠作出何種預測

施耐德表示，人們可以利用次國家層面的詳細信息來進行預測，比如預測某些地區發生戰爭的風險，或者鑒于近期發生的大量恐怖襲擊事件研究大規模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提及預測方法，施耐德以反事實預測為例進行了說明：政府在某一領域，如教育領域、社會政策領域進行干預后，可能會產生哪些結果。

宋偉具體分析說，國際關系研究可以作出兩方面的預測。一是預測國家間互動和博弈的結果。例如，在無政府狀態下，力量差距的變化是影響國家間關系的一個重要變量，如果守成大國和崛起大國的力量差距在縮小，那么它們的關系不可避免就會出現一些進展。二是預測國家的理性行為。在既定的國際體系下，國家的行為會呈現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例如各國會向國際體系中的優勝者學習，學習它們的技術和制度等。

“有必要對國際關系研究中的‘研究’二字稍作辨析。”盧凌宇解釋說，國際關系研究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以信息見長的對策研究；另一種是理論和方法導向的研究。這兩種研究所能作出的預測差異很大。第一種研究通常由國家有關部門（如美國的FBI）負責，它們擁有獨特的信息渠道，其信息可以精確到某國下周將采取何種行動，此類預測通常非常準確。然而，由于政府部門主導的對策研究具有保密性，因此其預測的成功率有多高，媒體、大眾乃至國際關系專業學者均無從知曉。人們通常關注的是第二種類型的研究，即由高校和不涉密的科研機構所作的預測，這種類型的預測主要體現為對中長時段大趨勢的推測和展望。

在盧凌宇看來，國際關系預測成功的案例總體上遠遠低于預測失敗的案例，并且成功的預測通常是條件性預測，而非點預測。只有少數學者作出了具體的、有時限的預測，其中成功者則是少之又少。這些預測通常并非提前數年預言某場特定戰爭，而是能夠成功預判中期趨勢和熱點地區，并提供足夠的前置時間以服務于政策制定。此外，很多預測對象只有兩個結果，是或否。對于此種預測，即使不做科學的探究，只靠擲骰子也有50%的概率。

定性與定量分析方法相結合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省中心國立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拉烏爾·貝爾納爾-梅薩（Raúl Bernal-Meza）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如果預測建立在想象的假設之上，比如猜測，那么其基礎就會很薄弱。一個可靠的預測是基于歷史進程的經驗得出的。在貝爾納爾-梅薩看來，國際關系研究既可以基于歷史先例進行預測，也可以根據具體的歷史數據作出預測。例如，根據美國國際政治理論學家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的觀點，在大多數歷史案例中，競爭都是通過戰爭來解決的。“預測國際關系的可靠方法是那些基于對國家尤其是大國歷史行為的分析方法。”

談到國際關系研究預測的方法，施耐德表示，目前大多數研究都是大規模的定量研究，它們依賴于研究對象的結構性信息，比如特定地區過去的沖突情況和社會經濟特征。此外，利用間接信息也可以進行預測，例如，投資者有通過預測未來國際關系走勢來獲得經濟利益的強烈動機。因此，施耐德曾利用金融市場信息來預測戰爭是否會停火。“還可以依靠媒體報道或其他文字信息來預測沖突。”施耐德補充說。

宋偉表示，對于規律性現象的預測首先依靠的是慣性定律，即國際關系中的許多因素是會持續下去的。其次，依靠國際關系理論中許多規律性的知識，這里面很多因果機制就能夠說明，在特定條件下會出現特定的結果。最后依靠的是對國際關系中重要因素的敏銳觀察和深入思考，尤其是一些新出現的反常因素或現象。國際關系中的預測是一門嚴謹的學問，需要足夠的理論和方法論知識，絕對不是瞎猜。

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在預測國際關系方面被廣泛應用。談到定量分析還是定性分析更具優勢時，施耐德說，不能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全然分開。預測某個地區發生政治暴力事件的可能性，定量研究無疑是最佳方法。但如果想要預測“黑天鵝”事件，不能只依靠大量的案例進行定量分析，還要進行反事實分析或依靠專家的預測。

“為了滿足不同的預測需求并提高預測成功率，國際關系學者正在運用多樣化的方法和工具來預測，并且呼吁應用混合方法來處理復雜的現象。”盧凌宇說，國際關系預測的基本方法包括定量和定性兩類。基于統計學的定量方法在國際關系預測中占據壓倒性優勢，發展出了結構性統計模型（也稱“風險”與早期預警模型）等多種預測工具。定性預測方法主要依賴場景分析和前向推理，其中后者指從已知事實出發，通過規則一步步推導，直到得到結論的思維過程。大多數國際關系預測都屬于法則性或普遍規律性的“弱預測”，場景分析是針對特定未來的情況敘事的“強預測”，按照事態的發展一步一步地推導出準確的結論。不同方法的理論和方法基礎表現得參差不齊。

