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永平：知識分子與財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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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恩格斯在《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說過一段著名的話：“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紛繁復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為基礎;人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黑體為引者所加）請注意，在筆者用黑體標明的一句引文里，恩格斯說的是“人們”而不是“人”。這是大有深意的，如果使用單數“人”的話，馬克思的發現就不成其為發現了。如果使用美國《獨立宣言》的話語，那是一種"不證自明"（self-evident）的事實。因為很簡單，如果不能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人是不能生存的，死去的人是不可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事務的。不過，本文恰恰就想從單數的"人"的角度討論一下馬克思的這一“發現”。

只有活著才能做事情，這是自然規律，普天下皆然。但是，這一規律對于知識分子卻異乎尋常地殘酷。只是因為，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生存"和"做事情"往往是一回事。他們生活的主要目的，就是獲取更多更好的生活資料，讓自己的生活錦上添花。即使是那些已經超越了簡單的"生存"目標，把財富當作"成功符號"來爭取的資本家，"生存"和"做事情"也是一致和相輔相成的。

但是，知識分子則不同，在他們的生活中，"生存"和"做事情"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矛盾的。這矛盾首先表現為，他們所要做的事情并不能給自己帶來物質上的收獲（少數人例外，詳見下文）。其次，為生存而進行的努力和為事業而進行的努力必然要在時間和精力上形成競爭關系。大多數自食其力的知識分子只有兩種選擇，或者是忍受清貧乃至窮困潦倒，或者是放棄事業去追求榮華富貴。

這里又出現了兩種可能性。有一些知識分子有選擇的能力，憑他的能力，如果選擇官場或者商場，他完全可以高官得做或者腰纏萬貫。這種人最杰出的代表就是范蠡。當然，很多知識分子沒有其他本事，除了他的事業之外，他什么也干不了，比如說像莫扎特，像梵高，像盧梭。但是，即使是這一類人，他們仍然是可以選擇的，他不至于連“搬磚和泥”也不會吧。應該說，他從事任何一種掙錢的活動，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自己的生活境遇。所以，追求自己的事業是他們主動的選擇。他們做出這種選擇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心理學家馬斯洛所揭示的人類最高動機——自我實現。“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因為有了這些人的存在，我們人類社會是幸運的。沒有他們，人類社會就會停滯不前，或者說，沒有他們，人類社會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不可能的。設想一下如果我們沒有孔子，沒有亞里士多德，沒有牛頓，沒有孟德斯鳩，人類社會現在會在哪里。是這些偉大的思想家們推動了人類社會前進的步伐。

從這個意義上說，普通大眾絕非歷史的創造者，他們只是為這些歷史的創造者提供了基本的物質基礎，雖然這個任務也同樣偉大。歷史上大多數的偉大貢獻，都是偉大人物單槍匹馬奮斗出來的，由代表社會的政府出資養活和資助知識分子的創造活動，僅僅是近百年來的事情。不僅如此，很多偉大人物不僅僅沒有得到社會的扶持和資助，還要忍受社會的虐待甚至迫害。想想屈原，想想李贄，想想伽利略，想想布魯諾，再想想馬克思，都是這樣。在某種程度上，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對自己最優秀的成員進行迫害的歷史。如果不是這些人所具有的"亦予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尤未悔"式的勇敢和堅強，人類可能還在"茹毛飲血"哩!

