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再說崔公樓和庾公樓

作者：陳建國 編輯：馮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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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載于2005年版《百年西園》，經九江市潯陽區政協文史委員會授權刊發，編者對原文作了必要修訂。

唐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江州刺史崔某在潯陽江邊建了一座以自己姓氏命名的“崔公樓”。新樓落成之日，司馬白居易寫了《題崔使君新樓》一詩。對此，不同時期的九江地方志均有記述，并將白詩作為考證該樓樓址的依據。

明嘉靖《九江府志》云：“唐刺史崔某起新樓于庾樓故址，故白司馬詩有‘崔公樓替庾公樓’之名。”

清同治《德化縣志》云：“庾樓，在府署后，濱大江，晉庾亮鎮江州時所建。唐刺史崔某起新樓于庾樓故址。白居易有詩曰：‘憂人何處可忘憂，碧甃紅欄江水頭。從此潯陽風月夜，崔公樓替庾公樓’（白居易《題崔使君新樓》）。”

清《德化縣志》

根據以上兩志，民國人吳宗慈編撰的《廬山志》講：“唐刺史崔某呈新樓于庾樓故址。白居易詩云：‘從此潯陽風月夜，崔公樓替庾公樓’。”

最近，北京某大學區域經濟研究所編撰的《九江市旅游產品開發與項目布局研究》講：“唐時此樓（指庾樓，筆者注）傾圮，有刺史崔某在此建新樓，更名為崔公樓，白居易登臨后有感而發：‘從此潯陽風月夜，崔公樓替庾公樓’，表達了不滿之情。”很明顯，這種表述是受了前面三種志書的影響，并“大膽”添加了自己的想象和推測。

以上四個不同時期的文字雖然表述方式不一，但都認定：作為江州刺史的崔某，不僅沒有維護好江州名勝——庾亮樓，反而冒天下之大不韙，在該樓“故址”上建造起自己的“崔公樓”，廢掉了“庾公樓”！北京某大學區域經濟研究所，還依據白居易“從此潯陽風月夜，崔公樓替庾公樓”詩句，認定白對刺史崔某有“不滿之情”。

事實果真如此么？筆者查閱了有關資料，認為這些說法不能成立。因為中唐時庾樓根本沒有“傾圮”，江州刺史崔某也就無從在庾樓“故址”上建造自己的新樓。至于說白對崔某有“不滿之情”，則更是憑空臆斷出來的。

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八月，白居易因得罪權貴，受小人陷害，被貶為江州司馬。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十二月，白得到赦令，升任忠州刺史。在江州任內三年多的時間里，白居易年年登庾樓，年年寫庾樓，詩題和詩句中點名寫庾樓的就有六首（詳見拙文《白居易與江州庾樓》《解讀江州庾樓》，分別載2003年8月6日、20日《九江日報》）。

從白居易的庾樓詩可以看出，庾樓當時一直是文人墨客、達官顯貴登樓觀景、飲酒興吟的重要場所，沒有“傾圮”的半點跡象。如果“傾圮”，白詩不可能沒有反應。

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于元和十三年春寫《山中酬江州崔使君見寄》詩，還承諾崔某第二天下廬山，并到庾樓飲酒，詩曰：“庾樓春好醉，明日且回車”。怎么不到兩個月就“崔公樓替庾公樓”了呢？

從白居易《題崔使君新樓》詩寫作時間可得知，崔使君新樓建在元和十三年春夏間。庾樓要“傾圮”，也“傾圮”不了那么快；崔樓要建造好，也不會這么迅速。白詩還講崔公樓是“碧甃紅欄江水頭”，可見設計和建造工藝非常講究。從庾樓“傾圮”到崔樓建成，短時間根本無法完成。

再從“崔樓”樓址看，白詩講是建在“江水頭”（此出自清同治《德化縣志》，各版本白詩集均寫為“湓水頭”，所指方位相同——筆者），也就是龍開河往西方向。而唐時庾樓樓址，據白“庾亮樓南湓水東”詩意和有關考證以及出土文物，應在現庾亮北路路口濱江處，即浪井至現“其士”大酒店附近一段濱江路上。由此觀之，崔樓和庾樓根本不在同一個地址上，故“唐刺史崔某起新樓于庾樓故址”無從談起。

白居易是否借《題崔使君新樓》一詩表現對崔的“不滿之情”？據史料介紹，白詩中的“崔使君”和《德化縣志》等講的“崔某”，均指的是時任江州刺史崔能。中唐時江州刺史這個官職調動頻繁，任期大多不長。

