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初期爭議，允許私營者雇工，為何當初要打倒地主資本家剝削

大家內心深處是否會存在這樣的一種疑問，為什么在改革初期會允許私營經濟出現？如果剝削無罪的話，那當初剛發家的新中國又為何要打倒那些地主和資本家？

這種疑問在近幾年的社會輿論上，引發了不少年輕打工社畜心底的共鳴，許多人開始幻想回到以前的六七十年代那種生活。這種想法本質上是對歷史發展的片面理解。

他們雖然看到了剝削的殘酷，卻不了解時代和生產力的發展。

回到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社會制度的落后。

因為當時的社會還停留在腐化的封建模式，成千上萬農民沒有土地，只能去租種地主的土地耕種。而像上海、南京這樣發達的大城市中，工廠對底層工人的壓榨，更是堪比古代買來的奴隸。

在這種慘無人道的社會背景下，我們要想讓新中國快速走向富強，無疑是拖著一副沉重的舊時代枷鎖。它既無法滿足人們對基礎生存資料的需求，也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

于是完成對舊社會的改造，就成了當時新中國內政的首要任務。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解放受苦受難的人民大眾，解開束縛生產力的枷鎖。而打倒資本家和地主，就是這場社會變革中關鍵的一環。

因為上千年封建思想模式的發展，土地剝削和地主高人一等的思維已經在當時的人們心中留下烙印。

這種烙印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數代中國人對社會秩序和自身價值的認知，使農民長期處于被壓迫、被剝削的弱勢地位。

同時地主階層又憑借自身掌握的土地和財富，在社會基層中牢牢占據話語權，對于底層人的反抗和不滿，他們能夠在第一時間給予鎮壓。古代的農民起義，一大半都是被地主武裝絞殺，從而胎死腹中。

而到了城市方面，因為近代工業技術和資本主義思想的涌入，上海和南京等大城市建立起了許多的工廠。

這本該是解決封建社會痹癥的良藥，卻被大官僚和大資本主義所壟斷，演變成了一場堪比封建奴隸制的殘酷“盛宴”。

為什么會說這是“奴隸制”，因為資本剝削好歹還存在工資這種臨時的價值產物，可當時上海和南京的工廠內，很大一部分是從農村和外地拐騙來的“包身工”。

這些人不僅沒有工資，連吃穿飲食都是最下等的存在，幾十個人擠在破爛悶熱的屋子里，日復一日地工作，最終拖著營養不良的身體累死在流水線上。

“包身工”的這種現象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當時的資本家受到了封建思維模式的影響，將工人視作可以隨意支配的財產“附屬品”，而非有血有肉的人，這和地主對農民和佃農的壓迫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在他們的眼中，底層的農民和工人都是自己的私財，地位也就比牛羊這樣的牲畜略高。自己作為主人隨時都可以踐踏對方尊嚴和權益，若是死了、廢了，換一只便是。

即便是那個時代中良心的地主和資本家，他們對待底層人的態度也是一樣，只不過比別人可能更看重“表面功夫”， 給予的剝削程度相對沒那么極端罷了。

可本質上這還是一種不對等牛馬心理，當自己養的牲畜病了，他們會去給牛羊看病；當對方渴或餓了，他們也會割草來為其提供食物；可一旦到了要宰牛殺羊的時候，他們不會有絲毫憐憫，只將其視為賺取利益的工具。

了解完這一切之后，我們就應該能明白新中國建立初期打倒資本家和地主的原因。

這兩種階級人物的意義早就超出了簡單的剝削關系，它的背后是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封建枷鎖和思想烙印。

這種烙印帶來的危害已經超出了當時社會的承載能力。不打倒他們就無法解放人們心中的民權思想，更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解放生產力。

我們回到開頭，私營經濟的確重新恢復，但原本的那種基于封建思想下誕生的剝削模式和思維烙印，已經在當代社會中失去了生長土壤。

每個人都知道自己不是牲畜，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有著追求自己權益的義務和方式。

而改革初期允許的私營者雇工，也是順應時代發展潮流的必然選擇。彼時的計劃經濟暴露了太多的弊病和漏洞，中國需要探索全新的發展模式，來推動自身經濟的發展。

同時，當代的私營產業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運行的，這已經是在制度上為其劃定了范圍。現如今的中國經濟仍然是以公有制為主、私有制為輔，大體上的格局仍未改變。

不可否認私營經濟背后的弊端仍然不少，可從時代發展和中國取得的經濟成就來看，優點和缺點完全可以對沖。

當代維護自身權益和勞動價值的方法有很多，政府也在各個領域提供了助力，經濟的快速增長也為社會創造出很多優質的就業崗位。這些都是時代發展帶來的紅利。

總之，我們不能簡單地用新中國成立初期打倒地主和資本家的口吻，來評判當代的私營經濟。

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盲目地去借助曾經的視角和口吻去批評當代制度和經濟，只會暴露出形而上學、不愿意辯證思考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