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普寧污泥項目五年危局：民營企業千萬投資遭遇“以刑化債”

2025年5月底，揭陽市普寧原市委書記黃銳亮被紀委監委留置，一樁塵封五年的政企糾紛隨之撕開一角。6月9日下午，民營企業家林文新首次在社交網絡平臺上公開控訴：“我帶著環保技術回家鄉治污，卻因起訴政府欠款，被以‘合同詐騙’關押近兩年。當政府成了‘老賴’，民營企業的活路在哪里？”

1999年畢業于山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專業的林文新，2004年創辦廣州鑫星環保科技公司，深耕高濃度廢水處理領域。懷著“為家鄉治污”的情懷，他2016年在家鄉揭陽投資建設普寧市污泥處理中心——當時作為廣東省首家污泥處理企業，因無先例可循，一度被稱為“摸著石頭過河”的標桿。

林文新首次在社交網絡平臺上講述自己的遭遇

然而，這份赤子之心很快被現實擊碎。2020年，當企業因普寧市政府拖欠千萬元污泥處理服務費，加上普寧政府不能及時解決產生的干化污泥去向的情況下，無奈公司提起行政訴訟。不久林文新被以合同詐騙刑事立案，一審被判刑4年。盡管二審改判減刑，他早已重獲自由，卻表示“依然在為企業的生存和正義的伸張而努力”。

林文新告訴風雷財經，被政府拖欠款項三年，企業實在耗不起，才無奈起訴，竟惹惱了時任普寧市長黃銳亮，“他多次干預案件，通過‘以刑化債’方式對付我們”。隨著黃銳亮被查，這起案件背后的權力干預脈絡逐漸清晰，時任普寧市人民法院院長林育勝最近亦落馬。

致命的中標：從“全省首家”到停產危局

2016年底，中央環保督察風暴席卷廣東。水污染問題是督察廣東的重中之重，而潮汕地區的“母親河”練江作為廣東省污染最嚴重的河流之一，更是成為中央環保督察組關注的焦點。

2017年4月，中央第四環保督察組向廣東反饋意見：“在練江治理上，汕頭、揭陽兩市長期以來存在‘等靠要’思想，治理計劃年年落空，應于2015年底建成的5座污水處理廠及配套管網、3個污泥處置中心、3座垃圾焚燒發電廠、2座垃圾填埋場無害化改造工程等無一建成，每天約62萬噸生活污水直排環境。”

普寧市污泥處理中心就是早該建成的練江污染整治項目之一，總投資超過9600萬元，其中一期工程約5600萬元。普寧市政府采用BOT（建設-經營-移交）+EPC（設計-采購-施工）的模式引入社會資本，對普寧市區及相關鄉鎮的污水處理廠所產生的污泥進行干化處置。

經過公開招標，在中央環保督察組進駐廣東前夕的2016年9月，林文新任法定代表人的廣州鑫星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獲得該項目一期的招標工程及特許經營權。

2016年11月，雙方簽訂《特許經營合同》約定：普寧市政府授予廣州鑫星公司25年特許經營權，鑫星公司負責項目建設、運營及維護，擁有固定資產產權；普寧市政府承諾投資3800萬元及支付污泥處理服務費，如普寧市政府逾期支付，鑫星環保有權終止合同并要求補償。2016年12月，廣州鑫星公司在普寧設立項目公司——普寧市鑫星環保資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普寧鑫星公司）。

普寧市污泥處理中心在普寧市政府要求下快速推進，于2016年11月21日開工，2017年7月試運營，2019年1月通過揭陽市生態環保局驗收。

普寧污泥處理中心在2017年7月試運行

這個項目落地時其實就已藏隱患，中標價312元/噸竟然比企業測算的500—600元/噸成本低了40%。林文新告訴風雷財經，他曾在投標前就對普寧市政府采用的污泥處理工藝提出異議，擬用其它工藝未得到政府同意，因時值中央環保督察。首輪招標流標，林的公司參與第二輪投標中標，他在《特許經營合同》簽訂現場也向主管部門提出成本異議，得到的答復是，“先接標，后續問題政府會協調”。

