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國力、汪鈞天：適應新型城鎮化特征要求的城市最優人口規模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中國城市的最優人口規模及其核心影響因素，并評估各城市未來人口增長潛力，構建小型開放式經濟體的三部門城市模型，通過居民部門、企業部門、住房市場均衡衡量城市總收益與總成本。本文基于主要城市的面板數據進行固定效應回歸分析，驗證城市總收益、總成本分別與城鎮人口規模的顯著正相關關系，并據此計算各城市的最優人口規模及人口容量上限。研究結果表明，在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環境質量是決定城市最優人口規模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重要因素。環境改善效益顯著的城市擁有更大人口增長空間，而環境壓力過大的城市，即便經濟發達，其人口承載力也受到嚴格制約。研究基于上述分析將城市歸類，并指出未來城市發展需將提升環境質量作為核心目標，以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的城鎮化。

作者簡介

高國力 國家發展改革委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研究員。

汪鈞天 通訊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經濟學博士。

本文刊載于《國際大都市發展研究》（中英文）2025年04期

一、全球城鎮化軌跡與城市發展范式的演變

從20世紀中葉福特主義與凱恩斯主義主導下的工業化城市擴張，到 70 年代后福特主義時期美歐城市經歷的轉型陣痛，再到日本東京在相似背景下的持續增長，這些國際經驗為理解城市發展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提供了寶貴啟示。在此基礎上，本文引入＂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理念，強調將居民效用最大化作為城市發展的核心目標，并深入分析環境污染等社會成本在城市最優人口規模決定中的關鍵作用，從而為中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基礎和實踐借鑒。

（一）工業化與規模經濟在城市增長中的歷史必然性

20世紀中葉，在福特主義大規模生產模式與凱恩斯主義宏觀調控政策的共同驅動下，國際大都市的蓬勃發展主要源于生產的規模經濟效應。彼時，產業高度集中和大規模流水線生產模式的普及，促使資本與勞動力加速向核心城市集聚，以期通過邊際成本遞減實現效益最大化。福特主義倡導的標準化生產方式極大地推動了制造業在城市空間中的快速擴張，重塑了城市空間結構。同時，凱恩斯主義通過擴大公共投資和刺激消費需求，進一步強化了城市作為工業資本和基礎設施建設集聚地的地位。在這一雙重驅動下，大都市不僅是人口的聚居空間，更成為國家工業化戰略的重要支點，支撐著勞動密集型產業鏈的縱深發展，并憑借規模化效應顯著提升了生產效率和經濟增速。然而，這種以經濟效率為核心的早期城市發展模式，雖然在最大化生產和國內生產總值（GDP）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內在的目標排序往往忽略了長期的環境可持續性或全面的社會福祉。范冬萍等指出，在可持續發展理念下，理解觀念新質生產力的深層綠色化內涵是實現我國綠色發展戰略的新要求。王國平指出，杭州打造西溪濕地等生態名片，推動生態旅游、數字經濟等綠色產業發展，進而實現城市高質量發展和人居環境的優化提升，是以人民創造高品質生活為落腳點的發展理念。工業產出上的＂最優＂并不等同于城市整體繁榮的＂最優＂，這為后續城市轉型失敗導致人口停滯和社會效益不佳埋下伏筆。

此外，福特主義生產模式＂極大地促進了制造業在城市空間中的快速擴張，進而重塑了城市圍繞大型工廠與工業區的空間結構＂，這表明早期大都市的物質和基礎設施建設與工業生產緊密相連并為其服務。這種歷史烙印形成了強烈的路徑依賴，使得城市現有的物理布局、交通網絡乃至社會結構都深深根植于工業時代。因此，當城市需要適應新的經濟模式（如知識密集型產業、高端服務業）時，這種轉型變得異常困難、成本高昂且具有破壞性，往往需要大規模的城市更新和功能重塑。這種路徑依賴有助于解釋為何一些老牌工業城市在轉型過程中步履維艱，甚至經歷停滯或衰退，其為舊時代設計的系統性框架反而成為未來適應性發展的制約。

