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暢 ‖ 神秘“中國通”：孫明甫的在華經驗及其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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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劉暢，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作為近代中西文明碰撞的歷史產物，“老中國通”通常指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長期居留中國，并深入接觸中國社會、文化與政治的外國人。他們多為傳教士、外交官、商人、記者或學者，憑借長期在華生活積累了豐富的本土經驗，往往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深刻理解，甚至精通漢語，熟悉中國的社會結構和風俗習慣。在既往學術敘事中，這一群體常被闡釋為“權力競逐、現代化與跨文化互動”的象征。

然而，有一位“老中國通”孫明甫（Roy S.Anderson）的傳奇經歷至今仍鮮為人知。曾任美國駐華公使的芮恩施（Paul S.Reinsch）給予他極高評價，稱其“不僅對中國的國情和民情了如指掌，而且與中國所有大人物交往甚密”。目前有關孫明甫在華活動的研究，僅散見于中美石油開發、臨城劫車案等專題研究的邊緣地帶，其形象多被簡化為“傳奇”且“神秘”的存在。這一研究空白，既源于孫明甫本人刻意維持的隱秘行事風格，也與其英年早逝導致的個人檔案散佚相關，亦折射出傳統外交史研究對非官方行為體的忽視。

得益于新史料的整理與利用，本文以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收藏的《孫明甫文件集》《索克思文件集》以及美國威斯康星州歷史學會收藏的《芮恩施文件集》、密蘇里州歷史學會收藏的《克勞文件集》中的個人往來電報、信函為線索，討論外國人介入中國政治的方式與限度問題。通過聚焦孫明甫的三重身份，本文試圖揭示他如何憑借語言能力與對中國本土傳統的適應，輾轉各方收集情報，并在中外交涉中發揮斡旋作用，進而探討以孫明甫為代表的外國人在介入軍閥政治時，其作用限度又在何處。對這些問題的解答，或將為理解民初跨國政治生態提供新的認知路徑。

一、通曉時事的消息靈通人士

在現存有關孫明甫生平的記載中，其早年經歷頗具傳奇色彩。孫明甫出生于中國，是東吳大學首任校長、美國傳教士孫樂文（David L.Anderson）之子。據卡爾·克勞（Carl Crow）所述，孫明甫擁有極強的語言天賦，掌握多種中國主要方言，這一優勢使其在辛亥革命期間嶄露頭角。革命爆發后，各地軍隊匯集南京，“唱歌般的廣東話、輕柔悅耳的蘇州話與喉音濃重的北方話”混雜，將領之間因方言隔閡難以溝通。孫明甫遂擔任翻譯員，克勞甚至稱其為“整個中國軍隊的翻譯、發言人和顧問”。此外，孫明甫還因協助鎮江軍民抵御清軍圍攻，被譽為“鎮江救星”并獲授勛章。

孫明甫是當時公認的通曉時事的外國人，其方式在于頻繁往來中國各地，與地方要員接觸，將從上一處獲得的獨家情報，轉化為與下一處會談的資本，從而實現信息交換，“他不停地周游世界，一會兒在紐約，一會兒在云南，一會兒在北京。他的朋友們跟不上他的腳步，前一天晚上還與他共進晚餐，第二天就得知他已乘船去了廣州，或坐火車去了莫斯科”。軍政要員依靠消息靈通人士獲悉機密情報并非個例，據民國記者指南所載，在與軍政要員會談時，“應將不曾發表或不能發表于報端的消息給他談談。若能將（與）他有關的新聞說給他聽，他更歡迎。他聽了你的新聞以后，自然地就會說出他所知道的新聞，或者他愿發表的意見”。孫明甫曾透露其獲取情報的策略：為降低對方戒備，應當樹立完全中立的形象，以論證或建議的方式自然地透露與之相關的情報，然后細致觀察對方的反應，并聽取其對局勢的評價，以此判斷他的立場和動向。

以孫明甫為代表的消息靈通人士，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美國官方在華情報系統的不足，他們所提供的信息成為美國公使館的重要參考。一戰前后美國在華情報機構主要由使領館、軍事人員與商務部駐華部門組成，盡管三者在原則上實行信息共享，但僅有使領館直接向國務院負責。當時美國在華領事機構尚不健全，領事館多分布于港口城市，且因人手緊缺，繁重的日常事務占據了各地領事的主要工作時間。美國國務院收到報告稱：“關于中國西南地區，我們沒有任何信息。四川南部、云南、貴州和廣西都沒有美國領事官員，江西、安徽、河南、陜西、山西和甘肅也是如此。”時任駐青島領事佩克（Willys R.Peck）進一步指出，“領事官員并非總能獲得全面、可靠的信息”，客觀原因大致是：（1）領事職責使其難以外出；（2）與內地傳教士和商人的通信雖有價值，但成效難以保障；（3）中國報刊發展程度不足以提供令人滿意的信息。