但是在建設中，普寧市政府僅支付3530萬元建設款，并長期拖欠運營費、本應由政府負責的干污泥外運處置、高壓配電工程、污泥管網輸送工程及項目“三通一平”等費用，鑫星公司不得不墊資4000多萬元。試運營后，企業財務報表顯示：僅直接運營成本一項，日處理90噸污泥項目，日虧損2萬多元，年虧損超800萬元。林文新說：“當時想著日后技術成熟后成本能降下來，加上家鄉環保事業需要，就咬牙堅持。”

投運第三天，污泥處理中心即陷入“配套陷阱”。按規范流程，普寧市區及相關鄉鎮的污水處理廠所產生的污泥，被運往普寧污泥處理中心經過“熱干化”的處理工藝后，形成的干化污泥須由普寧政府轉移至處置場所進行焚燒或衛生填埋。

合同約定普寧市政府負責提供干化污泥處置場所。普寧污泥處理中心生產的干化污泥本應送往普寧市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進行處理，但當時該發電廠一期工程沒建成也未設計焚燒污泥的功能，因此根本沒法接收、處置干化污泥。云落生活垃圾填埋場當時也由于庫容滿的原因，拒絕接收普寧污泥處理中心的干化污泥。

那么，普寧市污泥處理中心生產的干化污泥到底去了哪里？事實是，當時為確保普寧市區污水廠的正常運行，這些干化污泥被運往花木場作為綠化用土填埋。堅硬的現實是，在中央督察刮起的環保風暴里，普寧污泥處理中心產生的干污泥的去向問題，讓普寧市官方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

2018年9月5日普寧市政府61期會議紀要顯示，經揭陽、汕頭環保局協調，汕頭特種廢棄物處理中心同意“在富余能力下”臨時處置普寧污泥處理中心生產的干化污泥，但汕頭中心日處置能力僅5-7噸，普寧中心如滿負荷運行日產出干污泥則高達30噸。

更嚴峻的是，2019年11月起，在環保督察高壓下，普寧污泥處理中心不敢再將干化污泥運往花木場，其正常生產運營無以為繼。

據統計確認，普寧鑫星公司在2017年8月至2020年5月期間實際共干化處理濕污泥22100噸，外運處置干化污泥6691.15噸，其中：2017年8月至2019年11月，花木場接收4290.33噸；2018年9月至2020年5月，汕頭特種廢棄物處理中心接收2400.82噸。

污水廠污泥被運往普寧污泥處理中心，經熱干化處理后形成干污泥

因干污泥無法得到有效處理，普寧污泥處理中心一直無法滿負荷運行，運營成本激增；多次申請解決已墊付2000多萬的運營費用，普寧市政府均“無理由”拒絕接收請款資料。2020年5月11日，該處理中心因資金鏈斷裂而停產。

刑事陷阱：從行政訴訟到牢獄之災

2020年7月，走投無路的廣州鑫星公司，向揭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普寧市政府支付7815萬元補償金并終止合同。首次庭審后，普寧市政府承諾“三個月內協商解決”，廣州鑫星公司選擇撤訴，并主動提出解決方案卻遭受冷遇。

2021年11月，廣州鑫星公司提起第二次起訴，沒想到等來的不是司法公正，而是刑事立案。

2022年2月底，林文新被普寧經偵從家中帶走，后以詐騙罪對其逮捕。公訴機關指控，2018年至2020年間，普寧鑫星公司通過偽造與汕頭特種廢棄物中心的處置合同及轉移聯單，虛報處置量4911噸，騙取政府支付的干污泥外運處置費178萬元。

其實，早在2019年底，中央環保督察組就向揭陽市生態環保局普寧分局反映，普寧鑫星公司運往汕頭特種廢棄物中心的處置量，與汕頭中心提供的清單不符。直到2022年2月21日，普寧市公安局經偵大隊稱接到普寧市紀委監委移送的《問題線索移送函》，揭陽市紀委監委根據廣東省審計廳對普寧市練江流域整治工作及治理專項審計，發現普寧鑫星公司涉嫌通過欺騙手段中標與騙取國家資金的問題。同月25日，普寧市公安局立案偵查。