（二）城市轉型挑戰：國際大都市的經驗教訓

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的爆發，促使美國經濟陷入滯脹，并推動美歐國家同步開啟了去工業化進程，自此逐步進入后福特主義時代。在這一轉型期，城市產業結構轉向知識密集型產業和高端服務業，城市功能向郊區外溢，城市空間結構逐步演化出多核心都市圈。紐約和倫敦是典型的案例。這兩座城市在去工業化初期均經歷了人口下降：紐約常住人口從 1950 年的 789 萬人降至 1980 年的 707 萬人，倫敦人口則從 1950 年的 836 萬人減少至 1980 年的 675 萬人。這種人口的停滯和下降，正是城市轉型失敗的體現，伴隨著高失業率、城市衰敗以及公共服務質量下降等社會效益不佳的問題。盡管后來通過產業轉型與功能重塑，這兩座城市的人口迅速反彈，但其初期所經歷的陣痛和挑戰為其他國家提供了深刻的警示。

相較之下，日本憑借二戰前積累的工業基礎，并于戰后持續推進工業化與現代化進程。即便在 1995 年之后日本 GDP 出現大幅波動乃至下降趨勢，亞洲領先國際大都市東京的常住人口依然保持持續穩定增長，從 1951年的 1173 萬人穩步上升至2018年的峰值 3747 萬人。東京的持續增長與紐約、倫敦初期的人口下降形成鮮明對比，這表明雖然去工業化等全球趨勢普遍存在，但其對城市人口的具體影響會因地方發展背景和政策響應差異而有所不同。東京的案例提示我們，城市發展并非必然經歷顯著的人口流失，但需要更具前瞻性的規劃和適應性策略，以減少對社會福祉的負面影響。

（三）＂以人為本＂城鎮化的興起：一種新的全球共識

后福特主義理論為城市經濟學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視角。在此背景下，學者們正著力于解構城市擴張背后的內在約束機制，以期在居民效用最大化的原則下，科學地界定城市的最優人口規模。這與傳統研究多從空間外部性視角出發，將交通擁堵等要素視為城市發展的主要約束不同，近年來研究發現，環境污染等社會成本亦是制約城市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理念，核心在于將城市發展的目標從片面追求經濟總量最大化，轉變為以提升城鎮居民福祉為導向的效益最大化。這意味著城市發展的＂最優＂不再僅僅取決于國內生產總值或工業效率，而是涵蓋了更廣泛的因素，包括居民的生活質量、健康水平和整體幸福感。這種對＂最優＂的重新定義，使得人均收入的提升更加契合居民的幸福感。它構成了本研究的核心邏輯和分析框架，中國特大城市盡管經濟實力雄厚，但可能因承擔高昂的社會成本而未能達到＂以人為本＂的＂最優＂狀態，而中小型城市則有機會以不同的方式定義其＂最優＂路徑。

社會成本，特別是環境污染，通常不直接內化于個體決策之中，卻深刻影響著居民的真實效用水平。與個人直接承擔的私人成本（如房租、通勤費）不同，社會成本（如污染、資源枯竭）往往擴散到整個社會或由后代承擔，導致市場失靈，表現為城市擴張的真實成本被低估。研究明確指出，其＂扭曲效應＂比私人成本更為顯著，從而導致不可持續的增長模式。這意味著僅依靠傳統市場機制無法實現最優的城市發展成果。這為政府積極干預和創新政策工具以內部化這些外部性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依據。它強調了環境質量并非僅僅是外部約束或次要因素，而是直接影響城市承載力和居民真實效用的內生變量，使其成為＂以人為本＂的城鎮化議程的核心支柱。

二、中國城鎮化進程：成就、瓶頸與未來方向

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并非線性的單一路徑，而是伴隨著時代變遷而不斷演進的復雜歷程。

它既是中國經濟騰飛的縮影，也折射出不同發展階段面臨的挑戰與抉擇。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城鎮化的龐大人口集聚是當時工業化、市場化和國際化進程的必然產物，城市作為生產中心和商品集散地，以其強大的集聚效應吸納了海量勞動力，為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提供了不竭動力。然而，這種以＂量＂為核心的粗放型發展模式，在為中國帶來巨大經濟成就的同時，也埋下了環境壓力過大、醫療資源緊張和社會矛盾加劇等隱患。在進入新發展階段、面臨全球化新變局和國內經濟結構性矛盾的背景下，中國城鎮化面臨著從追求速度和規模向追求質量和可持續性的根本性轉型。這一轉型不僅關乎經濟發展模式的轉換，更是對城市發展理念的一次深刻革新，旨在從單純的人口數量擴張轉向高質量的人口集聚與城市功能的全面優化。

