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學黃金時代落幕！政治傾軋下學術殿堂低頭，自治權一去不返

“幾十年來，美國的研究型大學一直依賴聯邦資金，卻無人能保證這種支持會持續下去。如今，它們的生存可能取決于是否順從政府。”

如今，大學與聯邦政府之間的契約已被打破，而且可能不僅僅是暫時的。特朗普政府采用了一種此前從未使用過、卻極其有效的手段來引起這些機構的注意：暫停它們的資金，哪怕是國會已撥款的資金。特朗普政府對法律的漠視、行事粗魯以及對其行動后果的無視確實非同尋常。它并非完全脫離政治現實。這些行動并不像大學認為的那樣不受歡迎。這場悲劇的核心在于：大學自認為致力于公共利益，但卻遠遠未能獲得所需的公眾支持。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美國頂尖大學是這個國家最古老的機構之一——有些甚至比國家本身還要古老。若它們未在歲月中多次變革以應對內外壓力，是不可能存續至今的。對大學而言最重要的時刻或許是在19世紀末，即它們將研究確立為核心活動之時。那一代的美國大學校長紛紛前往德國——研究型大學的發源地——去汲取這一新理念；正如哲學家喬賽亞·羅伊斯在1891年所寫，他們是“一代只夢想著德國大學的人”。從此，大學的首要使命變成了追求純粹知識。這重新定義了“教授”的含義——這份工作賦予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從而推動了尤其是科學領域的進步，使整個社會受益。美國研究型大學的誕生催生了正式組織的學科體系、終身教職制度以及現代研究實驗室。這些構成了大學的“操作系統”，雖不為公眾所見，卻支撐著一切運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聯邦政府開始大規模資助大學。范內瓦·布什是一位電氣工程師，曾在戰時負責組織政府的國防研究項目，包括原子彈的發明。1945年，他向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提交了一份長篇備忘錄，建議美國啟動一項重大新計劃，資助大學研究，并由科學家主導，政府僅進行有限監督。由此，1950年成立了國家科學基金會 （NSF） 。

在戰后初期，最有效融合精英與民主兩種高等教育理念的人是克拉克·克爾，時任加州大學校長。他構建了一個三級體系——研究型大學、州立學院和社區學院——旨在免費教育全州所有青年。加州大學很快就遭到攻擊：首先來自左翼，即伯克利的言論自由運動，該運動反感其官僚作風及大量承接政府國防合同；隨后，更具決定性的是來自右翼的攻擊。羅納德·里根的政治生涯始于1966年成功當選加州州長，他在競選中承諾要懲罰大學對學生激進分子過于寬容。在大學內部，自20世紀60年代初興起的新左派浪潮已開始退去。學生的興趣正轉向商業職業。這并不意味著大學與聯邦政府之間就實現了和平，但全面沖突似乎是不可想象的：雙方彼此需要。

當我還是個小男孩時，我的祖父——新澤西州藍領城鎮珀斯安博伊的一名兒科醫生——有時會開車帶我去普林斯頓。我們會站在拿騷街上，沉浸于校園的宏偉之中，仿佛它代表了世間一切偉大而又遙遠的事物。如今的普林斯頓更加宏偉，殖民風格和哥特式建筑之間點綴著美麗的現代樓宇，校園對面的街道兩旁排列著優雅的商店。與我早年造訪時相比，普林斯頓要富裕得多。經過幾十年成功的籌款和其他形式的機構超額成就，該大學的年度預算已超過30億美元，捐贈基金超過350億美元。同時， 普林斯頓 既變得更加開放（不再僅是白人新教男性的領地），也變得更加封閉（其本科錄取率低于5%）。官方數據顯示，普林斯頓每年的費用超過9萬美元；但對于家庭收入低于25萬美元的學生，免收學費。盡管如此，學生群體仍絕大多數來自中上層階級或更高階層，其中收入分布頂層1%的家庭子女占比極高。

