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物：著名心理學家劉志鷗談安娜·歐和薩賓娜

訪談整理｜特約撰稿

開場：兩個被“命名”的女人

“如果要理解精神分析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你必須先認識兩個女人。”在古都南京，在百家湖畔，在香巴拉心理中心的客廳里，著名心理學家、心理咨詢專家、心理干預第三范式創立者劉志鷗的第一句話就讓我意外。

“不是弗洛伊德，不是榮格，不是布洛伊爾？”

“他們只是命名者。”他頓了頓，“安娜·歐和薩賓娜·斯皮勒林才是被命名的。命名者和被命名者之間的權力差，恰恰是精神分析最深層的秘密——也是它最大的盲區。”

他說的“安娜·歐”，是精神分析史上第一個案例，真名貝爾塔·帕彭海姆。“薩賓娜”，則是榮格的第一個病人，后來成為第二位女性精神分析師，卻在納粹屠殺中慘死的薩賓娜·斯皮勒林。

“兩個病人，兩個女人，兩個猶太人。”劉志鷗的手指在桌面上輕輕叩擊，“一個被‘治愈’后成了女權先驅，一個被‘愛過’后成了思想先驅。但她們的故事有一個共同點——都是男人在講。”

我問他，為什么現在要重新講這兩個故事？

“因為第三范式。”他的眼神亮了起來，“傳統心理學是‘病理范式’，看誰都像有病的。安娜·歐有歇斯底里，薩賓娜有癔癥。但第三范式是‘資源范式’——我想問的是：她們的‘病’，到底在說什么？”

安娜·歐：談話療法的發明者，卻被寫成了病人

“安娜·歐最荒誕的地方是什么？”劉志鷗自問自答，“她發明了‘談話療法’，但歷史記住的卻是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

1880年，21歲的貝爾塔·帕彭海姆在照顧病危父親時，出現了癱瘓、幻覺、語言障礙等癥狀。在治療中，她自發地發現——當她把腦海中的幻想說出來，癥狀就會暫時消失。她把這個方法叫做“掃煙囪”，更正式的名字是“談話療法”。

“這不就是后來精神分析的核心技術嗎？自由聯想。”劉志鷗的語氣帶著思考，“但歷史怎么寫的？布洛伊爾發現了宣泄法，弗洛伊德發展了精神分析。安娜·歐呢？她只是‘第一個病人’。”

更荒誕的是那個著名的“假性妊娠”事件。弗洛伊德后來聲稱，安娜·歐在治療中產生了移情，幻想懷了布洛伊爾的孩子，嚇得布洛伊爾終止了治療。

“這個故事有幾個問題。”劉志鷗說，“第一，沒有直接證據。第二，是弗洛伊德轉述的，不是當事人說的。第三，就算真的發生了——那不正說明‘談話療法’有效嗎？移情本身就是療愈過程的一部分啊。”

他停頓了一下：“真正的諷刺是，安娜·歐后來怎么樣了？她康復了。不但康復了，還成了德國猶太婦女聯合會的創始人，畢生反對人口販賣，保護未婚母親和孤兒。1954年，西德專門發行了她的郵票。”

“一個被精神分析史記載為‘病人’的女人，后來成了改變社會的斗士。而精神分析的那些大師呢？他們還在診所里分析別人的童年創傷。”

劉志鷗說，這就是第一范式的問題——“病理修復”范式把人鎖定在“病人”身份里。一旦被診斷為歇斯底里，你就永遠是那個案例。哪怕你后來成了社會活動家，歷史記住的還是你的病。

“第三范式不這么看。”他強調，“第三范式認為，安娜·歐的癥狀不是‘病’，而是她在極端壓力下的一種‘資源調用’。她的身體用癱瘓、失語來告訴她：你撐不住了，你需要停下來。她的‘談話療法’是她自己發明的自救工具。她不是在‘被治療’，她是在‘自我療愈’。”

“布洛伊爾做了什么？他只是提供了一個安全的空間，讓她自己發現了這個方法。這不就是第三范式的‘治愈場’嗎？療愈不是醫生給病人的，是病人自己激活的。”

薩賓娜：被愛過的思想者，卻被寫成了情人

“如果說安娜·歐是被‘病癥化’的受害者，那薩賓娜就是被‘情色化’的受害者。”劉志鷗的語氣變得更嚴肅。

薩賓娜·斯皮勒林，1885年生于俄羅斯一個猶太家庭，1904年進入蘇黎世布爾格霍爾茨利精神病院，成為榮格的第一個病人。榮格對她使用了談話療法，兩人發展出一段復雜的情感關系。

“這段關系后來被寫成了‘禁忌之戀’——榮格是醫生，她是病人，所以他‘墮落’了。但你想過沒有？”劉志鷗反問，“薩賓娜當時19歲，榮格29歲。她精通多門語言，天資聰穎，后來成了精神分析師。她不是被動的‘受害者’，她是主動的參與者。”

更關鍵的是思想貢獻。薩賓娜在1912年發表了論文《破壞作為成長之因》，最早系統提出心理中存在兩種對立的力量——一種趨向結合與生成，另一種趨向毀滅與回歸。弗洛伊德1920年提出著名的“死本能”理論時，明顯受到了她的影響。

“但弗洛伊德引用她了嗎？”劉志鷗搖頭，“沒有。榮格感謝她了嗎？也沒有。她的思想被‘借用’了，她的名字被抹去了。”

