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喆 | 鄭玄與清代乾嘉學術

乾隆四十五年（1780），翁方綱與丁杰商議聘請揚州八怪之一的羅聘畫一幅鄭玄像（《復初齋文集》卷十二《送顧文子進士歸興化序》）。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吳騫得到一幅鄭玄像，“幅巾深衣，秀眉而疏髯”（《吳兔床日記》），丁杰給他去信，催促他盡快刻石拓印傳播。嘉慶九年（1804），山東巡撫鐵保上奏，題請以鄭玄四十九代孫鄭憲書承襲五經博士。嘉慶十九年（1814），胡承珙、胡培翚在考知鄭玄生日之后，率領十余人在京城萬柳堂為鄭玄公祭祝壽，并在五年之后再次舉行，將這一風氣推向全國（《研六室文鈔》卷八《漢北海鄭公生日祀于萬柳堂記》）……

為什么清代乾嘉時期的學者們會如此重視鄭玄？

眾所周知，鄭玄遍注群經，在漢魏之際即有“經神”之稱。東漢以來，漢儒家法分立，各家之間由于秉受師法不同，傳說各異。官學中有博士家法眾說紛紜，而民間又有《周禮》《左傳》等古文經典，欲與今文學爭鋒。因此，儒生普遍希望能有人將經學異說統(tǒng)一，從而獲得一個完整、有具體體系性的學說。鄭玄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自求學時起，立下“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的志向，在游學洛陽、關中之后，絕意仕進，歸鄉(xiāng)教授，從而完成了以《周禮》為中心，以禮學貫穿群經的龐大體系，使經文之間的沖突之處一一得以解決。隨著東漢統(tǒng)治的瓦解，論證漢制合法性的今文經學完成了自身的歷史使命，由于鄭玄經注打破今古文學的界限，使得經書重獲確定性意義而大放異彩，迅速風靡全國，形成了皮錫瑞所謂的經學“小統(tǒng)一時代”。

然而在此之后，隨著玄學與佛學融入中國傳統(tǒng)思想，人們對鄭玄學術的態(tài)度也逐漸發(fā)生轉變。比如東晉時期的高僧名士支道林就瞧不起王坦之，“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后，問是何物塵垢囊？”（《世說新語·輕詆》），認為鄭玄已經落后于當時的文化潮流。唐代學者元行沖希望以魏征改編《禮記》而成的《類禮》取代鄭注《禮記》，而作《釋疑》一文，其中講到“康成于……之中，理紛挐之典，志存探究，靡所咨謀”，是在批評鄭玄于避黃巾之難中注經，而無法向當時通儒請益，導致“章句之徒，曾不窺覽，猶遵覆轍，頗類刻舟”。宋代理學大盛，學者多以體會“圣人之意”為功，故紛紛批評鄭玄經注不合“圣人之意”。雖然朱熹有“鄭康成是個好人”的評價，但由于整體學術風向轉變，南宋中期以后，學者對于鄭玄已不再重視，認為鄭學不過名物訓詁而已。理學家建構出一套由堯舜而始，經孔、孟心傳至韓愈、周敦頤、二程、朱熹等人的“道統(tǒng)”譜系，徹底跳過了漢唐經學。簡言之，就是將德性修養(yǎng)看得高于文本知識。在這樣的風氣之下，后來就連五經的社會影響也遠遜于朱熹選定的《四書》，而鄭學更鮮有問津者。

明代弘治元年（1488），程敏政上奏提倡孔廟從祀改革，就是這種學術風氣演變的結果。孔廟從祀者一直是孔子親傳弟子及此后的歷代名儒，并不特意強調其學術背景到底是經學還是理學。然而到明代中期，程敏政上奏提出，從祀孔廟者應當“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于圣門而無疵于公議者，庶得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程氏以此為理由，要求將戴圣等八人罷祀，而將漢晉經師鄭眾、盧植、鄭玄、服虔、范寧五人改祀于鄉(xiāng)。雖然在弘治元年，程敏政此議未獲禮部通過，但在此后的嘉靖九年（1530）首輔張璁卻完全參照程氏奏議為藍本，對孔廟從祀進行了改革。原本孔廟從祀，首重學術影響，學派宗主相對次要，所以漢唐經師與唐宋名儒可以薈萃一堂。至嘉靖九年從祀改革后，宋明理學地位提升，漢唐經學地位下降。鄭玄退出孔廟從祀，也成為一個標志性事件，學術徹底讓位于道統(tǒng)。