與芮恩施的接觸，是孫明甫提升其“中國通”知名度的關鍵環節。1913年11月，美國新任駐華公使芮恩施抵達上海，擬乘火車前往北京履職，孫明甫及其好友端納（W.H.Donald）陪同登車。途中二人向芮恩施“作了一次非常有用的形勢介紹”，他們“主動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信息，并回答了許多問題”。盡管芮恩施已是美國首屈一指的遠東事務專家，但他很快意識到，憑借此前掌握的知識，以及各地領事機構所提交的報告，遠不足以應付中國的復雜政治局勢，因此十分看重孫明甫、端納等人提供的信息。此舉甚至遭到了公使館其他官員的投訴，國務卿蘭辛（Robert Lansing）提醒芮恩施，有人向國務院反映，他曾就一些重要的外交問題與“一小撮未正式隸屬于公使館的人”磋商，這些人得到了芮恩施的信任，“他們的意見和建議經常被征詢并得到采納”。芮恩施只得解釋稱，因工作須應對異常復雜的現實問題，“我絕對有必要每天準確了解重要事件的進展情況，在這方面，能夠幫助我的人不多”，孫明甫即為其中之一。但他向國務院保證，他只是在收集情報，絕沒有泄露公使館機密。

事實上，孫明甫所提供的帶有指向性的信息，潛移默化地影響了芮恩施的判斷。“五四運動”爆發后，孫明甫前往上海觀察群眾運動進展，他向芮恩施報告稱，這場運動雖被稱為“學生運動”，實則是“一場群眾運動，是偉大的中產階級發起并持續推動的”。他對此稱贊有加，“人民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宣傳活動，以啟發廣大民眾，街頭普通民眾對形勢的把握令人驚嘆”。根據他的觀察，這場運動是反日的，而非激進排外的，因此他強烈反對工部局大規模鎮壓學生，并強調應對這場運動報以同情之理解，與作為中國公敵的日本劃清界限。孫明甫還將從李純處得知的情報轉告芮恩施：日本領事告訴李純屬下，英法在山東問題上支持日本，美國在巴黎會議上一敗涂地，試圖勸說李純與日本合作。孫明甫表示，“日本領事如此大膽地對中國官員說這種話”，這是日本人所發動的“曠日持久的反美運動”的一部分。芮恩施深以為然，他聯合英法公使，指示駐滬總領事保持克制，盡可能避免激化中國民眾情緒，以防引發全面排外風潮。

孫明甫亦多次向芮恩施表達中國南北政府均無希望的觀念，“今天從北京或廣州發出的命令，在這兩個城市以外的地方沒有任何分量。如果我們現在能使操控兩個政府的腐敗派別退隱或消亡，我們決不會傷害中國，相反，我們會使局面更加明朗”。芮恩施認同這一判斷，因而向國務院報告，他希望能暫時離開北京，加強與中國各地非官方知識分子和商業階層的接觸，就“商業、教育、地方政府和交通方面的發展與他們交談”，因為這些群體才代表了“真正的民族力量”。他將北京政府稱為“玩著老一套政治游戲的沒有代表性的、過時的、腐敗的官僚集團”，“我們所承認的北京政府的權威并未延伸至北京城墻以外的地方，對我們權利的保護和我們合法活動的發展都依賴于各省人民的善意。如果他們相信，我們除了容忍在北京掌權的那幫腐敗分子外，實際上什么也看不見，那么我們過去在中國享有的國家信用和道德權威，就會受到極大損害”。

孫明甫并非孤軍奮戰，到1920年夏天，他與端納、索克思（George E.Sokolsky）三人結成了明確的合作關系。盡管后兩者在日后聲名更著，但在當時，孫明甫是三人中的主導者。經由孫明甫引薦，初出茅廬的索克思成為端納的助手，索克思對此機會頗為感激。三人在情報收集中形成明確分工：端納常駐北京，便于從北京政府官員處獲取信息；索克思定居上海，與國民黨人相交甚密，并善于利用外國報刊；孫明甫奔波于中國各地，與各路軍閥往來頻繁。索克思表示，他們的合作具有互補性，“很多人害怕我，認為我是布爾什維克，我可以把他們引向您和上將（指孫明甫）。同時，也有一些人害怕你們，你們可以把他們引向我。我們將一起處理所有事情”。為便于秘密交換情報，孫明甫購買了專屬密碼本，供三人即時電報聯絡。他還不時往返于京滬之間，向二人當面通報最新政情。

