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昊楠：一個“滿分”少年的崩塌與重建

來源：市場資訊

　　由北京君和創新公益基金會、中國科學院大學校友會聯合主辦，主題為“和而不同，思想無界”的CC講壇第71期演講2026年4月12日在中國科學院大學（北京玉泉路校區）禮堂舉行。來自幸福書院信息技術工程師吳昊楠出席，并以《一個“滿分”少年的崩塌與重建》為題發表演講。

　　演講實錄：

　　大家下午好，我叫吳昊楠，來自幸福書院，今年22歲，現在是幸福書院的信息技術工程師。當年，我也曾是一個躺平了三年的高中男孩。如果把時間往回撥七八年，我可能還坐在上海一所重點初中的教室里，是一名三好學生，獎項一堆，成績名列前茅，每天除了學習就還是學習。

　　今天我想從一張紙條開始說起。每個周五下午，老師都會發一張小紙條，我們戲稱它為“工資條”。上面印著你的每一科成績、班級排名、年級排名。這張紙條，決定了我周末家里的空氣氛圍，因為我的父母比我更關注紙條上的數字，那是他們衡量我是否努力的唯一標準。

　　初三的時候，我們還有另外一張紙條，是空白的。老師讓我們在全班同學中挑一個人，把名字寫在紙條上，作為競爭對手，然后貼到黑板上去。雖然紙條上只寫了一個人的名字，但我們每個人都心知肚明——全班同學都是你的競爭對手。四年初中讀下來，我的朋友一共只有兩三個人。

　　今天，我想帶大家走進一個滿分少年的崩塌與重建。

　　把時間推回到小學，游泳、小號、圍棋、畫畫，這些都不是因為我真的感興趣，而是為了讓小升初的簡歷上多一條獎項。我媽媽的邏輯非常清楚：你多拿一個獎，就能進更好的初中。當然，這些愛好后來全部丟掉了，唯一一個留下來的愛好是攝影，沒有人逼我學，這也成了我現在工作的一部分。

　　我媽媽對我的學習和生活管控到了極致。我不需要知道今天吃什么，不需要疊被子，不需要洗衣服，每天只需要坐在書桌前學習就可以了。我爸爸被徹底邊緣化，他們連出門買個菜，都要不停打電話問我媽買多少、怎么買，我媽最后總會說：“你還不如讓我自己去買。”三個人看似在一個屋檐下，其實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

　　初二期末考試前，我因為闌尾炎拖延成闌尾穿孔，緊急住院手術，不是微創，肚子上留下了一條8厘米的傷疤，現在還在。住院第三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補習班，我手上還打著留置針，傷口還在疼，就請假出院去上課了。當時我并不覺得有什么不妥，因為我以為每個人都是這么過來的。直到來到書院分享這段經歷，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不正常的。

　　中考結束，我和理想的高中以0.5分之差失之交臂。以前我的邏輯是：只要我努力學習，就一定能學好。但這一次，我把所有力氣都用完了，還是差了一口氣。邏輯鏈斷了，人就崩了。我至今還記得查分那天，分數顯示在電腦屏幕上，我和媽媽僵在原地的場景。

　　到了高一，要選擇高考小三門，在父母的重重壓力下，我被迫把生物換成了地理，內耗了一個學期，最后身體替我做出了選擇——我抑郁了，然后在家躺了三年。

　　三年是什么概念？房門從打開變成關上，從關上變成反鎖。一開始我還能出門和父母在餐廳一起吃飯，后來連門都不愿意出，每天縮在房間里，研究自己唯一感興趣的計算機技術。

　　很多人問我：你在家躺三年，是不是不想好，就愿意這么躺下去？其實根本不是。沒有一個孩子希望自己不好，尤其是我這樣被卷出來的孩子，更見不得自己爛在家里，看著同齡人都在往前跑。我比誰都希望能站起來，可我發現自己做不到。

　　三年里，我試過兩次復學。

　　第一次復學前一周，我就跟媽媽說我不想去了，把自己鎖在房間里整整一周，直到開學那天過去，才肯走出房間。因為我知道，只要那天過去，他們就該死心了。

　　第二次復學，我真的去了。可從踏出房門到傍晚回家，我的冷汗就沒停過。每走一步都在想：又要在同學面前介紹自己，課本好陌生，跟不上怎么辦？站在臺上做自我介紹時，我緊張到差點兩眼發黑。晚上回到家，我悶在被子里狠狠哭了一頓，哭到吐，然后抬頭對爸媽說：“我就是個廢物，你們不要管我了。”

