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的大學，從前的知識分子

近日，我的新書《山河萬里：重走抗戰時期大學內遷之路》，已由三聯書店出版，前天剛拿到樣書，預計月底將在各大平臺以及實體書店銷售。

因為今年是抗戰勝利80周年，有不少圍繞這一主題的圖書出版，所以，不少朋友以為我這本也如此。

其實不是。

此書寫作時間，斷斷續續，竟持續了9年之久。

寫作的起因，源于2016年為央視的一部紀錄片撰稿。那部紀錄片講述竺可楨先生與他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的故事。為此，我既采訪了竺可楨先生的兒子竺安老師，也仔細閱讀了竺可楨的日記。

眾所周知，竺可楨除了是著名氣象學家外，還是著名教育家，抗戰時期，浙江大學就是在他的領導下西遷并鳳凰涅槃的。

于是，我重訪了當年浙大西遷的一些重要遺址遺跡，寫下一篇長文《苦難催生奇跡》，發表在《南方周末》上。后來，《新華文摘》等媒體作了轉載，并獲得了眾多好評。（關于這些，我在《山河萬里》自序中有更細的敘述）。

從浙大發軔，接下來幾年，我陸續走訪了多所當年的內遷大學，先后又寫了九所內遷大學的故事，按順序，分別是：武漢大學，復旦大學，華中大學，廈門大學，西北聯大，東北大學，中山大學，同濟大學和中央大學。

每個大學獨立成文，每篇從13000字到2萬余字不等，先后刊發在《南方周末》《四川文學》《花城》《雨花》《山花》等報刊上。在此，謹向編輯這些作品的各位朋友表示感謝。

三聯書店是近幾年我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此書尚未寫完前，我在朋友圈曬了有關情況，我的《少年中國史：我們的故事》責任編輯王海燕，立即表示對此書有興趣。于是，我們又合作了一次。在此，表示感謝。

出書前，我對入選的十篇文章，進行了一定量的充實，使之更完整、更豐富。成書字數為235千，另有照片45幅（前插為彩圖，內文為黑白）。

此書出版前夕，新華社旗下的《新華每日電訊》給我作了一個專訪，用大半版篇幅刊出該報記者王京雪的報道。隨即，新華社客戶端作了轉發，閱讀量超過56萬。

7月底，《南方周末》APP以網絡連線方式，就抗戰大學內遷這段特殊歷史，讓我和主持人做了一個60分鐘的訪談。

《新華每日電訊》和《南方周末》都是100多萬發行量的有影響力的大報，也是這幾年我刊發作品最多的媒體。在此，向兩報的朋友致謝。

本書寫了十所內遷大學，但抗戰時期內遷的高校近百所，包括名氣最大的西南聯大，本書并沒涉及。

原因在于，寫西南聯大的已經太多，在沒有新的發現和思考前，我不想再重復。至于還有許多沒寫的大學，我可能還會繼續再寫十所，屆時再出一本，作為本書上下篇吧。

南周訪談的最后一個問題，主持人問我：

你認為抗戰中的這些大學，對后來乃至現代中國的大學精神文化建設有怎樣的貢獻？對當代大學有什么啟示？

我的回答是——

我想，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已經部分地藏在我前面的回答里了。至于全部答案，它們藏在我寫內遷大學的系列文章里。這些文章，目前已經結集為一本書《山河萬里：重走抗戰時期大學內遷之路》，三聯書店很快將出版。答案，就在書里。

另外，我還想多說一點，蔡元培曾經說過一句話，他說要有良好的社會，必先有良好的個人，要有良好的個人，必先有良好的教育。我們的大學教育，它是一種精英教育，它培養出來的是社會精英。只有這個精英階層他們都能夠求真、求實、求發展，我們的整個社會才有希望，整個民族才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