（一）改革開放初期城鎮化：中國經濟轉型對人口規模的必然要求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正處于一個獨特的歷史節點，一方面工業化進程加速推進，另一方面市場化改革也剛剛起步。在這一階段，城市不僅僅是人口的聚集地，更是推動中國經濟轉型的核心引擎。它們扮演著多種關鍵角色，這直接決定了當時城市對人口規模的巨大需求。

城市是工業生產和商品集散的核心載體。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城市成為大規模生產和商品流通的中心 。工廠企業對勞動力的旺盛需求吸引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形成了強大的集聚效應。這種集聚不僅降低了生產成本，也提高了生產效率，使得城市成為商品經濟發展的溫床。

城市是商品價格形成的重要樞紐。在市場化改革的初期，商品價格體系尚不完善。城市作為商品和服務的集中交易地，其供求關系直接影響著價格的形成。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既是需求側的主力軍，提供了龐大的消費市場，也是供給側的基石，為工業和商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這種供需兩側的共同作用，使得城市在價格發現機制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此外，中國產業的國際化進程也深刻影響了城鎮化的規模。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積極融入全球經濟體系，逐步建立起以出口導向為核心的外向型產業體系。該體系通過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將中國巨大的勞動力優勢轉化為面向國際市場的商品供給能力。這種外向型的產業體系深度對接全球市場，其巨大的市場規模和需求決定了中國工業化必須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規模 。為了滿足全球市場的海量訂單，工業生產需要持續擴張，這反過來對城市的人口規模提出了持續且龐大的需求。因此，正是這種國際化的產業格局，為中國工業化提供了巨大的規模支撐，也從根本上決定了城鎮化所需要承載的龐大人口規模，使城市成為全球產業鏈中的重要一環。

改革開放初期的城市化，其人口集聚的實質，可以被理解為中國在工業化和市場化探索階段，通過將人力資源高度集中利用，并與國際市場深度結合而形成的獨特模式。這種大規模的人口涌入，既是城市自身發展壯大的基礎，也是國家整體經濟轉型、推動市場化改革的必然結果。城市需要龐大的人口來支撐其作為生產中心、消費中心和價格發現中心的多元功能。這種發展模式雖然帶來了顯著的經濟成果，但也為后續城市發展中的一系列問題埋下了伏筆，為我們理解當前新型城鎮化所面臨的挑戰提供了歷史背景。

（二）新型城鎮化：從粗放擴張到高質量人口集聚的必然選擇

在當今復雜的全球和國內背景下，中國城鎮化的發展路徑正面臨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過去那種以速度和規模為導向的粗放型發展模式，已不再適應新時代的要求。隨著全球化進程遭遇逆流，特別是在中美經貿摩擦加劇等背景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加快構建，以及國內經濟面臨的消費需求不足和投資占比過大的結構性矛盾，中國必須將發展重心轉向以暢通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高質量發展模式。新型城鎮化正是這一戰略轉型的核心體現，它要求我們徹底告別過去的粗放模式，擁抱以人為本的高質量發展，從而實現人口規模的保持和優化。

過去，城市通過提供大量就業機會來吸納人口，在這種模式下，人口規模的擴大幾乎是城市繁榮的唯一指標。然而，這種簡單粗暴的邏輯已難以為繼。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居民的生活需求和效用函數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改革開放初期，居民效用的提升主要通過增加收入來實現，簡單的物質滿足就能帶來顯著的幸福感。然而，在今天，居民的需求已遠超基礎的物質層面。他們開始對生活質量、環境健康和醫療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 。城市面臨的空氣污染、交通擁堵和醫療資源不均等問題，直接影響了居民的健康和福祉。因此，新型城鎮化必須認識到，改善生活環境質量本身就是一種隱性的醫療成本降低，它不僅減少了疾病發生率，更從根本上提升了居民的整體效用。只有當城市能夠提供高質量的生活環境時，它才能持續吸引和留住人口，實現人口規模的健康集聚，而非簡單的數量擴張。