盧凌宇表示，定量與統計模型現已成為國際關系預測的主導工具，但其預測成功率并不均衡，結果喜憂參半。總體而言，定量方法在許多結構化的任務中明顯優于隨機猜測，并勝過簡單的定性啟發式方法，但它們遠非完全可靠，且通常未經過嚴格、長周期的預測檢驗。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各具優勢。具體而言，在數據充足的前提下，定量/統計模型通常能提供校準更好、可檢驗的概率估計，而定性分析則擅長于理論構建、情境理解和情景開發。所以，我們很難對定量模型和定性預測的效果孰優孰劣作一個全稱判斷，其表現取決于數據的可用性、質量、預測時限和問題結構。實際上，效果最好的預測方法是混合方法，也就是將模型輸出與專家調整相結合，如此往往能產生最佳的準確性和穩健性，比任何一種單一方法都更“準確和全面”地得出結論。

科學預測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對于許多國際關系領域的專家未能預測到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的軍事打擊，施耐德認為，預測國際趨勢與事件并非總是有效的。諸如種族滅絕、大規模恐怖襲擊及大規模戰爭之類的悲劇性事件依然時有發生，所幸的是，其發生頻率相當低。正是這種極低的發生頻率，使得此類事件變得極難預判。“對于社會科學家而言，進行預測的難度不亞于那些試圖預報最具毀滅性地震的地震學專家。此類國際關系事件屬于‘黑天鵝’事件，其發生取決于某個情緒波動大且難以預測的人物的決策，比如美國總統特朗普。”施耐德說。

近年來，學者們開發出了多種途徑，旨在提升其模型的預測能力，并為政策制定者提供預警機制。施耐德表示，當前預測工作往往依賴于隨時間推移變化緩慢的數據，鑒于此類數據僅適用于預測微小變動，因而這種對數據的依賴顯然無益于上述事件的預測。機器學習在國際關系事件預測方面得到了廣泛應用，這是一項重要的進展，但其中大多數模型所預測的都是些細枝末節的事情。此外，科學預測僅在特定領域內才得以實現——在這些領域中，預測者能夠依托先驗知識，并借助兩種形式的累積證據進行預測：一是系統性收集的數據，二是那些對原本晦澀難解的決策過程擁有獨到見解的專家的洞察力。值得慶幸的是，許多領域的基礎信息正日益完善，特別是互聯網的興起，為國際關系預測提供了海量數據。

宋偉表示，美以是否會軍事打擊伊朗，不僅取決于兩國的實力對比，也取決于美國領導人對局勢的個人判斷以及美國國內政治的制約。沒有預測到美以打擊伊朗，并不意味著國際關系學者不能預測，只是說明預測很難，不一定能成功；而且，預測美以不會打擊伊朗，可能更符合理性和常識的判斷。如果美以對伊朗的打擊不能盡快改變伊朗的政權，達到自己的戰略目的，那說明特朗普政府對戰爭的預測是錯的，而國際關系學者的判斷可能更為全面。

盧凌宇認為，國際關系預測中一個難以否認的事實是，事件越是重大、突如其來，預測的失敗率越高。美以伊沖突就是如此。這個事實既反映了國際關系預測的固有局限性，但并不表明預測完全不可能。國際關系預測存在幾個主要阻礙：一是關鍵事件的稀有性與非線性特性。戰爭、政變和大型攻擊是罕見的、低概率的事件，而常用的結構性模型的優勢在于預測常見結果（和平或穩定），但會錯過罕見的突發事件。二是復雜、偶然的因果關系。社會和地緣政治過程具有路徑依賴性和偶然性，而好的理論只能作條件性預測，無法就事件是否會發生作出判斷。三是模型與數據的局限性。許多國際關系模型依賴于宏觀結構性指標，而忽略了具體的爭議性問題、領導人和信號，嚴重地限制了預測特定沖突的能力。正因如此，大多數國際關系預測都是“弱預測”，而回避針對特定案例的、具體的、有時限的、情景式的預測。四是認知和專業偏見。理論學者常常將抽象的范式強加于獨特案例上，未能充分利用地方性知識，并使事件適配于其偏愛的理論，進而損害了預測準確性。同時，預測是一項高成本的事業。關于預測和解釋哪一個更重要，在國際關系學者中存在爭論。如果認為預測低于解釋，就會阻礙對更好預測工具和系統評估的投入。

簡言之，戰爭預測的失敗確實體現了科學預測的局限性，包括事件的非線性特性、低基率、偶然性和學者的制度性偏見等，但也揭示了國際關系預測在設計、數據和激勵機制方面存在應該修正的弱點，而非預測不可能成功。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王俊美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趙琪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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