普林斯頓的發展軌跡是頂尖私立大學的典型代表。總體而言，它們極大地擴展了自己的聲譽和地理影響力。如今，常春藤聯盟可以說已成為“黑人美國的常春藤”、“來自巴基斯坦的明星壁球運動員的常春藤”，以及“雄心勃勃的年輕保守派的常春藤”。許多學生最終進入高薪的私營部門工作，尤其是在科技、金融和咨詢領域。至少從外部來看，整體圖景是：這些機構極其富有且強大，它們在堅持自身道德優越性的同時，卻分發著通往私人財富和顯赫地位未來的門票，而這些門票主要發給了收入分布頂層家庭的子女。英國社會學家邁克爾·楊在1958年普及了“優績主義”（meritocracy）一詞，他這樣做是為了警告：由教育體系建立的正式選拔制度，最終將成為民眾憤怒暴力爆發的對象。楊那部奇特且具有預見性的反烏托邦小說《優績主義的崛起》，最終以2033年針對優績主義者的血腥起義告終。

大學的脆弱性既來自外部，也源于內部。學校不僅需要聯邦政府的支持，還需要教職員工、學生、校友、家長、捐贈者和理事的支持。正如“盲人摸象”的寓言所示，他們各自抓住的并非同一事物。“這極其困難，”艾斯格魯伯說，“他們對大學的看法各不相同。對有些人來說，大學是一支運動隊；對另一些人來說，它是一個實驗室。”

霍爾登·索普曾擔任大學校長 （2008年至2013年任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校長） ，目前負責監督美國科學促進會 （AAAS） 旗下的六家出版物，他對這種情緒給出了更為憤世嫉俗的版本：“如果你像我一樣是非猶太裔管理者，你去希勒爾 （Hillel，猶太學生組織） 參加的安息日晚餐多到都能背誦祈禱詞了。然后你設立了一個巴勒斯坦研究中心。接著，當你與保守派校友交談時，你會說：‘你們為什么不多參與商學院和體育項目呢？’這就像維利·勃蘭特向東西德人承諾，統一后雙方都能得到各自想要的東西。原因是，我們承受不起失去任何朋友，也不希望出現公開爭議。我們一直告訴人們他們想聽的話，以維持他們的參與。”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排名的追求 （這要求提高人均學生支出） 、將捐贈基金投資于對沖基金等流動性差的資產 （這能產生更高回報——這些回報被花掉而非儲蓄——但也讓資金難以隨時動用） 、以及爭奪學術超級明星的市場競爭日益激烈 （這意味著減少最高薪教授的課程負荷） ——每一項都略微加大了引擎馬力，使大學規模更大、運營成本更高，卻未能在萬一出現嚴重問題時提供足夠的應急資金。

當科南特闡述他對戰后美國高等教育的愿景時，他指出，他理想中的未來公民“將支持公共教育，真正實現在各個層面的普遍教育機會。他將不太關心私立教育的未來。”事實上，私立大學如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依賴捐贈者的饋贈以及與私營公司的緊密聯系，而頂尖公立大學也發展出了類似的與市場經濟的聯系。而且，無論是私立還是公立大學，都與聯邦政府深度交織。就像2008年的大銀行一樣，它們既富有，又無法承受突然的重大財務挫折。

在巴拉克·奧巴馬的第一任期內，教育部強力干預大學運營，宣布有數百所大學因處理性侵指控的方式不當而受到調查。援引禁止在接受聯邦資助的學校中進行性別歧視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 （Title IX） ，奧巴馬政府強制要求大學實施具體的新程序來應對性侵指控。即便在大學內部，這些措施也頗具爭議，因為它們嚴重偏向指控方，且政府表示不遵守最終可能導致失去聯邦資金。在那幾年間，許多大學還設立了多元、公平與包容 （D.E.I.） 辦公室，并要求教職申請者提交關于其對多樣性承諾的陳述。保守派由此形成了這樣的印象：大學迅速向左傾斜，而民主黨政府正利用國家權力推動這一趨勢。

由于被特朗普第一任期對大學相對平靜的態度所麻痹，大學并未充分認識到保守派情緒的威力。但我們可以從眾議院教育與勞動力委員會時任主席弗吉尼亞·福克斯議員于2024年夏季在美國企業研究所發表的一次演講中窺見一斑。福克斯表示，特朗普曾告訴她，“他認為聯邦政府根本不應涉足教育”，而她回答說：“是的，先生。‘教育’一詞并未作為聯邦政府的責任出現在憲法中。這是我的立場。我并非掌權者。如果由我說了算，我會立刻讓我們退出教育領域。”