事業再偉大，每一個具體的知識分子仍然還是要面對"馬克思鐵律"，因為偉大代替不了"柴米油鹽"。知識分子天天被這一對矛盾折磨著，撕裂著。如果這個知識分子不幸（或者說有幸）擁有一個家庭，這種折磨和撕裂就更加痛徹。妻子兒女的抱怨，面對這種抱怨時的羞愧與內疚，為人子（女）、為人夫（婦）、為人父（母）的世俗責任的抽打，這些都是常人難以忍受的。更何況，自己的事業還有可能使自己的親人也身陷囹圄或者死于非命。我們先不說這種極端的情況，你至少要為他們提供基本的溫飽吧？這就是為什么，歷史上如此多的偉大人物選擇獨身：伊薩克·牛頓、依曼努爾·康德、亞當·斯密、勒內·笛卡兒、伏爾泰、大衛·休謨、約翰·洛克——這個名單還可以再加長。

即使在當今中國，這個問題仍然非常尖銳。有多少年輕的知識分子因為生活的重壓而過早夭折，又有多少知識分子缺少基本的工作條件——其實所謂的工作條件僅僅是一間書房……

面對生活和事業之間的矛盾，知識分子的心靈痛苦大概來自以下方面。首先是上文已經提到的事業追求與世俗義務時間的矛盾，不再贅述。心靈痛苦的第二個方面來自心靈追求與常人欲望之間的矛盾。知識分子也是人，他們也知道寶馬豪宅比公交車和陋室舒適，他們還知道寶馬豪宅可以引來紅顏如玉。更何況，如果擁有了寶馬豪宅，自己追求事業的條件也會大大改善。但寶馬豪宅卻需要時間和精力去贏取，而時間和精力卻是知識分子所擁有的、可以用在事業追求上的最寶貴財富——他一點都不愿意浪費。在這里，知識分子成為了一個痛苦的經濟學家，他不知道首先去掙錢改善境遇然后再來從事事業，還是心無旁騖一心只讀圣賢書哪一個效率更高。選擇前者的人最終會被金錢異化，他慢慢發現掙錢和花錢的樂趣其實高于做學問的樂趣，即使真正掙到了錢，回歸事業的動力早已蕩然無存。就像一個笑話所說的那樣，“賊心有了，賊膽也有了，可賊沒了”。選擇后者的人，心靈的矛盾將和現實的問題形影相隨，只能接受內心被撕裂的宿命。

心靈痛苦的第三個來源是世俗評價與內心評價的矛盾。他知道自己所從事的事業是偉大的，但這個偉大的事業可能根本就完成不了，也可能完成了但得不到社會的承認，更大的可能是，當他的事業產生了實效并被社會承認的時候，他已經不在人世了，他享受不到事業成功給自己帶來的榮耀和利益。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那些才具明顯不如自己的人，卻由于選擇了世俗認可的道路而活得光鮮照人。

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人生活在人群里，人們對自己的負面評價使知識分子永遠面對一個問題：“我的選擇難道真的錯了？”符號互動論告訴我們，這并非是一個偽問題，因為自我評價是和他人對自己的評價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只有那些意志和信念極度堅定的人，才能化解這些來自外界的負面評價。只要知識分子的成就還沒有獲得世人的認可，對自我的懷疑就會縈繞在他的心頭。而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活到被世人認可的那一天——雖然隨著社會的進步，這樣的人越來越多了。

面對生活和事業的矛盾，肯定有許多知識分子成功地解決了它。否則，人類社會就不會有那么多偉大的成就。他們是怎樣解決這一問題的呢？歸納起來，大概有四種解決方式。第一種，職業和事業的分離。很多人為了生活，要選擇一個掙錢的職業，維持自己和家人的生存，與此同時，在業余時間從事自己鐘愛的事業。瑞士專利局時期的愛因斯坦就是這種選擇的典型。一般來說，這種三心二意式的職業所獲得的收入僅能維持生存，而且職業和事業對時間和精力的競爭持續存在。第二種，知識分子恰好從事了賺錢的事業，這是最幸運的知識分子。畢加索可以說是這方面的典型。但是，這樣幸運的知識分子是少數。梵高們的數量要遠遠多于畢加索們的數量。第三種，知識分子恰好擁有萬貫家財，使他不必為五斗米折腰，衣食無憂地從事自己的事業。西方近代許多偉大人物或者是出身貴族，或者是繼承了大宗遺產，使他們既能滿足生活所需，還可以為自己的事業提供資金支持。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國科學家卡文迪許。第四種，知識分子由社會供養。在學術制度化以后，這已經成為了各個發達國家最通行的方式。