三人一致同意將中國商人湯節之納入陣營，并幫助其擴大在上海的影響力。湯節之是1920年前后上海商界激進派代表人物，1918年已成為廣肇公所年輕領導人之一，五四期間他率先就“佳電”向上海總商會公開發難，致使正副會長及部分會董被迫辭職。到1920年，索克思告訴端納，湯節之“已控制上海總商會，舊派被打得潰不成軍”。1921年1月，索克思與湯節之在上海共同創辦《商報》，該報表面上由中國人運營，實則是三人輸出觀點的平臺。湯節之向端納表示，“我們的報紙是您的機關報，您寄給我們的東西將按照您的要求印刷”。到當年秋天，《商報》的發行量在中國報紙中排第3位，僅次于《申報》和《新聞報》。除刊載商業資訊，該報亦成為“激進主義政治主張的代言人”，并對時政與其他緊急事態作出迅速反應。

1921年新任美國公使舒爾曼（J.G.Schurman）到任，孫明甫再度扮演起向新公使介紹中國局勢的角色。在給舒爾曼的一份長達104頁的備忘錄中，孫明甫從辛亥革命開始，系統梳理了中國政治格局的演變歷程。他歸納了直系、皖系、奉系與廣州政府的力量分布，并對中國主要政治人物作出點評。例如，吳佩孚的軍事才能超群，但缺乏政治謀略，除非他成為聯省自治運動的代言人，否則必將敗于其他軍閥的政治陰謀。段祺瑞的性格缺陷致其失敗，他不僅極端固執，而且易于被政敵激怒。而張作霖則堅信武力和金錢的力量，“他從未試圖以救世主的姿態號召民眾，他放棄了成為英雄的一切偽裝，將其政策簡化為冷血，他的務實程度令人吃驚”。對于孫中山，孫明甫評價稱，盡管他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夢想家，但這恰是他得到狂熱支持者擁護的原因。此后，孫明甫持續向舒爾曼傳遞從各地獲取的情報，繼芮恩施之后，孫明甫再度成為美國公使知悉中國政治生態的重要渠道。

二、溝通中外的跨文化媒介

孫明甫溝通中外的能力，在其擔任美孚石油公司職員時已初露端倪。他之所以能夠深入中國本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該公司在華建立的特殊行銷模式。經過專業培訓的美籍推銷員奔走于中國各地，除推銷煤油之外，他們還與中國官員打交道，處理地方稅收等事務，“如同富有進取心的傳教士一般深入中國社會”，孫明甫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914年2月10日，美孚石油公司與北京政府簽訂《中美合辦煤油礦合同》。當時有傳聞稱該合同涉及秘密借款、油礦國有化等事項，因此引發輿論爭議。2月23—24日，湘、鄂、贛、晉、陜五省聯合會代表向農商總長張謇抗議，孫明甫出面調解。據芮恩施的回憶，孫明甫與五省代表討論了合同中各項條款，指出在直隸、陜西發展大規模工業對該兩省的益處。幾日后，原持反對意見的團體轉而向張謇表示慶賀，并承諾將協助該合同的實施。

孫明甫成為芮恩施理解中國“生意門道”的指南，使其意識到外國人來華經商須適應中國社會傳統。1914年3月，北京政府財政總長周自齊向孫明甫透露，目前山西票號資金狀況窘迫，但政府無力援助，詢問美孚石油公司是否愿意提供1000萬美元借款，并暗示這將與山西石油開采權有關。孫明甫向芮恩施解釋，周自齊的“弦外之意”實為以借款換開采權。盡管未采納該提議，在孫明甫的影響下，芮恩施主張通過與當地商人組建聯合公司來爭取地方支持，并提醒美孚石油公司負責人，“您與您的公司在中國的地位，將不僅取決于合同條款，更是取決于您與中國人建立的個人信任與合作關系”。然而，參與談判的公司副總裁班米斯（W.E.Bemis）卻未能領會到這一策略，他的行事風格引起北京政府不滿，“從談判最初，他就專橫跋扈、疑心重重”，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談判的破裂。此后，孫明甫還在利益堅順公司（Messrs.Lee,Higginson Co.）借款、裕中公司（Siems-Carey Company）運河工程、紐約東方礦業公司（New York Orient Mines Company）云南勘測等項目中持續發揮協調作用。