中央督察刮起環保風暴

“起訴政府就被刑事立案，時間點太巧合，明顯是以刑事手段插手經濟糾紛。”林文新的辯護律師堅持作無罪辯護，指出該案的關鍵矛盾——

首先，主觀無詐騙故意。普寧鑫星公司偽造文件本質是為應對環保督察臺賬平衡，而非非法占有資金。根據廣東省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污泥處置需“產生量—轉移量—處置量”三聯單對應，但汕頭中心實際處置能力僅2400.82噸，與普寧污泥處理中心干化污泥總量6691.15噸存在巨大缺口。普寧鑫星公司偽造聯單將運至花木場的干化污泥“虛擬”為汕頭中心處置，是為避免因數據失衡被認定環保整改不力。
林文新的訊問筆錄對此予以印證：2018年9月至2020年5月，普寧鑫星公司運往汕頭中心處理的干化污泥量被“虛擬”共計4911.19噸，這其實是普寧污泥處理中心生產的干化污泥總量，實際由汕頭中心處理2400.81噸，其他都運往花木場，花木場沒資格開具固廢轉移聯單，“偽造轉移聯單和處置合同是在政府職級部門明知下做的，以平衡干化污泥數量，協助普寧市政府通過環保督察”。在此之前運往花木場的1600多噸干化污泥，普寧市政府為應付中央環保督察，協調其下轄的垃圾填埋場為普寧鑫星公司將其運轉至花木場的干污泥，開具了轉至普寧垃圾填埋場的虛假轉移聯單。后垃圾填埋場負責人擔心出事，拒絕繼續開具。
林文新的辯護律師認為，更關鍵的是，普寧鑫星公司從未將偽造的資料作為最終結算依據。2021年11月廣州鑫星公司提起行政訴訟時，公司也是按真實發生的情況向政府主張權利，而且雙方也沒對外運干污泥的相關費用進行結算。干污泥的外運和處置義務為普寧政府，普寧政府支付的220萬元也不足以支付鑫星公司代普寧政府支付的外運干污泥的處置費，相反如按外運干污泥6691.15噸計算，普寧公司還自行墊付了近100余萬元，客觀上普寧政府也沒發生資金損失。
第三，刑民界限模糊。林文新的辯護律師指出，本案本質是特許經營合同履行中政府違約引發的行政爭議，卻被升格為刑事犯罪。
《特許經營合同》明確約定“政府負責提供污泥處置場所”，但因生活垃圾焚燒廠未建成、云落填埋場拒收，才協調至汕頭中心處置。普寧鑫星公司偽造轉移聯單的背景，是政府未履行合同義務導致干污泥處置渠道短缺，而非主動欺詐。揭陽市環保局文件強調政府對污泥處置負有“跟蹤、臺賬記錄”職責，卻對汕頭中心日處置量（5—7噸）與申報量（超15噸）的矛盾視而不見，足以證明其對數據平衡的默許。

林文新家屬提供的錄音顯示，2022年8月，普寧市檢察院負責該案的檢察官認為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作出退回公安補充偵查的決定，當時退查手續都做好了，但在提交審批時遭到領導干預，要求直接移送起訴。

2022年8月29日，普寧市檢察院提起公訴，指控林文新及另一名嫌疑人犯詐騙罪；同年12月對二人補充起訴。2023年5月，普寧市檢察院追加指控普寧鑫星公司犯合同詐騙罪，同時原指控林文新及另一名嫌疑人犯詐騙罪變更為指控犯合同詐騙罪。

2023年9月，普寧法院一審以合同詐騙罪，判處林文新有期徒刑4年，責令其和普寧鑫星公司共同退賠178萬元。林文新、普寧鑫星公司不服，提起上訴。

2023年12月20日，揭陽中院二審糾正一審錯誤，重新認定詐騙金額應為43.8萬元（既遂）與162.5萬元（未遂），改判林文新有期徒刑1年10個月。

林文新合同詐騙案一二審判決書

營商之痛：當“以刑化債”碾碎政企契約

二審宣判后5天，2023年12月25日林文新釋放，恢復自由。在林文新及其辯護律師看來，這是揭陽中院的“實報實銷”策略，在法院重新認定涉案金額后，林文新被羈押時間已達改判后刑期，宣判完就出來，“法官也覺得我冤，但真要判我無罪，對于處在司法復雜生態里的他們來說簡直太難了”。