學術制度化的最早表現是大學制度的形成。最初的大學并不像現代的大學那樣接受國家非常多的資助，它是一個學術自治團體。但是，大學無疑是社會的代表，它代表社會養活了一大批學者和教授，使這些人擺脫生活的重擔，潛心學問。這種方式最好的例子可能是康德，在他成為格尼斯堡大學的教授之后，生活的后顧之憂就永遠解決了。現在，各國政府對本國大學的投入都非常之大，政府代表社會把學者和教授養起來了。西方國家的終身教職制度就是"國家養學者"的主要形式。二十世紀的絕大多數學者，比如胡塞爾、海德格爾、波普爾、羅爾斯、哈耶克等等，都是這一制度的受益者，更不用提那些自然科學家了。下面，我們重點分析一下知識分子生存的后兩種方式。

在學術制度化以前，很多大師都是出自望族名門，這并非偶然。看一下中國二十世紀的學術大師，就會對這一點印象深刻。俞平伯、陳寅恪、錢鐘書等人，都是出自名門望族，而且有極深的家學淵源。祖傳的學術積累和家庭財力的支持，是他們成為學術大師的重要原因（當然，也有許多大師出身平民，待后文論述）。可以說，如果沒有名門望族，中國近代至少要減少一半的學術大師。祖產豐厚對于富家子弟來說并非都是好事。做一個武斷的判斷，家產豐厚大概要產生90%的紈绔子弟，剩下的10%會有超越性的追求，但最終成功的人不會超過1%。不過，對于一個民族，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足矣!學術成果的一個最大特征就是它的可復制性，一個人的成就馬上就可以被所有人所用。可以推想，用不著太多，如果兩千年來我們每一代人都有萬分之一的人成為大師，中國人可能早就殖民大熊星座了。我們現在之所以沒有大師，除了其他因素以外，有產階級和有閑階級被徹底地消滅了半個世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巴爾扎克說三代才能造就一個貴族，但三代未必能夠造就一個學術大師。中國的有產階級正在壯大，期待在幾十年后，在紈绔子弟的袞袞諸公中，能夠有些許學術大師脫穎而出。

由社會來供養知識分子已經成為世界通例。對一個民族國家來說，這其實是非常劃算的。其原因還是知識成果的可復制性。以美國為例，可以想象，每年國家投入到科學和學術研究中的資金絕大多數都被浪費掉了，能夠出成果的只是一小部分。對于人文學術來說，真正能為人類的思想添磚加瓦的思想家也是鳳毛麟角。大多數的教授僅僅做到了"傳業授道解惑"之職，在學術貢獻上可以說是乏善可陳。但是，只要1%的人成為羅爾斯、成為弗里德曼、成為亨廷頓，美國在軟實力上的所得就會大大超過它發給教授們的全部工資。所以，漏洞再大，問題再多，美國都不可能放棄自己的終身教職制度。這個制度保證了——至少在目前和可見的未來——美國在知識的生產上領先于世界。

