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研究范式的當代應用丨朱家鈺：故事機變：倡導實證研究的故事學

主持人語

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都是承繼前賢、后啟新銳的結果，而新銳理論的建構又大多是建立在梳理經典研究的基礎之上的。因而，探討經典研究范式在當代的適用性，并追索由此關聯出的在進行范式的沿用、轉換、甚至重構時必須予以深思的學科認知問題。

——專欄主持人：康麗教授

主持人介紹

康麗，法學博士（民俗學），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范大學民俗文化普查與研究中心主任，河北大學燕趙文化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作者介紹

朱家鈺，安徽合肥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民間文學專業博士，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博士后，現為河北大學文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故事學。

故事機變：

倡導實證研究的故事學

摘 要

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創造了“歷史演進法”的經典研究范式，這也是中國現代故事學的出發點和理論基石。施愛東在《故事機變》一書中檢討與反思了該經典研究范式隱含的“一源單線”與“進化演進”等理論預設的局限性，同時也從方法論的角度闡明與肯定了顧頡剛對于“合情推理”“模型實驗觀察”等科學方法的運用及對于“提出假設—驗證與修正假設”的科學規則的遵循。在此基礎上，施愛東進一步將實證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引入故事演變與學術史研究，在田野研究中引入實驗干預，借以探討故事變異的路徑與規律，修正顧頡剛理論的不足，為顧頡剛歷史演進法增添新的學術生長點。學術研究的任務就在于借助新材料和新方法，在學習前人的基礎上，不斷地否定之否定，構建更加貼近客觀事實的認知體系。

關鍵詞

顧頡剛；歷史演進法；故事研究；

故事機變；實證研究

中國現代民俗學創立之初，顧頡剛就從戲曲、歌謠和故事的歷史地理流變中發現了故事演進的規律，意圖以故事的變遷“比擬傳說中的古史”，進而完成古史辯偽的工作。這套歷史演進法一舉奠定了中國故事學“變”的研究范式。

2022年出版的《故事機變》是對顧頡剛“歷史演進法”經典范式的拓展性應用。作者施愛東借用“機變”（隨機應變）概括故事傳播和重構的方向性變異特征。其大致包含三個層面的意思：一是故事作為口口相傳的民間散文敘事，隨時隨地都在發生變異；二是故事變異表現為核心要素相對穩定的“有限變異”和細節更替的逐步“位移”；三是變異受口頭傳統、時空環境、記憶偏差，甚至流行文化等因素的制約，具有情感性、模式化、適應性等特征。

《故事機變》在對經典研究范式展開回顧與檢討的基礎上，以“變”作為核心議題，借助合情推理的科學方法，書寫了故事學學科、故事學經典概念、知名掌故傳說、家族故事以及信仰敘事的流變歷程和變異動機，呈現了一系列科學的故事研究案例，重新強調了實證研究之于民俗學與民間文學的重要價值。

一、經典理論的接受與批評

深受實證主義影響的顧頡剛，秉持實事求是的學術態度，堅持認為古史研究“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變化”。同樣，他在故事研究中也采取了“不立一真，惟窮流變”的致知取向，旨在揭示故事的演進過程及其原因。

不過，以實證史學的思路做故事研究，局限性也是明顯的。劉宗迪從缺乏本體論基礎與存在文字中心主義偏見的角度，指出了顧頡剛“層累說”的局限；陳泳超則從文獻典籍的時序問題以及傳說的演變方向，對顧頡剛故事研究的觀點與方法展開了反思；施愛東則從故事的本質特征著手，反思了這一方法的局限，指出“片段、偶然的文字記載，永遠無法復原故事流變的路線圖”，這也是歷時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他認為歷史演進法預設的“一元發生”和“線性生長”（一源單線）的前提不具備合法性。

顧頡剛著《古史辨自序》書影

顧頡剛的“層累造史”歷史演進法隱含了“進化”的預設路徑，所以胡適才會將故事的演變趨勢歸結為“由簡單變為復雜，由陋野變為雅馴”。而施愛東認為，正因為有此預設，“當顧頡剛使用這一標準看待故事的時候，往往只能看到故事中不斷增添和不斷豐富的一面，看不到故事中不斷遺失和不斷減弱的其他方面，因而認為‘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施愛東以“西王母”形象變遷為例，認為“并非所有功能都是可以累加的，‘棄’是故事演變中必不可少的一環”，當西王母變為善神時，她必然丟棄了“司天之厲及五殘”的職務；當她帶上“太真晨纓冠”時，也舍棄了象征平衡與秩序的“勝”；當她的座駕越來越豪華、侍從越來越多時，跟隨她許久的三足烏與丑陋的矮人，以及天馬和九色斑龍都失去了工作。因此，施愛東用“棄勝加冠”來指稱這種既有加法也有減法的演變（而非演進）模式。將“減法”引入“層累造史”的認識論框架，不僅充實了“故事演進法”的學理內容，同時也重述了“故事演進”的具體意涵。