韋應物任江州刺史僅兩年多一點就奉詔入朝，李渤任職僅一年半即被調回長安。崔能在白居易貶江州前就已任職江州刺史，一直到元和十五年還在江州，至少有五六年之久，算是任職較長的一位江州刺史。

崔博學多才，資格較老（元和初年就已任職蜀州刺史），但當白居易以“罪臣”的身份屈貶江州時，他竟打破接待慣例，親率府屬出城迎接，這使白深為感動。白在《初到江州》詩中寫道：“遙見朱輪來出郭，相迎勞動使君公”。

白到任后，從住處到日常生活，崔都親自過問，細心安排，提供了種種方便，使白被創傷的心理得到了很大安慰。為了使白進一步寬懷，崔又特準白不需堅持天天上班，讓其從容于江州山水之間。因此，白得以飽覽江州秀麗風光，放情于山、水、詩、酒，并有一半時間在廬山草堂度過。

唐律對官員直（上班）、宿（值夜班）要求很嚴，規定：“諸在官應直不直，應宿不宿，各答二十；通晝夜者，答三十。”白雖是一個閑官，但長期不到府署里去也是不允許的。這說明，崔為此是挑了擔子的。

白在《廬山草堂記》中滿懷深情地寫道：“郡首以優容而撫我。”在《山中酬江州崔使君見寄》一詩中寫道：“眷盼情無限，優容禮有馀。三年為郡吏，一半許山居……”向崔表白了自己由衷的感激之情。

既然白居易對崔能如此感激，視崔為知遇、知音，怎么可能會借祝賀崔樓落成而寫詩渲泄“不滿之情”？

那么，這兩起“冤案”是如何形成的呢？究其原委，蓋出自對白《題崔使君新樓》一詩的誤解，特別是對詩中“替”字的誤解所致。

其實，白詩是一首賀詩。本意是借崔能新樓落成這個機會寫詩慶賀，通過贊頌新樓再次表達自己對崔能本人的感激。白詩的大意是：有煩惱的人到哪里可以忘卻憂愁？到新落成的崔公樓上去吧！崔樓青綠色的磚墻，紅色的欄桿，建造華美，矗立在湓水之上。如登斯樓，把酒臨風，極目吳楚，定會心曠神怡，寵辱皆忘。過去潯陽觀景最好的地方是庾樓，現在崔樓超過了庾樓。從今以后崔公樓可能要替代庾公樓，成為潯陽城觀景賞月的最佳去處。

是不是崔公樓觀景賞月真的可以“替代”庾公樓，無從考證，但有一件事可以幫助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佐證：白居易離開江州三年半后（長慶二年，公元821年），在赴任杭州刺史途中專門轉道江州，再次登上庾樓，并寫下了《重到江州感舊游題郡樓十一韻》。詩中寫道：“重過蕭寺宿，再上庾樓行”，沒有提“崔公樓”。從這里至少可以說明：

庾樓其時還在，并沒有“傾圮”，當然也就不存在“故址”問題；白還是喜歡江州名樓——庾樓。當年贊頌崔樓的詩不過是取悅于崔能，讓崔在新樓落成時高興高興而已。

古今一些學者對白居易《題崔使君新樓》一詩沒有全面領會，把“替”誤解為崔公樓與庾公樓的樓體“置換”。因此推定：既然是“替”，那庾樓必然“傾圮”，才有“故址”，然后才能在“故址”上建新樓；或者崔某強行拆除庾樓，再在“故址”上建新樓。緊接著又據此推斷：既然崔某如此無理，白居易定是借獻賀詩“表達了不滿之情”。正可謂：誤解一字導致了兩個錯誤的推論，形成了兩個歷史“冤案”。

還有人講，可能崔能在庾樓故址上建起了崔公樓，待崔離開江州后繼任者又復改庾公樓。這不僅與事實不符，也與情理不合。崔能是元和十五年上半年調離江州到長安升任“將作監”（相當于現在國家建設部部長，官居三品）的，后又調任嶺南節度使，封“清河郡公”爵號。崔能的弟弟崔從此時亦為朝廷器重，委以“御史中丞”要職，掌握著“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的實權。

在這樣的背景下，即使崔能真的曾將庾樓改為崔樓，當時的江州地方官會自行將崔樓復改稱庾樓嗎？

在原庾樓故址上重建庾樓，這是九江建設歷史文化名城濃墨重彩的一筆，意義深遠。衷心希望規劃設計部門能認真吸取過去重建潯陽樓的經驗，廣泛聽取專家、學者和市民的意見，高品位建好這座具有隋唐建筑風格的千古名樓——江州庾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