其實，相對于世界上其他國家來說，中國最早建立起了知識分子的社會供養制度。翻開中國歷史我們看到，中國的知識分子往往還具有另一個身份——國家官吏。這一情況越到君主制度的后期就越明顯。韓愈是官吏，歐陽修是官吏，朱熹是官吏，甚至連自然科學家張衡和沈括都是官吏。這些人很多出自貧寒之家，是科舉制度使他們成為了知識分子，而文官制度又為他們的學術追求提供了物質條件。當然，還有一些人的成就和做官無關，比如說杜甫和李白（杜甫的官俸從來就不敷家用，李白則只做過幾天唐玄宗的幫閑文人），但依靠國家奉養而有所成就的知識分子，中國的比例要遠遠高于其他國家。民國以后，中國引入了西方的大學制度，現在看來，那次引入是成功的。僅僅看看那一個時期為我們民族培養的大師，現在的我們在汗顏的同時，不能不驚異于當時的成就（如果再考慮到當時兵荒馬亂的社會環境，考慮到這些人繁多的政治社會活動……）。胡適、魯迅、李大釗、陳獨秀，這些人并非富家子弟，但仍然成就了一個個學術高峰，一個我們至今仍然難望其項背的學術高峰。這里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的大學教授制度。有人測算，當時一個教授的工資大約可以購買一千多斤豬肉。在物質極大豐富的今天，能夠有如此收入的教授恐怕仍然不多吧！想想我們后來對教授們的所作所為，“沒有大師的時代”之出現就再正常不過了。假如魯迅和胡適們需要在下課后賣油條貼補家用（改革開放初期的真實事例），他們還能有如此成就嗎？

當然，一個社會并非只是為知識分子拿出一筆錢來就萬事大吉了。如果沒有良好的學術評價體系，這些錢仍然不會產生多少學術成果。上文說到，即使是在制度成熟的美國，大多數金錢還是會被浪費掉。這種浪費有些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中都有這種情況。自然科學本身就具有探索的性質，有些資金的唯一作用就是證明某條科研路徑走不通。人文社科領域則更是如此，每年汗牛充棟的學術著作，真正能成為學術經典的著作寥寥無幾。

除了這些客觀因素，社會供養知識分子還有如下問題。其一，遴選出值得社會供養的人非常困難。因為遴選這些人的工作也要靠人來完成。在這個遴選過程中，人性的缺點必然干擾遴選過程。遴選者和被遴選者的私人關系、學術觀點的異同都會影響遴選的結果。遴選權的主觀性還會導致尋租行為的發生，怎樣減少尋租行為的發生，就是設計遴選制度時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其二，即使排除了學術遴選者的舞弊行為，學術活動的不確定性仍然使被遴選者的欺騙行為無法完全避免。其結果是，社會要用納稅人的錢白白養活一大批學術騙子。其三，社會為知識分子提供的優越待遇會引誘一批沒有學術志向的人混入知識分子群體，濫竽充數。特別是當這些人經過了學術遴選階段獲得終身教職以后，胸無大志的原形即不再遮掩。這些都是制度所無法解決的問題。但是，西方國家實行的終身教職制度仍然是所有制度中最好的——雖然這一制度仍然是"兩惡相權取其輕"的結果。

現在，中國政府每年對科教領域的投入已經居于世界前列，但真正有價值的學術成就卻寥若晨星。甚至還出現了刮掉進口芯片的商標冒充研究成果的丑聞。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還沒有形成完善的人才遴選制度和學術評價制度。在這里，國人重私人關系而喪失人格操守的劣根性難辭其咎。我們遺失了在蔡元培一代人身上還留有的士大夫氣節，卻保留了猥瑣的私德傾向。我們沒有借來西方個人主義文化中對內心尊嚴的珍視，但卻引入了他們的利益交換規則。這是一種類似結合了肖伯納的外表和貴婦人的智力的混合體。如果我們的人才遴選和學術評價制度不能盡早完善，學術騙子騙吃騙喝而真正的學術精英卻瘐死于槽櫪之間的現象還會繼續下去。當然，我們也不能過于悲觀，實踐證明，設計良好的制度是可以改良文化和行為方式的。

從民族競爭和繁榮的角度來說，怎樣供養那些創造知識財富的知識分子，是一個社會最核心的制度安排。請不要消滅所有的有錢人吧，他們中間總能冒出個把非凡之士。如果可能，就為那些"看起來像是"有識之士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研究條件吧，誰能保證他們中間就沒有李四光和華羅庚呢？當然，哪些人"看起來像是"有識之士，最好還是由完善的制度說了算。

來源：愛思想網，轉自：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245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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