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前代學者只是看到顧頡剛對于史料類別的擴充，并將之對民俗材料的使用概括為“三重論證”，施愛東則從科學哲學的角度，觀察到了顧頡剛研究思路的整體轉向，即“把研究對象當成‘原型’，而把相似條件下的民俗現象當成了‘模型’，通過研究模型以及模型與原型之間的關系，達到對原型的一般性認識”。從某種程度上看，這種研究方法已初具模型實驗觀察的雛形。

施愛東認為，顧頡剛對于故事變異法則的總結，以及民眾情感與故事演變關系的揭示，均建立在“合情推理”的科學方法之上，并始終遵循“提出假設—驗證與修正假設”的科學規則，故其假設是具有檢驗蘊含的科學假設。盡管基于合情推理得到的假說永遠無法得到證實，但是可以借助相關事實與追加信息，以及“假設—否定”的反向途徑對假說進行驗證或修訂，以此向著無法抵達的知識彼岸無限靠攏。

二、經典研究范式的應用與拓展

（一）“歷史演進”范式的常規應用

托馬斯·庫恩指出，當一種范式被特定科學共同體的成員接受之后，該學科的發展就進入了常規科學時期。常規科學的意義在于不斷變更研究對象，擴大該范式的應用范圍，提高其精確性。當“歷史演進”的故事學范式確立之后，同時代以及后輩學者不斷模仿該范式，追溯著不同故事的流變經歷，故事學由此進入了常規科學的時期。

施愛東正是借助歷史演進的常規研究，梳理相關文獻，考訂訛誤，比對互斥與對立的說法，勾勒了冼夫人傳說、“八臂哪吒城”傳說、長辛店地名傳說等民間故事的流變經歷，鉤沉了一批有趣的歷史故事。此外，他還將該方法應用于學術史的研究，探究了“故事”概念的演變、故事學的建立過程，以及“四大傳說”經典概念的生產過程，從細微處充實了學術史的書寫。

在活態口頭資料的搜集、整理與研究方面，施愛東的田野調查經驗也有一定的示范意義。例如在研究粵西冼夫人敘事時，他在廣東電白區電城、霞洞、沙瑯三處，搜集了72人次講述的36則故事，通過與地方文化精英整理發表的民間故事對比，指出書寫傳統與口頭傳統的差異不在于是否忠實記錄和如何加工整理的技術問題，而是“體現為選擇書寫什么，以及選擇講述什么的價值問題”。在對石城縣羅源傳說的調查中，他使用的調查方法是案件偵探式的，根據當地民眾提供的線索，不斷追蹤羅源傳說的異文及其源頭，由此發現了該傳說的分布情況與在地化表現，以及故事在現實流傳中的穩定性與變異性的呈現形式。

施愛東著《故事機變》書影

（二）合情推理諸形式的應用

施愛東認為：“顧頡剛故事學范式的科學貢獻在于，它突出體現了合情推理諸形式在人文科學中的恰當應用。”合情推理是一種合乎情理的、似真的推理，是根據已有事實和個人聯想，通過類比、歸納等方法獲得某些結論的推理方法。在無法復原歷史的情況下，我們只能盡最大可能對歷史進行“重構”，重構歷史的方法以及重構合理性的保障就是合情推理。他借助口頭敘事的特征、故事發生的社會歷史背景等已知條件，像解題一樣，對每一則故事的變化之“機”進行了合情推理。

在《“八臂哪吒城”傳說演進考》中，施愛東推斷產生于元代的“哪吒城”說法在明代逐漸式微的原因是朱棣將北京城門由十一門改為了九門，其依據是“傳說的核心依據遭到現實的強勢反駁，傳說也就沒辦法傳承了”。此外，根據北京系列建城傳說的回目式結構、穩定的冷僻人物——姚廣孝、過于穩定的核心情節，以及錯誤的城門數量，再結合該傳說首發者金受申的曲藝史家身份，作者推斷，所謂“八臂哪吒城”的傳說是由北京說唱藝人創作并傳播的。由民間故事的特征反推研究對象的文體屬性，并由此推斷其發生時間的研究思路，體現了施愛東對于口頭敘事文體特征的深刻理解與靈活應用，同時也呈現出一種以“口頭敘事”作為視角和方法的研究思路。

