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丨美國最高法院送給特朗普的屈辱大禮

The Supreme Court Delivers Trump a Humiliating Gift

終于，對美國總統關稅權力的制衡出現了。

作者：大衛·弗魯姆

插圖來源：The Atlantic

2026年2月20日

在17世紀30年代，查理一世國王試圖在未經立法機構同意的情況下向英國人征稅。結果他掉了腦袋。

在21世紀20年代，唐納德·特朗普試圖在未經國會同意的情況下向美國人征稅。現在，他輸掉了這場官司。

關稅就是一種稅。特朗普在2025年4月及之后征收的關稅，預計在10年內將籌集高達2.3萬億美元的資金。憲法將包括關稅在內的征稅權授予了國會。這樣做是有歷史淵源的：一個無需經由民選代表同意即可征稅的行政首腦，離成為暴君也就不遠了。

特朗普曾有許多關于如何花費這筆未經國會同意而征收的錢的想法。他向農民許諾過；他考慮過向納稅人直接發現金；他還設想建立一個主權財富基金來投資企業。但他忽視了一個根本原則：支出權，如同征稅權一樣，是憲法賦予國會而非總統的。

現在，我們可能正處在一個針對伊朗的、將改變政體的戰爭邊緣。宣戰權也應該是國會的權力——但目前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特朗普會允許國會就此投票。過去，對總統戰爭權力的最終制衡是國會的“錢袋權”。當克林頓總統在1999年介入前南斯拉夫事務時，國會雖然在授權投票上陷入僵局，但最終批準了撥款，這實質上就是一種授權。但如果特朗普被允許在不經國會同意的情況下征稅，那么他完全有理由認為，他也可以在不經國會同意的情況下發動戰爭。

特朗普的關稅被宣傳為一種擺脫了憲法第一條約束的收入來源。如果最高法院支持了這些關稅，那將引發一場憲政革命。但法院否決了特朗普的計劃。和他之前的每一位總統一樣，如果他想要錢——無論是為了對伊朗的戰爭還是其他任何目的——他都必須向國會伸手要。

特朗普的理論是，20世紀70年代通過的一項緊急權力法允許他以任何理由對任何人征收永久性的、以增加收入為目的的關稅。這個論點從一開始就是牽強的。這項法律即《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是“水門事件”后改革的一部分，旨在縮減總統的緊急權力。IEEPA改革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通過的《與敵通商法》。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曾利用后一部法律在1933年禁止私人持有大部分黃金，甚至連該法律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認，這在法律上是一種極度的越界行為。水門事件后，國會試圖通過將《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的適用范圍限制在對“美國國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經濟構成的不尋常且異常”的威脅上來約束總統。該法案的權力只有在正式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后才能啟動，而且法律賦予總統的權力中完全沒出現“關稅”（tariff）一詞。換句話說，對加拿大楓糖采集技術征收永久性的25%稅款，絕不是《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起草者們所設想的場景。

當被問及“可負擔性”問題時，特朗普變得非常不耐煩。你可以理解他為什么會局促不安。2025年和2026年美國民眾感受到的物價上漲，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咎于特朗普的關稅政策。電費賬單上漲？特朗普對發電和輸電設備征收了關稅。一包六瓶裝啤酒更貴了？特朗普對啤酒罐征了稅。孩子需要新鞋？特朗普的關稅抬高了成本。

對于2026年來說，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政治問題是：美國最高法院是否已經及時出手，將特朗普從他自己的手中拯救了出來？無論法官們的意圖是否是幫助特朗普，這個總體上對特朗普友好的最高法院確實為總統提供了一個擺脫他最不受歡迎的國內政策的出口。他會接受這份施舍嗎？接受是明智的，但也是屈辱的。特朗普手中還有其他法律手段可以擾亂國際貿易，其中一些他在第一任期內就曾使用過。但這些權力的法律限制比特朗普想要的要嚴格得多。它們無法籌集到他明顯希望的那種不受法律約束的收入，但它們仍然可以制造混亂，直到這種濫用行為被制止——而迄今為止，聯邦法院在對總統權力提供這種制衡方面一直畏縮不前。除非未來的國會采取行動保護美國民眾免受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之害，否則美國繁榮與安全的前景將依然蒙上陰影。

雖然未來蒙上了陰影，但今天陽光明媚。特朗普在最高法院敗訴后，美國股市飆升。美國消費者可能很快就會感受到好處。從這種經濟戰方式中解放出來后，與盟友的關系可能會恢復一些昔日的友好。而且與查理一世的下場不同，這一切都是在讓美國的總統今晚能安然無恙地把頭枕在枕頭上安睡的情況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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