他說，這是精神分析史上最隱蔽的權力機制——“女性可以貢獻思想，但署名權歸男性。女性可以激發靈感，但理論所有權歸大師。”

薩賓娜的命運更令人扼腕。1942年，納粹占領羅斯托夫，她和兩個女兒被帶到城外的“蛇谷”，與其他猶太人一起被槍決。

“一個曾經啟發弗洛伊德和榮格的人，最后死在納粹的子彈下。”劉志鷗沉默了幾秒，“而精神分析學派呢？二戰后幾乎沒有人提起她。直到1977年，她的日記和信件在日內瓦一個地下室被發現，世界才知道——哦，原來還有這么一個人。”

他問我：“你知道這叫什么嗎？這叫‘結構性遺忘’。不是偶然忘記，是系統的、持續的、代際的遺忘。因為記住她，就意味著要重新審視精神分析史的書寫方式——誰有資格成為‘大師’？誰只能成為‘案例’？”

第三范式視角：癥狀即資源，病人即先驅

“從第三范式看，安娜·歐和薩賓娜的故事有一個共同的結構。”劉志鷗總結道。

“第一范式（病理修復）會說：她們有病，需要治療。第二范式（認知矯正）會說：她們的想法有問題，需要調整。但第三范式（資源激活）會說：她們的癥狀本身就是智慧的體現。”

他解釋：安娜·歐的癱瘓，是她無法言說的憤怒的身體化表達。薩賓娜的癔癥，是她童年遭受虐待后的心理防御。這些“癥狀”不是需要消滅的敵人，而是需要傾聽的信號。

“瑪姆斯系統里有一個原型叫‘深淵玫瑰’——在深淵中生長的玫瑰，越是黑暗的地方，越能開出驚艷的花。”他頓了頓，“安娜·歐和薩賓娜就是深淵玫瑰。她們的苦難是深淵，她們的創造是玫瑰。傳統心理學只看到了深淵，第三范式看到了玫瑰。”

他還提到了“詩性心理學”的核心概念——意義生成。“安娜·歐的‘談話療法’是什么？是意義生成。她通過講述自己的幻想，把混亂的內心世界轉化成有意義的敘事。薩賓娜的‘破壞作為成長之因’是什么？也是意義生成。她把痛苦和毀滅重新理解為成長的養分。”

“這就是為什么我說，精神分析的未來不在弗洛伊德的躺椅上，而在每個人的日常生活里。”劉志鷗的語氣變得堅定，“安娜·歐不需要布洛伊爾也能發明談話療法。薩賓娜不需要榮格也能成為思想者。她們需要的不是‘權威’的指導，而是一個允許她們自我表達的場域。”

“治愈場理論的核心就在這里。”他補充道，“療愈不是發生在診室里，而是發生在任何可以構建‘共振’的地方——一首詩，一首歌，一次對話，一個虛擬空間。安娜·歐的‘掃煙囪’是治愈場，薩賓娜的論文寫作也是治愈場。”

從兩個女人到一個時代

“安娜·歐和薩賓娜的故事，不只是兩個女人的故事。”劉志鷗最后說，“它們是整個精神分析史的隱喻。”

安娜·歐代表了“被病癥化”的群體——他們的痛苦被診斷為疾病，他們的自救被解釋為癥狀，他們的智慧被歸功于權威。薩賓娜代表了“被情色化”和“被遺忘”的群體——他們的思想被借用，他們的貢獻被抹去，他們的名字只在腳注中出現。

“第三范式的使命，就是翻轉這個敘事。”他站起來，走到窗邊，“不再問‘這個人有什么病’，而是問‘這個人有什么資源’。不再問‘誰治好了她’，而是問‘她如何治好了自己’。不再問‘大師說了什么’，而是問‘每一個普通人內心有什么’。”

劉志鷗看著我：“安娜·歐后來成了社會活動家，薩賓娜成了思想先驅。她們從來不是‘病人’，她們是在苦難中淬煉出的‘療愈者’。精神分析最大的悖論就是——它研究人的潛意識，卻看不見自己潛意識里的權力結構。”

窗外是城市的天際線，夕陽把梧桐樹、把一切都染成了金色。

“所以，當有人說‘第三范式太超前了’的時候，”劉志鷗微微一笑，“我會說：不是第三范式太超前，是第一范式太老了。它老到忘了心理學最初的目的——不是定義人的病，而是理解人的光。”

后記

采訪結束后，我重新翻看了精神分析史的經典教材。安娜·歐和薩賓娜的名字，確實只在腳注中出現。而弗洛伊德和榮格的名字，占據了每一章的標題。

我想起劉志鷗的話：“歷史不是發生了什么，而是誰記下了什么。第三范式要做的，不只是發明新理論，更是重新講述舊故事——讓那些被遺忘的聲音，重新被聽見。”

也許，這才是真正的“談話療法”。不是權威分析病人，而是讓每一個沉默的人，終于有了自己的聲音。

而那176個瑪姆斯原型中，或許有兩個，就是以安娜·歐和薩賓娜為原型的。一個叫“深淵玫瑰”，一個叫“燼火余香”——在毀滅的灰燼中，依然有余香升起。

這大概就是劉志鷗所說的，“心理學的中國方案”——不是否定西方，而是超越西方。不是拋棄傳統，而是激活傳統。不是忘記苦難，而是從苦難中，提煉出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