通覽《故事機變》，不難發現，施愛東擅長采用歸納法，通過微小的民間文學現象，總結出一般性的規律，以此擴展對于社會文化現象的認識。比如，在鉤沉“四大傳說”經典生成的案例中，他不但從中歸納出了從知識生產到知識接受，再到知識普及的經典生成脈絡，也即包含了生產期、儲存期、推介期、燃放期的“煙花商模型”的知識生成模式，更進一步指出：“經典知識的生成并不是現象到本質的必然邏輯推導，而是客觀性、主觀性和偶然性接力而成的結果。”

三、故事研究的科學實驗

一直以來，施愛東都在倡導“把專業知識的生成建立在理性與科學之上”，而實驗是當代科學最偉大的傳統。“實驗方法的優點在于，通過人為地干預、控制所研究的對象，能夠在有意識地變革自然中，更好地屏蔽干擾，突出地把握自然的某一方面特質；而通過有效地變換模型，我們又可以能動地讓實驗更好地呈現出另一方面的特質。”

因此，他嘗試在田野調查中引入實驗干預的方法和思路。例如，在冼夫人敘事研究中，他發現書寫故事極少出現在信眾的口頭講述中，于是他向受訪者講述一則書寫故事，觀察受訪者對于書面故事的了解程度，再通過請求信眾講述一則有關冼夫人的故事，觀察信眾偏好記憶和傳頌的故事類型與故事特征。又比如，在石城縣調查羅源秀才傳說時，他也隨機應變，以提示、追問或是不予干預的方式，考察不同村鎮的民眾掌握與知曉的故事的差異，以及故事穩定性與變異性的呈現形式。他還把這些實驗的田野方式直接記錄下來，呈現在論述過程中。

為了實踐他所提倡的實驗方式，施愛東還別出心裁地設計了兩個故事實驗，為故事傳播與記憶中變異模式的研究開辟了一條別開生面的科學路徑。他遵循科學實驗的實踐規則，在設定好實驗目的和假設結論的基礎上，精心設計了數則故事、安排了實驗流程與實驗規則。通過實驗，他得出了一系列故事學知識。這兩組實驗不僅借助實證研究，得出了諸多有關故事變異模式的科學知識，還為我們展示了這些知識的生產過程，為故事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法啟示。

四、學術研究的限度：

既有條件下的合理解釋

《故事機變》處處體現了施愛東對于學術研究限度與學術工作價值的反思和體悟。從合情推理的研究方法出發，他指出：“人文科學要對人類社會的種種問題做出回答，往往只能借助合情推理。合情推理是否可信不是取決于該推理是否絕對為真，而是取決于該推理是否合乎當今學術的游戲規則、是否具有說服多數同行的力量。”

施愛東不斷強調自己的結論只是一些可供否定的假說和基礎。就算是科學實驗得出的結論，也只是“一些可供后續研究‘否定’的基礎”，更不用說歷史研究基于零碎史料得出的推論。比如，他說：“對于長辛店地名來歷的考證，是以一種歷史研究的面目出現的，但是由于關鍵史料的缺乏，許多關鍵的結論仍然需要借助想象來完成。雖然我們為這些想象的歷史給出了‘合理的解釋’，但是合理并不代表事實”，“如果出現新的史料，能證明盧溝橋西確有一個‘澤畔店’，那么‘長辛店古稱澤畔店’這則舊傳說就有可能獲得新的生命力”。

學術研究雖非真理，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基于合情推理得到的歷史敘述，與民眾依憑情感與想象制造出來的傳說別無二致，由此便可以順著滑坡效應的陷阱，滑向歷史虛無主義。施愛東指出，不同知識并非平等地存在于同一知識體系當中，而是具有激烈的競爭關系，那些所用材料更為可靠，推理過程更合邏輯的知識體系因其更貼近歷史真相，故而能夠取代不具備這些特征的知識體系，由此實現知識的修正、淘汰與更替。歷史知識正是在這種傳播、競爭和不斷更替之中，逐漸建設起更豐富多彩、更穩定有效、更富有意義的人類知識體系。

施愛東饒有趣味地將學術研究比作游戲，將研究方法比作游戲規則，認為學術研究的任務就是在既定游戲規則內，搜尋材料、找尋線索，充分運用我們的理解與想象，為各自研究領域視野中的“問題”找到一個“最合理的解釋”。也正是因為具備了這種相對性的眼光，施愛東認為：“盡管從今天的故事理論來看，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中的一些觀點可能已經失效，但是，顧頡剛在他那個年代所具有的理論條件下，把當時的人文科學的游戲規則靈活運用到了幾近極致。在這一點上，他是特出于同時代的其他史學與民俗學同仁的，所以說，大師及其經典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從《故事機變》中，我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對于學術研究這份“普通行業”的坦率與真誠。

文章來源：《民族藝術》2024年第2期。注釋從略，詳見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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