在大學內部，政治沖突通常表現為不同派別在大家一致認同的目標上，就應使用哪些規則和策略產生分歧。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襲擊以及隨后以色列在加沙的戰爭，構成了一個棘手得多的案例，因為大學內部的核心群體在猶太復國主義這一核心問題上，產生了人們所能達到的最根本、最激烈的分歧。立刻，激烈的爭議爆發了，大學再也無法團結其所有利益相關者進行自我辯護。而對于外界而言，10月7日之后的這段時期，將后殖民意識形態公然展示在公眾面前——這似乎證實了保守派的觀點：精英大學的首要承諾是對一種激進版本的社會正義。

“當我們意識到再也無法像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那樣通過閃轉騰挪來擺脫困境的那一刻，就是那場聽證會，”霍爾登·索普說道——他指的是2023年12月5日眾議院教育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當時，眾議員愛麗絲·斯蒂芬尼克 （Elise Stefanik） 質問哈佛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校長，他們是否容忍在其校園內呼吁對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三位校長的回答都是“這取決于具體情境”。“他們的回答非常法律化，”索普指出，“你可以看出他們已黔驢技窮。他們的回應與當時的情緒完全脫節。”12月5日聽證會的片段引發了憤怒；在2023-24學年向教育委員會作證的七位大學校長中，目前只有一位仍在任。

如今，格倫鮑姆正身處一個負責實施特朗普重建加沙計劃的團隊中。正如本屆政府的典型特征一樣，究竟誰在主導與大學的對抗始終不明朗，因此多個部門、形形色色的來來往往的官員以及松散的內部聯盟都在爭奪控制權。政府的反猶太主義特別工作組專注于其同名議題，但白宮在斯蒂芬·米勒 （Stephen Miller） 的指導下，更側重于瓦解多元、公平與包容 （D.E.I.） 項目以及跨性別者權利。白宮監督了與大學的談判——其中一些大學已與政府達成和解，以恢復其資金。特朗普總統本人似乎一如既往地最感興趣于迫使特定的敵人屈從于他的意志，并從中榨取巨額罰款，這些金額似乎是憑空捏造的。

特朗普的母校賓夕法尼亞大學是第一所簽署和解協議的大學，時間是2025年7月1日。政府恢復了1.75億美元的暫停撥款；作為交換，賓大承諾禁止跨性別女性參加女子體育項目，并撤銷她們此前獲得的頭銜和獎項。哥倫比亞大學——該國規模最大、最受關注的親巴勒斯坦抗議活動的發生地——緊隨其后達成了和解。 （我自2003年起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教員，并曾擔任該校反猶太主義工作組的聯合主席。） 政府同意恢復哥倫比亞大學的科學研究撥款，并結束對該大學涉嫌違反民權法律的調查；而哥倫比亞大學則同意向政府支付2億美元——這是迄今為止最大的現金和解金——并任命一名“決議監督員”來監督其對條款的遵守情況。該和解協議還包含關于學術事務的具體條款；根據其中一項，哥倫比亞大學同意由教務長辦公室對包括中東、南亞和非洲研究系在內的幾個項目進行審查。

或許政府最大的戰術失誤是2025年4月11日 （星期五） 發給哈佛大學的一封長信，該信由三個不同部門的三名官員簽署，充滿了各種要求。 （據《紐約時報》報道，政府 官員后來 稱該信是誤發。） 信 中并 未針對每一項要求說明政府指控哈佛違反了哪些法律；其中一些要求——例如禁止招收“敵視美國憲法和《獨立宣言》所載美國價值觀與制度”的國際學生——不過是浮夸的政策偏好。這給了哈佛起訴政府的機會，理由包括侵犯其第一修正案權利等。9月，波士頓的一名聯邦法官裁定哈佛勝訴，稱政府的行為構成了“報復、違憲的條件設定以及違憲的脅迫”。特朗普政府已對此判決提出上訴，但目前哈佛的資金已恢復。

哈佛既在抵抗也在談判。特朗普已多次宣布與該校達成和解指日可待；2月2日，就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傾向于哈佛的談判進展報道幾小時后，他便要求該校支付10億美元的罰款。哈佛至今未作出公開回應。顯然，這所大學承受不起徹底決裂的代價。