除商業領域之外，芮恩施在政治事務上亦愈發信任孫明甫，甚至授意他在自己不便出面時與中國官員直接交涉，從而踐行其政治意圖。1919年中國南北議和前后，芮恩施派遣孫明甫作為其私人代表，陪同使館武官德賴斯代爾（Douglas B.Drysdale）拜訪中國南方軍政要員，調查各地主要軍事力量，打探他們對南北和談的立場與態度，并積極促進雙方和談。經孫明甫引薦，德賴斯代爾在南京與李純會面。1月8日二人共同前往上海，19日抵達廣州，2月6日抵達云南，3月18日返回北京。德賴斯代爾驚訝于孫明甫對中國官員的熟悉程度，“他是美國公使的私人朋友，也是江蘇督軍李純的秘密顧問”，“我有幸能借助他精通中文的優勢，他在中國的影響力或許超過任何其他外國人”。

在上海，孫明甫起草備忘錄，闡明對南北和談的具體期望，“作為進一步討論和觀點比較的基礎”，并將之提交南北談判代表朱啟鈐與唐紹儀。該備忘錄提議，南北和談應涉及以下主題：推行聯省自治，廢除督軍制度，遣散多余軍隊并組建國家軍隊，鐵路與礦產資源國有化等等。南北初步協議經由各省議會批準后，由每省派出10名代表，前往指定地點組成國民議會，選舉總統和副總統，并批準代表起草憲法，供各省議會審議。在芮恩施的授意下，孫明甫還向中國軍政要員暗示，如若南北和談順利，美國將提供資金支持用于裁撤軍隊及其他善后工作。芮恩施主張通過資金援助的方式支持總統徐世昌的和平方案，“指望中國自己制定健全的善后政策是徒勞的，只有在友好大國的指導下才能實現”。在南方之行中，孫明甫試圖向中方表示：“我們并非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干涉中國內政，而是作為關心中國福祉之人，如若我們認為協議符合中國的最佳利益，我們愿意提供財政支持”。德賴斯代爾認為，孫明甫是傳達這一意向的最佳人選，“他不僅善于提出建議，還能確保這些建議得到考慮”。

此行另一重要目的，是前往云南打探督軍唐繼堯的態度。孫明甫曾作為紐約東方礦業公司職員到訪云南，與唐繼堯素有交誼。孫明甫向芮恩施報告了唐繼堯所能接受的和平方案：在北京召開“舊國會”會議，并完成（1）選舉徐世昌為總統；（2）起草新的國會選舉法，將議員人數至少減半；（3）將憲法起草工作移交給聯省憲法起草會議。完成這些工作后，“舊國會”應即解散。孫明甫預測，唐繼堯有與徐世昌走向聯合的可能，“督軍非常希望看到中國實現永久和平，他正努力起草一份全面宣言。他心胸寬廣，不搞黨派政治。我認為他對徐總統并無成見，他愿意為了國家利益與徐總統合作。最近，兩人之間有了電報往來，此為雙方即將達成諒解的積極跡象”。

1919年芮恩施辭職離華后，業已積累相當聲望和經驗的孫明甫更趨活躍，其角色逐漸從美國公使代理人轉變為以獨立身份參與中外事務的中間人。最令其聲名大噪的，是在“臨城劫車案”中發揮的調解作用。1923年5月6日，以孫美瑤為首的土匪在津浦鐵路山東沙溝與臨城兩站之間，攔截了由浦口北上的列車，綁架數十名中外人質。各國駐華代表態度強硬，要求北京政府迅速解救人質，孫明甫被指定為代表之一與匪首直接談判。索克思解釋道：“那時候總是需要一個值得信賴的外國人，他能做一些中國人做有危險的事。這種人中最值得信賴的當數孫明甫。他是所有事件的中間人。”外國報刊亦有意渲染孫明甫事跡以向北京政府施壓，借外國人的英勇形象襯托北京政府的無能。一時間，孫明甫的名字出現在外國報刊頭版頭條之上。5月16日《大陸報》頭版標題為“這是現實生活中的恐怖電影，大陸報記者描述孫明甫承擔的艱巨工作，并預測他將克服困難取得成功”，次日又以“孫明甫在匪患中嶄露頭角，展現出處理困境的非凡技巧，并冒生命危險解救外國人質”為題報道其“英雄事跡”。