明清易代后，漢人儒生紛紛反思何以明朝會亡。顧炎武、黃宗羲等都曾在明末度過青年時代，對于當時士人疏于學問、侈談性理有切膚之痛，于是提出“理學經學也”“學問必以六經為根柢”諸論，意在彌合理學與傳統(tǒng)經學的疏離。略晚于顧、黃二人的顏元則更是直接走上了反理學的道路。此時，鄭玄作為漢唐經學的代表，自然重新回到了學者們的視野中。作為明清之際北方理學家的代表，孫奇逢在其所著《理學宗傳》中專列《漢儒考》一門，將董仲舒、申培公、倪寬、大毛公載入，最后以鄭玄為殿軍，并評價鄭玄：“著述之富，莫過于康成，而以學未顯著，改祀于鄉(xiāng)，蓋因宋儒以訓詁目之，未許其見道，遂沒其傳經之功。”（《理學宗傳》卷一二《漢儒考·鄭康成公》）這些生發(fā)自理學內部的意見，推動了雍正二年（1724）鄭玄重祀孔廟，也象征著經學重為學者所重。

乾嘉學者重視鄭學，實際上是以惠棟一系開啟先聲。傳說惠棟的父親惠士奇，在其書房中曾手書楹聯(lián)“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張懸，一說此語出自康熙朝學者閻若璩。從中不難看出，在惠士奇心目中，學問應以服虔、鄭玄為宗，而品行則要追步二程、朱熹。惠棟幼承家學，其著作《九經古義》在《易》《書》等部均推崇鄭玄佚注，而在《后漢書補注》等書中也廣引鄭注。受到惠棟的影響，其門人王鳴盛則以鄭學為主，撰寫《尚書后案》，并在給褚寅亮《儀禮管見》作序時公開表示：“文字宜宗許叔重，經義宜宗鄭康成，此金科玉條，斷然不可改移者也。”王鳴盛的妹夫錢大昕，在為陳鱣《鄭康成年譜》作序時則從另一側面評價鄭玄：“有濟世之略而審時藏器，合于‘無道則隱’之正，此大儒出處所有異乎逸民者流與？”錢氏將鄭玄的不仕上升到“出處進退”層面來看待，這種論調在以往頗不常見。作為王鳴盛、錢大昕二人青年時代的同學摯友，王昶自稱其“始為諸生時，有校書之室，曰鄭學齋”（戴震《東原文集》卷十一《鄭學齋記》），此后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請戴震為其作記，以宣揚其推崇鄭學之意。王鳴盛、錢大昕、王昶三人，均為乾隆十九年進士，他們將推崇鄭玄的風氣帶到了北京，從而影響到在這一年投奔京師避禍的戴震。一時之間，“漢學”初現(xiàn)崢嶸，而鄭玄則成了漢學旗號之下學者們共同仰望的高峰。

為什么惠棟門下乃至漢學一脈的學者，會自然而然皈依鄭玄門下？這與乾嘉漢學的學術方法有關。錢大昕在給嚴蔚《春秋內傳古注輯存》作序時提到：“夫窮經者必通訓詁，訓詁明而后知義理之趣。后儒不知訓詁，欲以向壁虛造之說求義理所在，夫是以支離而失其宗。”（《潛研堂集》卷二四）這正是惠棟一門的學術心法所在。他們講求經義由訓詁出，理學之弊就在于不通而直說義理，訓詁自然越古越接近于圣人本意，而鄭玄注正是我們現(xiàn)在所能找到的最早的同時也最具體系性的經文訓詁。這一想法基本上被當時學者所接納，所以當章學誠遇到戴震時，被戴震振臂高呼“今之學者毋論學問文章，先坐不曾識字”所驚駭，進而反思“所謂學者，只患讀書太易，作文太工，義理太貫”（《章氏文集》卷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桂馥在周永年、戴震、丁杰的規(guī)勸下，“取注疏伏而讀之，乃知萬事皆本于經也”（《晚學集》卷六《上阮學使書》）。對乾嘉學者而言，鄭玄無疑最符合他們心目中以訓詁條貫群經的典范形象。就連對漢學并不滿意的翁方綱，也希望羅聘能給他畫一幅鄭玄像，正是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群體中學術風氣轉變而產生的藝術需求。

乾嘉之后，鄭玄的學術地位越加穩(wěn)固，至晚清皮錫瑞、張錫恭、曹元弼等人，更加注重闡發(fā)鄭學要旨，他們對鄭玄的研究，對今天的學者仍有重要參考價值。由此可見，如何看待鄭玄，是經學最核心的議題之一，從中可以看到整部中國學術史的演變脈絡。鄭玄的三《禮》注、《毛詩》箋已經與經文緊密綁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只要閱讀五經，就無法回避鄭學。當下學者嘗試建立中國古典學，討論儒家經典對人類文明發(fā)展的價值時，鄭玄仍然是我們未來研究經典詮釋的重要基點。

原載：《光明日報》2025年9月27日

作者：華喆，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