　　我不恨自己成績差，我恨的是發現自己真的起不來了。一個從小被灌輸要強的孩子，卻只能躺在家里什么都干不了，那種自我厭惡極其消耗人。媽媽也在我面前哭過，說她很崩潰。你們猜我是什么反應？我說好煩。我不是不在乎她，事實上我太在乎了，我恨不得她再拉我一把，可她不僅拉不動我，還在我面前展露脆弱，我覺得人生無望，我還能指望誰？

　　這就是十幾年內卷的最終成果：一個打著點滴也要去上補習班的好學生，最后變成了一個覺得自己是廢物的年輕人。

　　為了救我，父母找到了幸福書院。第一次來，書院老師就跟他們說：“你只有放下學業，你們家的孩子才能好。”我媽一聽就急了：那怎么行？放下學業，他的未來在哪里？所以第一年，我們沒有留在書院。

　　又兜兜轉轉一年，我還是沒有好。他們再回到書院時，發現一年前那些孩子，已經開始正常生活、回歸學校、回歸社會。他們突然明白：放下學業并不是放棄學業。書院里有個比喻很精準：一家三口就像魚缸里的三條魚，小魚生病了，不能只盯著魚治，得先換水——這水，就是家庭環境。

　　于是我媽媽開始努力改變。最明顯的是，她不再盯著我了。以前，為了知道我幾點做什么，她睡在客廳沙發上，只為聽我屋里的動靜。現在，她搬回了臥室，不再每天盯著我的一舉一動，也不再絞盡腦汁刻意夸獎我。以前我出門拿個快遞，她都恨不得給我發一張獎狀，我當時就想：我是個廢物嗎？拿個快遞也要被頒獎？

　　她和爸爸真的像學生一樣，每天守在電腦前準時上課、做筆記、寫日課。他們開始找回自己，會一起出門逛街、買好吃的，家里有了歡聲笑語。爸爸也不再是被邊緣化、什么都不敢說的角色，開始勇敢表達自己。媽媽的改變，不是一點點，而是整個人的狀態都變了。

　　我雖然躺在房間里，但家里的變化我一清二楚。在那之前，他們連大掃除、掃地拖地都不敢弄出一點動靜，生怕影響我；可我要是出門洗個澡，他們又會高興好一陣子。現在，他們把我的一切都當成平常事：我出來吃飯很正常，不出來吃飯也沒關系，他們把我當成一個正常人，我做什么都很正常。

　　這份改變，讓我覺得抑郁也許不是絕癥，好像還有希望。家庭氛圍的變好，不是誰刻意做了什么，反而是所有人少了很多刻意，家里才變得輕松，我也不再那么躲著父母了。后來，媽媽又跟我吵了一次很兇的架，她在我面前哭的時候，我沒有那么煩了。因為我發現，她這次不只是宣泄情緒，更是在說出心里話。從這次沖突開始，我看到媽媽真的有力量了，心里萌生出一點希望：也許她真的能拉我一把了。

　　就是這一點點希望，讓我最終走出房門、走出家門，走進了書院。

　　第一次來書院，我是幫著裝監控的，房間安排在辦公室隔壁，墻不太隔音。有件事讓我特別困惑：為什么老師們辦公時總是歡聲笑語？在我的印象里，上班應該是很苦的事，他們怎么能這么開心？這讓我好奇：也許活著可以是另外一個樣子。

　　裝監控時，我出了一套方案，要求所有人必須聽我的。有老師提不同意見，我把他罵了一頓。但罵完之后，沒有人跟我理論，也沒有人指責我，老師們平和地和我討論，最后采納了我的意見。你罵人沒人罵回來，你不講道理也沒人非要跟你講道理，這份包容讓我好奇，也讓我最終選擇留在書院。

　　留下來后，我慢慢負責書院的技術和直播。第一次直播就出了意外：相機死活連不上電腦，換一套設備也不行。老師們說：沒關系，我們可以用手機直播。我一下子就炸了：這怎么能接受？我腦子里的畫面必須是完美、專業的，手機怎么行？我氣憤地收起設備，往地上一扔，背上包摔門走了。