選擇孫明甫為調解人，是外國威懾介入談判的具體化表現。外國駐華代表認為，中國官員內部關于是剿是撫的意見并不統一，故需委派代理人堅決執行其要求。美國駐濟南領事戴維斯（John K.Davis）報告稱，中國官員在場人數眾多使得局勢更為復雜，“迄今為止，為爭取早日釋放人質而進行的一切有實質價值的談判，均由孫明甫及與之關系密切的江蘇集團推動”。他認為，“若無外國代表參與，任何進一步談判都是徒勞的”。同時，孫明甫的本土經驗填補了外國官方外交機構在處理地方事務時的不足。正如鮑威爾（J.B.Powell）所言，美國公使舒爾曼“幾乎直接從康奈爾大學來到中國，他曾擔任哲學教授及校長。山東匪患發生時，他到中國才一年多。他面臨的是國際政治的實際問題，與美國大學校園的學術氛圍相去甚遠”，因此孫明甫比他更適合與中國地方官員和土匪交涉。孫明甫以魯西南方言與土匪直接交談，并憑借對當地文化與“江湖義氣”的理解贏得信任。5月12日，孫明甫攜溫世珍與李麟閣首次入山，未攜帶任何護衛，其“孤軍深入”之舉令土匪印象深刻。初次談判后，孫明甫安排護送他出山的土匪郭琪才夜宿其車廂，次日還為其準備西式早餐。郭琪才返回匪營后講述其經歷，令土匪們對孫明甫漸消戒心。

孫明甫主要負責往返于土匪與官軍營地之間，傳遞雙方最新條件，并向外界通報外國人質狀況。在談判因土匪內部分歧而陷入僵局時，孫明甫深知土匪不愿談判破裂，只是有意抬高要價以試探政府底線。他威脅稱不愿再居中調停，“匪使再四挽請，約其確定辦法，再行入山”。他還陪同山東督軍田中玉前往北京，并向美國公使匯報進展。地方官軍對孫明甫外國人的身份有所顧忌，在他往來談判期間，軍隊基本沒有新的進攻活動。曾有中國官員單獨入山談判招撫條件，遭到孫美瑤拒絕。土匪們認為這只是政府“為確保外國人自由而采取的欺騙手段之一”，因為在談判同時軍隊仍向前推進并擊斃數匪。田中玉亦承認，在孫明甫未前去談判時，“匪中頗有戒心”。從根本上而言，土匪們扣押外國人質并非出于排外，而是借此獲得與政府談判的資本，孫明甫的個人能力確屬談判成功的技術要素，但在中外不平等條約體系的政治語境下，其最終解決仍取決于列強威懾與北京政府剿撫政策的平衡，外國報刊對孫明甫個人英雄主義形象的塑造遮蔽了這一本質。

經數輪談判，雙方均有讓步并達成協議：官軍即時撤防，土匪釋放全部外國人質，北京政府承諾收編3000名土匪。匪首指定孫明甫為中間擔保人，并由曹錕出具書面授權。政府以“官府與匪并無文字之條件”為由，授權孫明甫在協議上簽字。6月8日，曹錕向孫明甫發放委任狀：“汝于臨城匪案中充任調停人，不辭酷暑艱辛，竭力斡旋，余甚感佩。今案既經商議，解決有方，望勿遲疑，速應匪徒所求諸般保證，俾中外被擄之人早脫險境。”12日，孫明甫與匪首孫桂枝互換保證書，孫桂枝聲明：“從此以后，永遠忠心國家，決不作違犯及其他有損軍人名譽之行為。并代表眾兄弟鄭重聲明：對于安德森先生深信不疑，對于安先生擔保，永矢遵守。”儀式結束后，孫明甫向鮑威爾感慨道：“一個外國人不得不簽署一份擔保中華民國誠信的文件，真是件怪事。”