“法院承認政府違約在先，維持有罪判決，我一直不服，已委托律師啟動申訴。”林文新至今感嘆噓唏：“當時為應付環保督察，普寧市政府就讓我們擋了槍口，沒想事情過后，他們竟采用卸磨殺驢的‘以刑化債’手段，這實在讓人令人心寒！”

“環保督察要求干化污泥的生產量、運輸量、處置量三單一致，但當時普寧污泥中心產生的干化污泥因處置機構日處理能力不足沒法有效處置，普寧污泥處理中心生產的干化污泥在得不到合法合規處置，在環保督察的強大壓力下，造假實屬無奈。”知情人士表示，普寧市政府及城管局默許企業將污泥運往花木場填埋，卻在審計時倒查合同漏洞，這種“只許州官放火”的監管邏輯，成為民營企業家的致命陷阱。

林文新及其企業的遭遇并非個案。廣東省工商聯2022年調研報告顯示，部分地區政府在PPP項目中存在“重招商、輕履約”現象，環保、民生領域常因規劃滯后、財政緊張出現拖欠款項、配套缺失，企業維權時可能面臨“以刑化債”風險。

“榕城區政府財政緊張卻主動協調支付服務費，普寧某些領導則選擇刑事手段。”林文新對比自己在揭陽當地投資的兩家企業所受待遇后感慨，這差異背后是治理理念的分野，前者以解決問題為導向，后者以轉嫁風險為手段。普寧的“以刑化債”——當政府拒絕用民事途徑解決糾紛，反而動用公權力打壓維權企業，毀掉的不僅是個案正義，更是市場對“契約精神”的信任。

這場五年糾葛，給林文新帶來的損失遠超經濟層面：普寧市政府2020年4月已將污泥干化處置的特許經營權委托給了第三方公司，導致投資數千萬的污泥處理中心閑置5年，設備老化貶值；公司瀕臨破產，大量員工失業；家人因“撈人”騙局被騙2000多萬元。更深遠的是環保治理停滯——項目停產期間，當地的污泥仍舊采用的是傳統的堆肥方式處理污泥。

如今,林文新核心訴求聚焦“政府回購項目、償還欠款”，并呼吁“糾正冤假錯案，改善營商環境”。

普寧原市長、市委書記黃銳亮被帶走調查，時任普寧市人民法院院長林育勝也已官宣落馬，無疑為案件權力背景增添注腳。林文新告訴風雷財經：“在看守所被關押期間，普寧市紀委向我了解相關情況時，談到我因起訴普寧市政府，黃銳亮要整我。我出來后也從多個渠道得知，黃插手干預了我的刑事案件，普寧法院判決前曾向黃匯報。一審經過3次開庭，在案件存在許多疑點、事實尚未查明、未經普寧法院審判委員會集體討論通過的情況下，合議庭直接判我4年有期徒刑。”

普寧市人民法院

“我們不求特殊照顧，只希望政府遵守合同，讓市場糾紛回歸民事解決渠道。”林文新的代理律師表示，本案折射環保項目落地矛盾：當政府規劃滯后與環保督察剛性要求沖突，企業被迫在“如實申報即違規”和“造假應付”間兩難。普寧鑫星公司行為雖有瑕疵，本質是為配合政府推進練江整治，主觀上沒有非法占有資金的故意，不構成“騙取國家資金”的犯罪。

“當政府拖欠款項導致企業生存危機，法律本應是最后的救濟途徑，卻成為權力報復的工具。”林文新表示，他的企業在2021年向揭陽中院提起行政訴訟時也按真實的情況主張權利，公安機關2022年立案時，企業亦主動披露全部事實。若忽視行政爭議前置性，將民事瑕疵升格為刑事犯罪，不僅違背法治原則，更挫傷社會資本參與公共服務的積極性。當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缺乏剛性保障，談何優化營商環境？

當政府規劃滯后與環保督察沖突，企業的“變通”是否應被苛責？當行政違約與民事糾紛并存，刑事手段能否成為“兜底”選項？這場持續五年的困局，拷問著政企關系的底線——權力不可越界，契約必須堅守，法治才是最好的營商環境。

當企業選擇法律維權卻被扣上“詐騙”帽子，當環保目標異化為政績籌碼，我們失去的不僅是千億投資，更是市場經濟的法治根基。唯有構建親清政商關系，讓司法回歸中立裁判，才能避免更多的“林文新”在理想與現實的夾縫中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