新型城鎮化的核心在于以人為本。城市不再是單純的生產或工業中心，而是居民生活、工作和發展的綜合體。這就要求城市規劃者必須重新審視工業和居住功能之間的關系，尋求兩者的協調統一。如果繼續沿用過去那種只追求工業產值而忽視居民居住需求的模式，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一系列嚴重后果，比如：當城市環境惡化、生活成本過高且缺乏宜居性時，居民，尤其是高素質人才，會選擇離開。這不僅會導致城市活力下降，更會帶來人口流失與城市衰敗的風險。因此，新型城鎮化要求城市必須統籌協調好工業發展與居民需求，將居住、生態、文化和公共服務等要素融入城市規劃，打造可持續發展的未來城市，以穩固并優化人口結構。

中國過去四十年是＂壓縮式＂發展的四十年，不同城市的發展階段和基礎各不相同，這也決定了它們在新型城鎮化道路上的差異化策略。發展較慢的城市在過去的發展中，因工業化程度較低而保留了更多自然生態和空間資源。這為它們的轉型提供了獨特的優勢，可以更好地進行超前規劃，直接構建以人為本的新型城市，從而吸引更多新增人口。而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是過去＂大循環＂發展模式下的結晶。它們已經形成了巨大的規模和強大的經濟體，但也面臨著交通擁堵、環境承載力飽和、高房價等＂城市病＂。對于這些城市而言，新型城鎮化不僅是簡單的＂發展＂，更是復雜的＂轉型＂。它們需要兼顧過去的發展路徑，在已有的基礎上進行存量更新和結構優化，通過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來破解發展瓶頸，保持現有人口規模的穩定并提升其質量。

總之，新型城鎮化是中國在新的歷史時期，應對內外挑戰、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它不僅是發展模式的轉變，更是人口戰略的深刻革新，從追求數量轉向追求質量，從粗放擴張轉向高質量集聚。

三、最優城市人口規模理論的演變

自20世紀中葉全球經濟步入復蘇與快速發展階段以來，伴隨城市化的加速進程，城市無序擴張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日益凸顯，促使學術界對城市空間結構與效率開展深入研究。在此背景下，眾多學者將馮?杜能（von Thünen）在農業區位理論中提出的地租競價（rent－bidding）曲線概念，創造性地應用于城市問題分析，通過引入居民區位選擇、住房租金、需求結構與個體效用等要素，構建了經典的空間經濟學（spatial economics）理論模型。

模型通常建立在以下基本假設之上：城市系統被視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體，即封閉經濟體假設，不考慮外部貿易和人口流動對內部結構的影響；城市土地被假定為在空間上均勻分布且質量相同，并圍繞單一中心市場呈同心圓狀展開；城市經濟活動集中于一個核心區域，所有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與交換均在該中心進行，這被稱為單一中心市場；單位距離的運輸成本被假定為不變，且運輸成本與距離呈正相關，即均質運輸成本；居民和企業均追求自身效用或利潤最大化，并在信息完備的情況下做出最優決策，這體現了理性經濟人的假定。這些基礎假定為后續城市經濟學研究，特別是城市地租、土地利用、通勤行為以及城市規模等問題的理論分析與模型構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和分析框架。

（一）福特主義時期的理論模型發展

在以大規模生產和標準化為顯著特征的福特主義時期，城市經濟學者將研究重心置于城市化與工業化之間的內在作用機制。他們普遍認為，在這一發展階段，城市規模效應（如由要素集聚所帶來的集聚經濟）與空間外部性（例如知識溢出、勞動力市場共享、專業化服務可及性等）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生產與消費在城市空間上的緊密耦合。這種耦合機制不僅有效提升了勞動生產效率，也更好地滿足了不斷增長的消費需求，最終其宏觀表現為城市經濟產出和人口規模的顯著擴張。