三、軍閥時代的政治掮客

盡管孫明甫曾多次表示，在軍閥混戰的時代，“支持政治舞臺上任何一個人都沒有用，幫助一個半壞的人去干掉另一個半壞的人，對中國沒有好處”。但他也清楚地認識到，若不依附于軍事領導人，一個外國人很難對中國政治真正施加影響。他的好友克勞曾含蓄地批評道：“孫明甫接觸的都是軍閥，這些軍閥為了無謂的權力爭奪將普通人卷入戰斗。”孫明甫不再滿足于僅充當中外交涉的調解人，或是純粹的“顧問力量”，而是成為能夠改變中國政治格局的積極參與者。他在唐繼堯和吳佩孚之間輾轉，“我做了很多中國朋友不贊成的事，但我認為這是在真正幫助中國。我曾經支持這個人或那個人，認為通過這種支持可以推動事情的發展”。他最終深陷軍閥政治邏輯的泥淖，再也無法從“他者”視角理解中國政治，淪為軍閥時代游走于灰色地帶的“政治掮客”。

1920年代初，“聯省自治”思潮一度盛行，得到了部分軍閥、知識分子以及外國在華人士的吹捧，孫明甫亦屬其中之一。他認為，中國未來的出路在于“聯省自治”，這意味著各省擁有高度的自治權，各省選舉本省人擔任省長，在此基礎上實現聯合，進而建立一個代表中國各聯邦省份的中央政府。這種構想暗含了對美國聯邦制經驗的參照，亦源于孫明甫對中國政局的現實觀察。在他看來，中國的中央集權體制業已崩潰，北京政府既無權威也無能力統一全國，追求“武力統一”的軍閥戰爭給民眾帶來災難，推行“聯省自治”或有望結束數年的軍閥征戰。游歷于中國各地的經歷使孫明甫相信，中國具備聯邦制的天然土壤，各省在經濟、地理、文化上的差異是推行自治的基礎。

根據他的評估，唐繼堯治下的云南或將成為在全中國推行“聯省自治”的起點。云南地處邊陲，具備推行自治的先天地理優勢，更重要的是，孫明甫認為唐繼堯有推行“聯省自治”的意愿。他樂觀地表示，“唐繼堯將會是中國第一個裁撤軍隊、讓軍隊從事筑路和農業的人。他想幫助云南，也想幫助中國。唐繼堯一直在宣揚民有民治，他宣布廢督是發自真心的。只要北方不與四川聯手入侵云南，他就愿意與四川達成協議。他也不介入與廣西的戰斗，他只想獨善其身。如果南北均允許云南自治，那就會有和平”。在此信念下，孫明甫作為唐繼堯的私人顧問，協助他與各方磋商和平協議。

1920年夏天南北政局的劇烈動蕩，為推行“聯省自治”至少是“云南自治”提供了短暫機遇。直皖戰爭后段祺瑞下臺，8月起陳炯明率粵軍討伐桂系，桂軍敗退。此時控制北京政權的直、奉兩系認為，南北和平能否實現，要看滇系態度，因此積極拉攏唐繼堯。各方通過孫明甫以探聽唐繼堯意向，“目前唐繼堯是整個局勢的關鍵。近日總理靳云鵬派人聯系我，懇請我接受他的委托，與唐繼堯談判。總統亦派遣財政總長周自齊來見我，提出了同樣的請求。李純也懇請我將他的和平條件轉達唐繼堯”。孫明甫為此四處奔走，10月初，他陪同唐繼堯代表與江蘇督軍李純舉行和談。11月，他又赴京尋求與北京政府達成聯合的可能。然而，西南地區的內部爭斗中止了孫明甫的活動，原駐川滇軍軍長顧品珍起兵反唐，1921年2月唐繼堯下野出走。孫明甫也被認為是其“鷹犬”而遭受輿論攻擊，他被指責為“比日本人還壞，一直在把中國出賣給外國特許經營者，并且玩弄骯臟的政治手段”。端納也批評稱，孫明甫的議和方式與以往軍閥間的利益勾結并無二致，“單獨議和是愚蠢的，應有一個全面的和平，否則根本沒有和平”。

此后，孫明甫又投入吳佩孚麾下。直皖戰爭后，吳佩孚由直系師長躍升為“中外矚目的政治新星”，特別是他善于利用“公電”媒介來表達“對國家主義和民主觀念的擁護”，將自己塑造成愛國者的形象。吳佩孚還特別注重爭取英美社群的支持，“以便在他取得最高權位的時候，贏得他們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支持”。孫明甫被其有意塑造的形象所吸引，1921年9月，他前往湖北與吳佩孚會面，稱其“具有真正的愛國主義精神和非凡勇氣”。孫明甫認為，吳佩孚“很對他的胃口”，因為他“擁護民治政府，主張在憲法形式下建立穩定政府。”孫明甫成為吳佩孚眾多幕僚中的一員，如另一位日籍幕僚岡野增次郎所言，吳佩孚在洛陽的官邸“引四方有志政客訪問洛陽者不斷，嵩山洛水實成為四百余州欲求功名富貴之土流的總匯點”。

