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郭沫若病危，85歲的日本妻子去看望他，安娜：他不愿意談

——《前言》——

1978年，一個老人的彌留之際，一個女人帶著女兒走進(jìn)病房。

她是他的妻子，也是他二十多年來不曾正眼看過的人。

最后的見面，只說了一句話：“他不愿意談。”沒人知道，這是兩個人將近一生糾纏的終結(jié)。

——《壹》——

一場跨國相遇

很多人不知道，郭沫若的第二任妻子，是個日本女人，她叫佐藤富子，名門出身，家里是富商，性格倔強，長相清秀。

母親管她叫“東京最難纏的姑娘”。

1916年，東京圣路加醫(yī)院，郭沫若高燒，臉色煞白，醫(yī)生要動手術(shù)，他堅持不同意，護(hù)士長把佐藤富子叫來勸，他一睜眼，看見她。

穿白衣，眼睛冷，那一刻，他認(rèn)定這個女人不簡單。

佐藤富子主動和他搭話，問他：“你是中國人？”郭沫若點頭，她說：“我喜歡中國。”沒人知道，這句話后來毀了她的一生。

兩人頻繁見面，看書，寫字，談詩。

郭沫若當(dāng)時窮得叮當(dāng)響，靠賣舊書度日，佐藤富子卻丟了世家的驕傲，帶飯來醫(yī)院，一年不到，兩人同居。

佐藤富子改名“郭安娜”。

家里一紙斷絕關(guān)系書寄來，父親說：“你不是佐藤家的人。”她簽字，扔掉姓氏，搬進(jìn)郭沫若的出租屋，房子不大，墻上糊報紙，床是兩塊木板。

但兩個人天天寫情書，1917年，第一胎順利生下了郭和夫，郭沫若抱著她說：“來日方長。”來日很長，苦也很長。

——《貳》——

從熱戀到背叛

1918年，郭沫若開始參加社團(tuán)活動，常不回家，安娜守著那個不大的屋子，1921年，郭沫若回國，留下安娜和孩子在日本。

此后，安娜一個人帶著孩子，靠在醫(yī)院做護(hù)士糊口。

東京街頭物價飛漲，她的工資頂不住五個孩子的學(xué)費，1927年，郭沫若流亡日本，帶著新身份、新職位，安娜早已瘦成皮包骨。

兩人見面，郭沫若嫌她“變老了”，說話的語氣也不耐煩。

安娜忍著眼淚，問：“你還愛我嗎？”

郭沫若笑了笑，說：“現(xiàn)在不是談這個的時候。”這句話，比刀子更狠,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郭沫若秘密回國。

什么都沒留，什么都沒說，只留了一封信。

安娜和五個孩子留在日本，成了“敵國將軍的家屬”，日本警察三天兩頭上門，安娜被拖去審問，她被吊在椅子上，灌水，打耳光。

嘴角血干了又裂，審問官問她：“郭沫若在哪？”

她咬著牙說：“我不知道。”事實是，她知道，但她什么也沒說，1946年，安娜通過青木和夫口中得知，郭沫若已經(jīng)和另一個女人結(jié)婚了。

對方叫于立群，而且，孩子都有了。

安娜病了，高燒不退，靠一碗粥撐了三天，她給郭沫若寫信，信里一句埋怨都沒有，只說：“希望再見你一面。”信寄出，沒有回音。

1948年，安娜決定離開日本。

身無分文，變賣了結(jié)婚戒指，買了船票，帶著子女渡海來香港，她在香港街頭找到郭沫若下榻的酒店，門口站著衛(wèi)兵。

安娜一身破舊和服，被攔在外頭。

她大喊：“我是他妻子！”賓館門口的警衛(wèi)根本不信，于立群從門里出來，看見她，臉色一沉，郭沫若藏在二樓窗后，死也不肯出來。

直到天黑，安娜才認(rèn)命走了。

第二天，安娜收到了郭沫若托人遞來的信，兩行字：“過去的事，該翻篇了，請保重。”沒有稱呼，沒有署名，安娜燒掉了信，回身進(jìn)了碼頭。

從此一個人流落香港，后來輾轉(zhuǎn)到了上海。

——《叁》——

1978年的最后一次會面

時間到了1978年，郭沫若住進(jìn)醫(yī)院，癌癥晚期，全身浮腫，意識模糊，安娜拄著拐杖，住在上海，兩人三十多年沒說過一句話。

安娜突然說，想見他最后一面。

這個消息上報，幾番周折，最終獲準(zhǔn)，郭沫若身邊人反對，怕他激動，怕他不愿意，怕他說錯話，但安娜態(tài)度堅決。

她說：“我不求別的，見一眼就走。”

安娜帶著長女，坐火車到了北京，凌晨五點，站在醫(yī)院病房門口，走廊長，燈光昏黃，空氣里全是消毒水味。

門一開，郭沫若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滿管子。

臉浮腫得變了樣，眼睛睜不開，嘴唇發(fā)紫，安娜喊了一聲：“沫若。”郭沫若沒看她，只嗯了一下，場子一下子僵住了。

安娜坐在床邊，低頭捏著手絹，想說什么。

郭沫若盯著天花板，半天一句話沒有。

安娜終于開口：“我來了。”郭沫若點了下頭：“嗯。”安娜眼眶紅了，眼淚在轉(zhuǎn)，她輕聲說：“我就想聽你一句話。”

郭沫若閉上眼：“我不愿意談。”

這句話，像錘子砸在她心口上，安娜站起來，走到門口，回頭看了一眼，郭沫若的眼睛一直沒睜，她對身邊女兒說：“走吧，他不愿意談。”

一句告別都沒有，這是兩個人一生最后一次見面。

——《肆》——

他去世了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死了，安娜沒去參加葬禮，郭沫若的遺物里，連她的照片都沒有，幾十年情分，像從來沒存在過。

安娜回了上海，住在一間舊式洋房里，房里只掛著五個孩子的照片。

她不跟別人談郭沫若，別人提，她就搖頭，有人問她：“后悔嗎？”安娜說：“我一輩子像條野狗，沒想過后悔。”她活到101歲，沒改國籍。

1994年，安娜病危，躺在床上。

枕頭底下壓著幾十年前郭沫若寫給她的情書，紙都泛黃，字跡還清晰，死前，她把500萬日元遺產(chǎn)捐給了中國留學(xué)生基金。

臨終前她說：“我要葬在中國，因為我是中國人”。

于立群呢？郭沫若死后，于立群在家整理遺物，翻出一封信，是郭沫若寫給于立群姐姐于立忱的情書，當(dāng)場昏倒。

再翻家里，發(fā)現(xiàn)丈夫生前與姐姐長期書信往來。

加上多年喪子之痛，1979年，她用圍巾自縊在家中，兩年內(nèi)，三條命，這樁跨越60年的情感糾葛，徹底終結(jié)。

郭沫若，身后風(fēng)評一片，安娜，成了活在郭沫若影子里的人。

但她活著，活得頑強，五個孩子全成才，有院士，有音樂家，有醫(y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