繼哥倫比亞大學之后，下一所與特朗普政府達成和解的是布朗大學，時間是7月30日。布朗大學擁有一位資深校長、經濟學家克里斯蒂娜·H·帕克森 （Christina H. Paxson ） ，她自2012年起任職。她在2024年春天通過談判和平結束了校園抗議者的扎營活動。但是，當政府在去年4月切斷對布朗大學的資金時，布朗并沒有像哈佛那樣收到措辭拙劣、可訴諸聯邦法院的威脅。此外，布朗擁有醫學院和公共衛生學院，兩者都高度依賴聯邦撥款。在宣布和解的聲明中，帕克森表示，資金凍結“給布朗的研究使命和財務穩定帶來了巨大挑戰”。

在與政府談判期間，布朗大學保留了對教學和科研內容的控制權。協議的核心與哥倫比亞大學的類似：布朗的撥款得以恢復，政府對大學的調查隨之結束；作為回報，布朗同意在十年內向羅德島的“勞動力發展組織”支付5000萬美元。協議還包括關于大學如何處理反猶太主義和D.E.I.問題的條款——布朗承諾采取措施，例如禁止跨性別女性進入女性更衣室，并在猶太學校進行特別招聘努力——但這些條款不適用于教學和科研。

保守派世界中至少有相當一部分人為迫使大學屈服而歡欣鼓舞。其中最洋洋得意者之一是位于西雅圖的挑釁者克里斯托弗·魯福 （Christopher Rufo） ，他一直協助領導對大學的攻擊。“我們正在重新協商大學與國家、大學與更廣泛社會之間的關系，”魯福說，“大學違背了基本的契約。它們甚至忘記了契約的存在。我們正在進行一場只有一方看得清楚的辯論。”他回憶道：“當我們發起一場旨在‘斬首’哈佛領導層的運動時，我感到震驚。他們在政治斗爭中的裝備糟糕透頂。”他說，在一個月內，2024年辭職的哈佛校長克勞丁·蓋伊 （Claudine Gay） “只接受了一次《波士頓環球報》的采訪。我當時想，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

特朗普在其剩余任期內可能對精英大學造成更大損害——或者他也可能失去興趣。但這并不能解決大學對政府過度依賴而政治支持薄弱的問題。即便在深藍色的選區 （大學往往是那里最大的雇主） ，也很難找到將捍衛高等教育作為競選核心主題的政治候選人。俄克拉荷馬州、猶他州、佛羅里達州、堪薩斯州、愛荷華州和得克薩斯州的保守派人士試圖通過影響課程設置、增加教學工作量以及限制終身教職等措施，干預其公立大學的運營。

說到高等教育，保守派陣營內部也是門派林立。其中一派是由“燒毀一切”的叛亂分子組成，如魯福 （Rufo） ，他們主要將大學視為敵對陣地和左派堡壘。另一派則專注于降低大學教育成本并教授職業技能，而非博雅教育——這也是特朗普政府試圖取消那些“投資回報率”低的專業學生貸款的原因所在。還有一派由一小群保守派教授組成。他們或許很高興大學終于開始關注他們的抱怨了。在最近一次“非正統學院” （Heterodox Academy，一個由對校園意識形態正統感到不安的教授組成的協會） 的會議上，該組織的聯合創始人之一喬納森·海特 （Jonathan Haidt） 帶領觀眾高呼：“我們早就告訴過你們了！”但這些不同派別并不總能保持一致。

我交談過的大多數保守派學者不僅對特朗普切斷科學研究資金深感不滿，還擔心當前保守派事業的核心——教職招聘中的觀點多樣性——將如何實施。他們的反對部分出于原則——保守派幾乎總是反對平權法案，因此為了保持一致，他們也反對“針對保守派的平權法案”；部分出于實際考量。重命名D.E.I.辦公室、采納“機構中立”政策、從院系網站上移除浮夸的社會正義信息很容易。但改變教職招聘實踐幾乎是不可能的。研究型大學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學院和系在雇傭問題上擁有自主權。即便是公開支持觀點多樣性的大學校長（這樣的人并不多），也很難將其落實到位。