在吳佩孚的政治架構中，召開國民大會是其“國家主義”理念的重要環節，這種姿態使孫明甫相信，如若自下而上的“聯省自治”難以推行，或可借助“開明軍閥”先實現全國統一，“他們能夠保護人民，而人民可以通過召集各省代表會議，決定政府的改組方式”。這在某種程度上契合當時聯省自治派中的“先國后省”理論，吳佩孚本人也宣稱，“自治為救國要訣，佩孚素所主張，但各訂省憲，不顧中央，絕非余所贊同。中央自治條例公布，然后推行全國”。1921年9月，吳佩孚授意張紹曾發出召開廬山國是會議的通電。孫明甫為其疏通各方，他意欲借助湯節之的影響力，動員此時在上海出席全國商會聯合會的各省商界領袖，公開支持并出席廬山會議。他勸說湯節之帶頭表態，中止正在上海召開的會議，“吳佩孚已發出邀請，請全國人民到廬山開會，這一邀請已獲得廣泛響應。商會聯合會是否應避免重復召開會議，接受廬山會議的邀請？”而后，湯節之在會上發表公開聲明，號召與會代表支持廬山會議，并表達了支持吳佩孚的傾向。由于全國各方反對，廬山會議無疾而終。1922年初，八團體國是會議在上海召開，孫明甫認為研究系有操縱此次會議的企圖，因此強烈建議與會的湯節之設法阻止。3月15日會議開幕，湯節之以報到代表未達法定人數為由抗議，又提出不可徑用“國是會議”之名，繼而要求取消開幕，否則將代表上海總商會退席。

孫明甫既是吳佩孚政治表演的受眾，又參與其中，通過國際背書建構其民主愛國形象。他以“Bruce Baxter”的化名在《字林西報》上為吳佩孚做“人格擔保”，并為其軍事活動辯護。他聲稱吳佩孚在湖北發動戰事、霸占京漢鐵路收入實屬不得已之舉，并將其描繪為北京與廣州政府的“受害者”，“他不愿聽命于北京或廣州，僅因為這個原因，政客們就千方百計地把他描繪成自私自利的最壞的軍閥”。1922年12月，孫明甫在《紐約時報》上發表長文，極力渲染吳佩孚將遵照美國經驗建立統一民主的新中國，并配有吳佩孚大幅照片。文中宣稱：“統一的中國將在極短時間內到來，它將成為世界上最偉大、最和平的國家之一。偉大的中國即將到來的跡象在全國各地出現。假以時日，中國將發展出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一個比我們美國更優秀、更美好的政府。”

隨著吳佩孚“武力統一”政策漸成定局，孫明甫對其實現“聯省自治”的幻想逐漸破滅。但他又認為，此時直奉兩股勢力分庭抗禮，在無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吳佩孚總比張作霖要強。至此，孫明甫已徹底陷入“以軍閥制軍閥”的邏輯困境。1921年底梁士詒組閣后，直奉關系急劇激化，孫明甫四處探聽奉系動向。他前往北京拜訪梁士詒，主動提及直奉大戰不可避免，甚至列舉了詳細的作戰可能，并表示如若奉皖聯合，或者由梁士詒出資支持，直系很可能被擊敗。從表面上看，孫明甫是在探討戰爭可行性，實則是在試探梁士詒的立場，并誘導他透露所掌握的奉系與皖系動向。梁士詒表示，他本人絕不會支持奉皖聯合軍事行動，但亦同意大戰將在3個月內爆發，并且會按照孫明甫所提到的作戰計劃進行。由此孫明甫推斷，梁士詒知曉某些軍閥的動向，很可能已有人進入備戰狀態。1922年底，孫明甫又深入中國東北和西伯利亞地區，打探張作霖與日本軍隊的消息。他向吳佩孚報告，自從直奉大戰被擊敗后，張作霖一直與日本勾結，并圖謀重返北京，“他已著手對其軍隊進行全面改組，聘請了日俄反動分子充當顧問”。