Isard 在其開創性著作中，系統性地將運輸距離納入考量，深入分析了整合供應鏈（或投入－產出關系）中運輸成本對生產企業區位選擇的決定性影響，不僅詳細闡釋了企業如何基于運輸成本最小化原則來優化其區位決策，更在二維消費市場（存在運輸成本）背景下，為理解市場均衡的形成提供了嚴謹的理論分析框架。這間接指明了人口如何因企業區位選擇而集聚，以實現總成本最小化。在此基礎上，Alonso 將這一經典的區位理論成功擴展至城市內部結構分析，構建了基于地主與居民之間微觀行為博弈的模型，通過引入多個市場參與者（博弈雙方），精確地闡明了城市距離與地租（或房租）之間普遍存在的負相關關系。該研究還揭示了城市地租曲線的一個關鍵特征：越接近城市中心，地租曲線的上升趨勢（或陡峭程度）越顯著，這深刻反映了中心區位所帶來的集聚優勢以及地塊競爭的激烈程度，進而解釋了城市中心區人口密度高的現象。Arnott 則進一步深化了城市經濟學中的區位選擇與城市規模研究。他創新性地將居民效用分析引入理論框架，超越了以往單純側重于成本或地租的考量。該研究以居民效用最大化為核心目標，深入分析了城市最優發展規模的決定因素及其內在機制，這為理解城市增長的福利效應以及制定相應的城市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并將城市人口規模與居民福利水平直接關聯起來。Ciccone 等則通過引入勞動密度、產出密度和資本密度的概念來替代傳統的城市規模指標，對城市的規模效應、集聚效應和外部性問題進行了更為細致的研究，并利用兩種理論模型闡述了密度的提升如何最終實現產出的提高。

空間外部性模型假設生產在地理鄰近性會產生正向外部性效應，從而提升生產力。例如，如果產品從一個生產階段運輸到下一個階段的成本隨距離增加而上升，那么在特定地理區域內集中生產所有商品的產業將呈現收益遞增的特征——生產率會隨著生產密度的增加而上升，這促進了人口在特定區域的集中。中間產品多樣性模型假設本地中間產品生產存在收益遞增效應。在密度更高的地區，由于能有更多的中間服務生產者達到收支平衡并生存下來，因此可以提供更多種類、更具差異化的中間產品。最終產品的生產力會隨著可用中間產品種類的增加而提高。這一理論與壟斷競爭市場結構密切相關，強調了專業化和多樣性對生產效率的貢獻，進一步解釋了城市人口因追求多樣化服務而集聚的驅動力。

（二）后福特主義時期的理論模型發展

在后福特主義理論背景下，城市經濟學研究日益關注城市擴張的內在制約因素，并以居民效用最大化為目標，探尋城市的最優人口規模。傳統研究多從空間外部性視角出發，將交通擁堵等要素視為城市發展的主要約束；然而，近年來研究發現，環境污染等社會成本亦是制約城市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這意味著城市人口規模的理論分析框架，已從單一的經濟效益和通勤成本，擴展至更廣泛的社會和環境效益維度。

Zheng 等構建了居民與企業雙部門模型，假定生產函數存在規模報酬遞減效應，并通過盈余函數（surplus function）對日本大都市區的最優城市規模進行了實證估計。在該模型中，盈余函數被定義為都市區內工作與生活的家庭在扣除通勤成本后的可支配收入與總支出之差，最優城市規模即當盈余實現最大化時的都市區人口規模。這表明城市人口規模存在一個經濟上的最優界限，超過此限，通勤成本可能抵消掉集聚帶來的收益。湯小銀等 則在 Henderson 經典理論模型的基礎上，引入柯布－道格拉斯多貿易品與中間品分析框架，深入探討了交通基礎設施、市場需求規模以及城市規模對城市生產率的協同作用。其研究揭示，城市規模與城市生產率之間存在＂倒 N 型＂三次函數關系，并且城市規模在市場需求規模擴大和交通基礎設施改善促進城市生產率提升的過程中發揮著調節作用。通過對中國 101 個不同規模等級城市 2015－2021年平衡面板數據的實證檢驗，該研究證實了上述協同作用的顯著性，并進一步通過城市異質性（大型、中型、小型城市）和區域異質性（東、中、西、東北四大板塊）分析指出，不同規模和區位的城市對協同效應的響應存在差異。這提示我們，城市人口規模并非線性增長帶來效益，而是存在一個復雜的非線性關系，人口規模過大或過小都可能影響其生產力，并與基礎設施和市場規模相互作用。Mizutani 等 在 Zheng 等研究框架的基礎上，拓展了城市總成本的內涵，將環境污染等社會成本納入考量，對日本 269 個就業都市區進行了實證測算，從而提出了一個更為全面的城市規模分析框架。研究發現，考慮社會成本后，日本的最優城市規模約為 39.3 萬至 43.3 萬人。更進一步，Mizutani 等還提出了＂可持續的城市規模上限＂概念，即都市圈內居民總效用與總成本相等（凈效用為零）時所能達到的最大城市規模，其估算結果為 105.7 萬至 115萬人。該研究指出，部分日本都市圈已接近甚至達到這一可持續規模上限，強調了環境和社會承載力對城市人口規模的根本性制約。