極少數情況下，擔心某個系存在意識形態教條主義的大學校長會暫時接管該系——但引入更多保守派的標準做法是建立一個全新的大學部門。霍普金斯通過S.N.F.阿戈拉研究所做到了這一點，該研究所最近從杜克大學挖走了長期反對平權法案的保守派經濟學家彼得·阿爾奇迪亞科諾 （Peter Arcidiacono） 。華盛頓大學創建了一所公共衛生學院；其新任院長桑德羅·加萊亞 （Sandro Galea） 來自波士頓大學，他告訴我，他特意希望在一個“紅州”（共和黨主導的州）工作。他說，他的學院將特別對那些“與世界的主要接口是信仰”的人群抱有同情心。十多萬所公立大學被州立法機構命令開設公民課程，旨在為保守派學生和教職員工提供舒適的環境。

這些都不是全盤變革。保守派的根本問題在于，他們無法像保守派政治候選人在選舉中與自由派競爭那樣，與主要大學競爭。美國許多領先的企業歷史不到一百年；而其領先的研究型大學鮮有如此年輕的。要在人口中心獲取大片土地，建造數十棟建筑，建立全套學術系科，并增設支撐大學學術活動的專業學院和醫院——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在去年傳統基金會 （Heritage Foundation） 的一次會議上，與會者曾遐想將基督學院或奧扎克學院提升到全國顯赫地位，但這在我們任何人的有生之年都不太可能發生。最近以“反覺醒”為原則建立的學院——如新佛羅里達學院，以及2024年開始招生的奧斯汀大學——規模小且不穩定。由于大多數學生和家長將大學視為就業途徑，意識形態上的新興機構吸引力有限。

更有可能的是，陽光地帶的研究型大學——如埃默里大學、范德堡大學、杜蘭大學、得克薩斯大學——將躋身頂層，就像二戰后加州大學那樣。在政府最初要求簽署擬議的“高等教育卓越學術契約”的九所大學中，范德堡大學和得克薩斯大學是少數幾所沒有完全拒絕的。范德堡大學已宣布將在紐約市、舊金山和西棕櫚灘開設校區。但這些大學距離集體保守派的天堂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它們僅僅會呈現一幅熟悉圖景的改良版：教授和學生可能比其他大學的同行更保守，但仍比校友、捐贈者、雇主、理事和提供資金的政客們更偏左。

保守派可能永遠無法創造出他們認可的、接近他們想要摧毀的那些大學水平的學府。但這并不意味著大學能完好無損地度過過去幾年的危機——并不意味著會出現真正有效的集體抵抗，也不意味著這一刻會過去，或者公眾會意識到大學有多么寶貴。早在如今正受攻擊的體系被發明之初，克拉克·克爾曾在哈佛發表演講，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何讓精英的貢獻被平等主義者看清？智力貴族又如何向所有人證明其存在的正當性？”那些終身在大學度過的人認為他們知道答案——醫學突破、為出身卑微的未來領袖提供機會、知識的擴展——但顯然，公眾并未被說服。政府，即使換了一批人掌權，會忘記它在過去一年中學到的教訓嗎？即讓大學像大企業對待其最大客戶那樣給予政府順從，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這似乎不太可能。

政府擁有多種手段，其使用并不依賴于特朗普是否身在白宮。聯邦研究資金在全國范圍內超過60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流向了頂尖大學；未償還的聯邦學生貸款債務總額遠超1萬億美元，這幾乎影響到每一所學院和大學。如果這些貸款被附加更多條件，后果會如何？樂觀主義者可以指出過去一年中學術界取得的部分政治勝利：政府緩和了擬議中的捐贈基金稅上調，國會也通過了增加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預算的法案（但這并不能保證政府一定會撥付這筆資金）。從根本上說，那些在大學看來堅如磐石的安排，并未得到法律的充分保護。

當今美國偉大大學的前提，往好里說也是困難重重的：它們既要實行極其嚴苛的選拔（但必須以完全公平的方式），又要讓學生和教職員工能夠進入美國社會最負盛名、回報最豐厚的領域；既要不斷推高成本，又要向世界保證它們致力于公共服務和社會正義；同時還要贏得公眾的感激與贊賞，被視為國家最成功的機構之一。特朗普憑借其利用自由主義秩序脆弱性的天賦，充分利用了這些矛盾，并造成了巨大的損害。這種損害將難以挽回。美國大學的黃金自治時代恐怕一去不復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