他還試圖幫助吳佩孚調和與江蘇督軍齊燮元的關系。盡管二人同屬直系，卻存在微妙競爭。孫明甫與齊燮元是舊相識，他多次拜訪齊燮元力勸其與吳佩孚“建立更加和諧的關系”，并保證他是基于中國的“國家利益”呼吁。時值曹錕謀求大總統之位，孫明甫甚至慫恿齊燮元與吳佩孚聯手推翻曹錕以取而代之，“我了解您與曹錕的關系，也了解吳佩孚與他老上級的關系，因此我確信，你們誰也不能指望他，他對直系名義上的領導也絕非長久之計。曹錕沒有任何軍事才能，他和他在保定的親信一樣肆無忌憚。我曾多次告訴過您，曹錕完全受曹銳和邊守靖的控制，他們希望吳佩孚和您之間發生摩擦，僅為了維持曹錕的權力平衡。此二人為了一己私欲，不惜犧牲吳佩孚和您的利益”。齊燮元懷疑孫明甫是在為吳佩孚說項，挑撥他出頭反對曹錕，從而令吳佩孚獨享漁翁之利。其后齊燮元力挺曹錕競選總統，孫明甫也察覺齊燮元不信任自己，“齊燮元有能力玩左右逢源的游戲，我一直擔心他會在與我打交道時使用同樣的伎倆。他非常聰明，總是時而這樣或那樣，又怕與我相交太深，所以不采取積極行動”。

孫明甫試圖改變中國政治走向的目標過于宏大，已遠超出“中國通”所能掌控的范疇。盡管他始終尋求破局之法，但卻未曾也沒有能力提出一套系統方案。隨著中國民族主義洪流愈演愈烈，他對中國政治的介入招致越來越多的批評。周自齊曾被問及對于孫明甫等“洋顧問”有何態度，原本與之交往甚密的他卻表示，現在他對任何介入中國政治的外國人皆無好感，因為他們“在干涉他國事務”。在臨終前，孫明甫又對馮玉祥寄予厚望。1924年10月北京政變后，吳佩孚失勢，馮玉祥受到段祺瑞、張作霖排擠。孫明甫斷言，段、張合作不會長久，馮玉祥則是有能力之人，“其他人都在為地位而戰時，馮玉祥至少已經開始整頓轄區內事務。他對張家口、北京一帶的治理成效顯著，令人欽佩”。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去世的同一天，孫明甫因病逝世，報紙上他的訃告被孫中山去世的消息所淹沒。索克思為其撰寫悼文，稱他是“一位忠實的朋友，愛中國就像愛自己的祖國”。據端納所說，孫明甫生前已被提名為新任美國駐華公使，只待總統最終批準。端納認為這既“悲慘”又“值得欣慰”，欣慰是因為孫明甫終于“擺脫了世俗煩惱、外交陰謀和其他瑣事，在遠離督軍、政客的地方安息”。端納評價道，孫明甫是“一個過于敏感的人，不可能成為一個成功的公使，如果不幸降臨在他身上，他一定會很痛苦”。

結語

孫明甫的個案表明，在中外關系進程中，“中國通”群體既非單向的文化侵略工具，亦非被動的歷史旁觀者，而是與中國政治社會深度互動的復雜主體。孫明甫的優勢在于，在近代不平等條約體系之下，他既擁有外國人的特殊地位，又深諳中國本土人情文化邏輯。他通過與各地軍政要員實際接觸所獲取的情報，往往具有即時性與在地性優勢，不僅填補了美國在華官方情報系統的不足，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美國公使的判斷。他作為跨文化中間人的作用，在美孚石油公司與北京政府的談判中得以彰顯。在1923年臨城劫車案中，他以“孤軍深入”的江湖規則贏得信任，并借助外國人身份最終促成人質釋放。

作為當時“中國通”中的佼佼者，孫明甫所面對的困境反映了外國人介入中國政治的限度。矛盾之處在于，他越是想要融入本土權力邏輯，越是陷入身份認同的危機。作為“中國人的好朋友”，他試圖以聯省自治等進步主張改造中國，但其活動始終依附于軍閥權力網絡，陷入“以軍閥制軍閥”的傳統思維，在唐繼堯、吳佩孚等軍事強人之間投機周旋。他對吳佩孚的扶持，本質上是對“開明軍閥”幻象的投射。這令他不僅喪失了外部觀察者的客觀立場，還失去了作為中外交涉橋梁的諸多優勢，最終淪為政治掮客，甚至成為軍閥權力斗爭的棋子。更不必說，當中國民族主義浪潮席卷而來時，其“外國顧問”身份與本土政治訴求之間的沖突日益尖銳，其存在的合法性本身遭到質疑。

（責任編輯： 張秀玉）

原文載《安徽史學》2025年第6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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