四、本文構建的城市人口規模理論模型與研究假設

（一）基本結構

在解釋城市模型結構之前，我們將總結其重要特征和基本假設。首先，在此模型中，我們考慮了 3 個重要參與者：企業、家庭和地方政府。企業生產單一的用于城市經濟體外循環所用出口商品的實際產出（后文稱為出口商品）。為了生產商品，企業雇傭家庭勞動力 ，家庭從企業獲得工資，并消費進口商品和住房。在這些活動過程中，企業和家庭都會產生環境污染，其負面影響會降低家庭的效用水平。城市從其與外部世界的互動中獲得＂盈余＂，即總可支配收入與總支出之間的差額。

（二）理論模型設定

1．企業部門

2．家庭部門

家庭的效用通過消費進口商品z和住房 s獲得，但當環境狀況ε 惡化時，其效用會降低。家庭根據如何在預算約束下最大化其效用來決定進口商品和住房的消費量：

3．住房市場

其中住房價格r在住房市場中確定。住房市場的房地產業總生產函數由下式給出：房價格為：

與出口產業類似，住房產業通過決定投入資本和土地數量最大化利潤。最大化利潤的一階條件為：

通過（11）和（12）可得：

由于城市的住房供給與需求應該相等，有如下方程：

將（9），（14），（15）代入（16）得到住

（三）城市總剩余、總收益和總成本

由（4）已得社會總收益為城市人口規模 N的增函數。

將（17）代入（10）可以得到代表性家庭支出如下：

社會總剩余為社會總收益與社會總成本的差，表達式為：

其中TW表示社會總剩余。

（四）經驗模型

我們分別估算總收益 TB 和總成本 TC。

首先，對總收益對數化可得：

對總成本對數化得：

總收益估計式（21）和總成本估計式包含的變量有總收益、總成本和城鎮人口。其中總收益 TB 由地區生產總值衡量：

五、基于上述理論模型的實證研究結果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各地統計局的相關統計年鑒、 CEIC 經濟數據庫、房價行情網的 2013－2022年主要省會城市、直轄市及部分計劃單列市的數據。研究的城市有北京、成都、福州、廣州、貴陽、哈爾濱、?？?、杭州、合肥、濟南、昆明、蘭州、南昌、南京、南寧、寧波、青島、廈門、上海、深圳、沈陽、石家莊、天津、烏魯木齊、武漢、西安、西寧、長沙、銀川、鄭州、呼和浩特、三亞、太原、重慶和拉薩。部分缺失數據由線性插值法補齊。

（二）估計結果

同時考慮到各地區之間的差異性問題，以城市為固定效應進行回歸，表達式為：

原數據及回歸結果如下：

圖1 總效益（對數）與城鎮人口（對數）的散點圖、一般回歸及固定效應結果Figure 1 The scatter plot of total benefits （logarithmic）versus urban population（logarithmic）， along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general regression and fixed effects models

圖2 總成本（對數）與城鎮人口（對數）的散點圖、一般回歸及固定效應結果Figure 2 The scatter plot of total cost（logarithmic） versus urban population（logarithmic），along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general regression and fixed effects models

總效收益對數與總成本對數對城鎮人口對數的一般回歸及固定效應回歸系數及顯著程度如下（表1）：

表1 總效益（對數）與總成本（對數）對城鎮人口（對數）的一般及固定效應回歸結果
Table 1 OLS and fixed－effects regression results of total revenue and total cost

（三）邊際效應分析

表2 各城市最優人口規模及邊際效應影響
Table 2 Optimal population size and marginal effect

從表2可以看出，環境變化擴大影響下的最優人口規模較模型測算的最優人口規模存在方向差異，而房租和人均消費支出的影響方向均為負，這是因為環境影響帶來的醫療成本的估計是通過空氣質量指數 AQIt,i的一階差分得到的。部分城市的空氣質量在 2013－2022年總體呈改善趨勢，因此，這些城市的環境變化邊際提升對城鎮居民來說是醫療的機會成本下降和實際效益提升，最終表現在環境變化的邊際效應影響下的最優人口規模基準上升。