　　騎出一段路，我隱隱覺得自己不對，又騎了回來。打開辦公室門，老師們已經熱火朝天地架起手機、調試設備。我出去時沒人追，回來時沒人批評，他們很自然地在干活。我在門口站了一會兒，走過去說：設備應該這樣架，燈光調一下。

　　回頭看我才明白：在學校里，題目只有對和錯，唯一目的就是做對。十幾年的習慣把我變成了完美主義者，做任何事之前，都要把所有可能出錯的情況想一遍，然后得出結論：太難了，我不做了。就像開車從上海去杭州，出發前先想沒油怎么辦、拋錨怎么辦、撞車怎么辦，最后說：太復雜了，我不去了。

　　書院里有句話讓我印象很深：我們做事情的第一目的，不應該是把事做成，而是在做事中拓寬自己的自由度，把事做成是第二目的。

　　直播這件事讓我明白：就算不完美，也可以把事情做好。老師們那種“怎么著都行”的自在生命狀態，再一次吸引了我。而且那次手機直播，效果也很精彩，觀眾也很多。我開始懂得：只要有接受一切不確定性的心性，第二目的也能完成得很好。

　　在那之前，我只從只言片語里聽過“覺生活”三個字，通過這件事，我對這三個字有了最初的概念。

　　老師們的自在，是在一件又一件事里磨出來的，磨我的小事也有很多，我就說一件——洗碗。

　　來書院之前，我從來沒洗過一個碗，媽媽說廚房臟，不讓我進去。但書院里所有人都是自己洗自己的碗。一開始，我吃完飯擦完嘴，把碗往桌上一放就走。后來在老師們不斷提醒下，我終于試著把碗端到廚房，但因為嫌臟，我大步跨進去，把碗往盤上一扔就趕緊跑。再后來，我把碗放到水池邊，卻從來沒放進過水池。

　　有一次老師們集體出差，臨走前交代所有人：這幾天不許幫浩南洗碗。等老師們回來，水池邊整整齊齊摞著一堆我沒洗的碗，我一個都沒洗。借著這次機會，老師們組織了一場“洗碗行動”，兩個同齡人把我架到水池前，一位老師手把手教我怎么洗盤子、洗碟子。我媽在旁邊急得抓耳撓腮，想上來幫忙，被另一位老師一把拉開。

　　從我來到書院，到洗第一個碗，用了整整三個月。借事修心，事無大小。通過洗碗，我學會的不只是一項技能，更重要的是：學會坦誠表達自己不會、做不好的事，減少對做事的分別心。

　　以前我把事情分得很清：這是我擅長的、我喜歡的，我就做；那是我不擅長、不喜歡的，我就不做。現在我明白：做所有事的第一目的，都是心性成長、提升自由度，而不只是事情本身。

　　就是在這一件件小事里，我的心慢慢打開了，我開始發現：原來我也行。

　　去年下半年，媽媽生病住院，洗澡時滑了一跤，肩膀摔壞了。角色一下子反轉：以前是媽媽照顧我的一切，現在輪到我照顧她。我給她洗頭、做飯、做康復訓練。

　　給媽媽洗頭最難的是：只要我一走神，水就澆到她臉上。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什么叫“用心做事”——不是大道理，而是心不在的那一刻，手上的事就會出錯。

　　給媽媽做康復訓練時，她很疼，我脫口而出：“這是為了你好。”這句話我太熟悉了，從小到大，她逼我學習時說的就是這句話。但這一次不一樣，說完我就用心去感受：她是真的疼到極限，還是只想偷懶？這不是選擇題，沒有標準答案，只能用心去看她的表情、呼吸、肌肉的緊繃程度。

　　我以前是個很理性、講邏輯的人，覺得“心”這個東西太虛了。就在日復一日給媽媽做康復的過程中，我明白：用心不是概念，而是你能不能感受到面前這個人真正需要什么。

　　那一個多月里，我還要負責全家的飯菜。第一次燉鴿子湯，用高壓鍋煮了幾個小時，鴿子還是啃不動；第一次煎小黃魚，在廚房里手忙腳亂一個多小時。但正是這些狼狽的時刻，我發現：以前我覺得自己是廢物，其實我什么都能學，只是之前從來不敢嘗試。

　　前年年末，我用自己攢的工資給爸爸買了一部手機，作為生日禮物。他的手機用了好幾年，自己不舍得換。送禮物那天，媽媽給我們拍了張照，一切都很自然，我們都笑得出來。

　　以前我和爸爸相處特別尷尬，他很少親近我，我們之間永遠隔著一米的距離。現在我們三個人偶爾還是會拌嘴、吵架，但吵完很快就化解，不會像以前那樣冷戰好幾天。我們現在分居三個地方，人不在一起，心卻再也沒有分開過。

　　回頭看，我看到兩條截然不同的人生邏輯。

　　第一條，是我從小被灌輸的：好成績→好大學→好工作→賺到錢→人生幸福。這條邏輯在30年前也許行得通。我媽媽是70后，來自小縣城，靠勤學苦讀來到上海，遇到同樣211名校畢業的爸爸，在上海扎根生下我。她信這條路信了一輩子。

　　但現在，這條邏輯鏈有致命缺陷：任何一環斷掉，整個人就崩塌。而這個時代，鏈上的每一環都在斷。我曾經斷在第一環，后面的每一環也都在斷裂。

　　第二條路，是我在書院走出來的：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標，在一件件小事中提升心性自由度，最終找到自己喜歡、擅長、適應時代發展的事，形成正循環。

　　在家躺平的三年，沒有人逼我學任何東西，但我自學了編程、搭建網站、研究計算機技術。沒有考試，沒有排名，我卻學得比任何時候都認真，因為那是我自己喜歡的事。

　　但只有技能還不夠。就算我編程技術再高超，那種“不聽我的就翻臉”的性格，也沒人敢跟我合作。但在幸福書院，我學到了良能，明白做一切事的第一目的都是擴展自由度，擁有了幸福六力：生活力、學習力、關系力、奉獻力、創造力、生命力。我樹立了正確的生命觀和價值觀，擁有了以不變應萬變的能力，知道做什么事能真正利益社會。最重要的是，我找回了最寶貴的東西——生命力，這是一切的基石。

　　AI時代讓這一切更加清晰。現在我做技術開發很簡單：告訴AI我的需求，討論框架結構，它寫代碼，我測試上線。這兩個月，我幫書院搭建了定制的綜合管理系統，我沒有寫一行代碼，全部由AI完成。

　　以前大家說35歲程序員會被裁員，現在連35歲都不用等。翻譯、文書崗位最先受沖擊，然后是程序員、設計，再然后是一切可以被量化、有標準答案的能力，AI都會迅速逼近最優解。

　　什么不能被替代？AI沒有心。它可以幫你拿圍棋世界冠軍、幫你寫代碼，但它做不出一盤“媽媽的味道”。

　　書院里說：用手做事的，被機器人替代；用腦做事的，被AI替代；唯有用心做事的，誰也替代不了。有正確的生命觀、價值觀，有以不變應萬變的智慧和自由度，上面的技能隨時可以學、可以切換。就像書院老師說的：內功深厚的人，拿什么兵器都能打。

　　今年我22歲，去年考完了專科學歷，今年開始升本科。有人問我：為什么還要去考試？我說，就是為了證明：放下學業，不是放棄學業。放下，是根據自己的需要，隨時可以放下、隨時可以再拿起；而放棄，是丟了就再也拿不起來。

　　我沒有什么大道理要講，我只是一個被內卷壓垮、又重新站起的年輕人。我用自己的生命體會到：以前我覺得人生就是造一條船，成績好、工作好、賺錢多，船就越堅固。我拼了命造船，可船還是翻了。

　　現在這個時代浪越來越大，AI來了，所有行業都受沖擊，你辛辛苦苦造的船可能下一秒就翻。但會游泳的人不怕船翻，無論海面怎么變，你都沉不下去。

　　在我最低谷、最深陷泥潭的時候，是書院托起了父母，父母又托起了我。如今，我也想轉過身，用我的技能——編程、攝影，以及未來會學到的更多本領，去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青少年。

　　這就是我今天站在這里的原因。

　　我想跟大家說：“有學歷未必幸福，有心性方能自在。”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