原城鎮人口數量、人均生產總值的增長幅度、住房成本增幅及環境污染導致的醫療成本決定了各個城市的最優人口規模增幅。通過邊際效應分析可以看出制約城市最優人口規模因素的影響程度各不相同。從成本的三因素可以對這些城市進行歸類。

人均消費支出的邊際效應絕對值高于房租，因此人均消費支出上升對最優城市人口的限制要高于房租。同時環境影響帶來的醫療成本的變動有正有負，因空氣質量改善而實現最優城市人口規模上升的城市有上海、北京、南京、合肥、天津、太原、寧波、廣州、成都、杭州、武漢、沈陽、深圳、石家莊、福州、西安、鄭州、重慶、長沙、青島。

從環境改善效益優勢分析，環境質量的影響超過人均消費支出而成為主要提高最優城市人口規模影響因素的城市有上海、北京、天津、成都、武漢、沈陽、深圳、石家莊和重慶，空氣質量的變化每年擴大 1% 會對城市最優人口規模帶來 8%?35% 的提升。環境質量的影響介于人均消費支出和房租之間，但對最優人口規模仍有提升的城市有南京、杭州、福州、長沙、青島，空氣質量的變化每年擴大 1% 會對城市最優人口規模帶來 4% — 8% 的提升。環境質量成為主要制約城市最優人口規模影響因素的城市有三亞、蘭州、廈門、拉薩、西寧、銀川。這表明空氣質量惡化是限制這些城市最優人口規模的主要問題。空氣質量的變化每年擴大 1% 會對城市最優人口規模帶來 10%?20% 的制約。環境質量的影響介于人均消費支出和房租之間，但對最優人口規模仍有限制影響的城市有烏魯木齊、南昌、呼和浩特、昆明、?？冢諝赓|量的變化每年擴大 1% 會對城市最優人口規模帶來 1% — 9% 的制約。環境質量的影響小于房租和人均消費支出的城市有南寧、合肥、太原、寧波、廣州、濟南、西安、貴陽、鄭州，說明這些城市的發展與空氣質量的改變并無太大影響，空氣質量的變化每年擴大 1% 會對城市最優人口規模的影響小于 3% 。

六、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研究深入探究了中國城市發展中的關鍵議題，特別是城市人口規模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復雜關系。在后福特主義理論框架下，我們發現，不同于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當前中國城市的健康發展正日益受到環境質量、住房成本和人均消費支出等多重因素的綜合制約。本研究通過對城市發展現狀的實證分析，不僅揭示了環境因素在決定城市最優人口規模中的關鍵作用，更深入剖析了中國城市人口動態在不同區域和城市類型間的顯著差異，為構建以人為本、兼顧效率與公平的新型城鎮化路徑提供了參考。

（一）主要結論

研究結果表明，中國許多城市仍未達到最優人口規模，但其可持續發展日益受到環境質量、住房成本和人均消費支出等綜合因素的交互制約。在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發展理念下，環境質量已成為衡量城市發展效益和潛力、決定其最優人口規模的關鍵維度和核心要素。對于環境質量已成制約因素的城市，即使擁有高人均收入并且當前人口規模較低，其最優人口規模也受到顯著制約。這突出強調了環境因素并非僅僅是外部約束，而是直接影響城市承載力和居民真實效用的內生變量。同時，中國也需要找到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平衡點，通過提高城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實現可持續發展。

對于已經具備一定人口規模、發展水平靠前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和深圳，環境質量已成為影響其最優人口規模的關鍵因素，其重要性甚至超過了傳統的房租和人均消費支出。這主要是因為在2013年至2022年期間，這些城市的空氣質量變化幅度較大，遠超過同期房租和人均消費支出的變化。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者，這些城市的發展不再受到居民消費支出和房租的顯著制約，而空氣質量一度成為城市居民最為關切的熱點問題，對城市人口的穩定起到了關鍵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對于那些環境質量邊際效應較小的城市，這并不意味著環境改善無法擴大其最優人口規模，而僅僅表明在研究期間，其空氣質量變化不大，不足以成為一個超過房租和人均消費支出的主要因素。未來的城市發展，需摒棄片面追求經濟總量最大化的模式，而應將環境質量的提升作為核心目標之一，以實現效益最大化和居民福祉的根本性提升。對于仍有較大發展潛力的城市，應將環境容量和生態承載力作為城市規劃的重要依據，避免重蹈粗放式發展模式的覆轍。對于已趨于飽和或面臨環境壓力的超大城市，其人口規模發展已逼近上限，未來需著重通過功能疏解和產業結構優化來提升城市韌性。同時，中國城鎮化進程的持續推進，也是緩解鄉村人均土地資源緊張問題、提升土地利用效率的必然選擇，只有通過更高質量的城市化，才能有效優化全國國土空間布局，促進城鄉要素合理流動與配置。

（二）政策建議

應優化城市發展模式，轉向高質量內涵式增長。城市發展的目標應從片面追求 GDP增長轉變為以提升居民福祉為導向的效益最大化。這意味著城市規劃和政策制定應將居民生活質量、健康水平、整體幸福感等因素納入核心考量。應打破工業化路徑依賴，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對于老牌工業城市，應通過城市更新和功能重塑，打破舊有系統框架的制約，以適應新的經濟模式。在去工業化進程中，應制定更具前瞻性的規劃和適應性策略，借鑒日本東京的經驗，避免因轉型失敗而導致的人口停滯、高失業率和城市衰敗等問題。

應強化環境治理，將生態成本內生化。將環境污染等社會成本納入城市總成本考量，并利用理論模型進行實證測算，以揭示城市擴張的真實成本。通過政府積極干預和創新政策，將污染等外部性內化到城市發展決策中，為實現最優城市發展成果提供理論依據。

應推動城鄉融合與區域協調發展。新都市圈的規劃應突破傳統的行政區劃，促進都市圈內部要素流動、產業協作和人口通勤的緊密聯系。同時，通過功能疏解和要素優化配置，促進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推動實現教育、醫療、文化等公共服務的區域均衡布局。

應深化體制機制改革，保障人口流動與社會公平。通過戶籍制度改革，為流動人口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務，保障其合法權益。此外，應加大對教育、職業培訓和醫療保健的投入，提升居民生活滿意度和社會整體發展水平。

七、未來展望

中國改革開放的四十余年，濃縮了西方兩百余年的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并非簡單復制，而是將福特主義與后福特主義階段疊加融合，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城市發展模式。然而， 21 世紀以來，隨著全球經濟結構深刻調整，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升級，城市逐步邁入后福特主義時代。傳統制造業面臨轉型壓力，以科技創新、高端服務業和創意產業為代表的新興產業加速崛起。當前，中國積極培育新型都市圈，這不僅是空間布局調整，更是新產業結構驅動下的必然結果。新都市圈的核心價值超越傳統以 GDP 為核心的經濟效益，更加注重單位 GDP 所包含的社會效益多元化。

科技賦能在新都市圈建設中占據核心地位。未來的都市圈競爭力將更多取決于科技創新能力和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生物醫藥、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將成為支柱。這些產業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對人力資本和創新生態系統要求更高。因此，新都市圈規劃將注重科研機構、高新園區、人才公寓、孵化器等創新要素的集聚，形成產學研深度融合的創新生態系統。

人文價值在新都市圈考量中日益凸顯。后福特主義時代，居民對生活品質、公共服務、文化氛圍的需求顯著提升。因此，新都市圈建設更加注重＂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體現在生態環境優化、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公平與包容性及文化與生活品質改善。城市創新與低碳發展耦合協調水平已成為決定城市最優人口規模和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因素，新都市圈將把環境容量和生態承載力作為重要規劃依據，大力發展綠色產業，建設生態友好型城市。公共服務將在數字經濟的賦能下扁平化并均等化發展，并通過功能疏解和要素優化配置，促進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實現教育、醫療、文化等公共服務的區域均衡布局。戶籍制度改革也將為流動人口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務，保障其合法權益。

更重要的是，都市圈是城鄉居民互動的空間載體，其發展將逐步突破傳統行政區劃限制。這意味著，單純基于行政區劃的統計指標在衡量都市圈的實際運行和效益時將逐漸失去參考意義。都市圈內部的要素流動、產業協作、人口通勤將呈現出超越行政邊界的緊密聯系。在這種背景下，部分具備三產融合發展特征的鄉村，將不再是城市的＂邊緣＂，而是可能成為都市圈的重要節點。隨著城市與鄉村在功能、產業、人口上的深度融合，傳統的城鄉邊界將日益模糊，逐步形成更為有機、多元、共生的區域發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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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國際大都市發展研究》（中英文）2025年04期

微信編輯：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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