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繼祖談在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

羅繼祖(1913～2002年),浙江上虞人，九三學社社員，為我國著名古文字學家、歷史文獻學家羅振玉之孫。羅繼祖先生幼承家學，潛研覃思，學貫文史，博涉多通，在歷史學、文獻學、考古學乃至詩詞創(chuàng)作、書法繪畫等學術(shù)、藝術(shù)領(lǐng)域，皆有建樹，尤以文獻學和東北史研究成就最著。1931年，金毓黻先生在讀過他所著《朱笥河先生年譜》后，在日記中寫道：“繼祖，叔言先生之家孫也，年十八歲。……粗閱一過，文筆雅飾，簡而得要，誠可與高郵王氏并美矣!”1955年，羅繼祖自沈陽調(diào)到東北人民大學(后改名吉林大學)歷史系工作，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主要著作有《遼史校勘記》、《楓窗勝語》、《瑾戶錄》、《永豐鄉(xiāng)人行年錄——羅振玉年譜》、《庭聞憶略》、《羅繼祖絕妙小品文選》、《魯詩堂談往錄》、《墨傭小記》、《王國維之死》、《兩啟軒韻語》等。著名作家柯靈在《楓窗勝語》的讀后感中說：“廣聞博識，翻讀未竟，已覺興味盎然。”譚佛雛教授談他讀《庭聞憶略》的感受時說：“事得其真，議得其平，而文筆親切灑落，不蔓不枝，故每章讀之，唯恐其速盡。”其著作得學者專家激賞若是。

1956年，我畢業(yè)分配來東北人民大學任教，得與羅老相識。坐不暖席，在“反右”后的干部清理中即被下放離校。在下放20年后，于1978年10月我奉調(diào)回到原來的單位。20年，在艱辛的人生旅程中不算短促，但歷史系人員的變化倒不是太大。因為原來我執(zhí)教中國現(xiàn)代史，就有人認為根據(jù)我的政治條件“不合適”。加以20年來自己課內(nèi)外所著意者，全在古代文史，所以，這次回來，我就自覺地要求到中國古代史教研室。這就有幸與羅老由原來的一般認識而變?yōu)橥幰弧笆摇薄２痪茫瑬|北史研究室成立，羅老調(diào)去，我也受命另組建了歷史文獻教研室。1983年，學校成立古籍研究所，以我任室主任的歷史文獻教研室人員并入古籍所為歷史文獻研究室，調(diào)羅老來任室主任，我做他的副手。加以住處近在咫尺，交往甚密。直到他退休回大連定居，我在羅老的指導下工作五六年。他退休后，我每年都去大連一兩次看望他，平時信函往還很多。直至2002年他去世。

1963至1966年近三年的時間里，羅老奉調(diào)赴京，在翠微路中華書局大院參與“二十四史”點校整理工作。他生前曾多次和我談及那段雖不平靜，但在他個人歷史上卻富有意義的三年校史生涯。現(xiàn)在，根據(jù)他平日的談話，參以他發(fā)表的有關(guān)這方面為數(shù)不多的文字，敷衍成篇，以增文苑談資。寫作此文的時候，正值點校整理本“二十四史”、《清史稿》全面修訂工程開展之際，回顧一下40年前史學界先輩們的那段崢嶸歲月和披荊斬棘的草創(chuàng)精神，應該說也還是很有意義的。

工作進程

中華書局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點校本，是根據(jù)毛澤東的擬議與部署，組織全國專家學者，前后歷時20年才完成的。雖然還存在一些毛病，但學界一致公認，它底本選優(yōu)、體例恰當、點校精確、質(zhì)量上乘，是目前“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1963年1月3日，毛澤東在將《史記·項羽本紀》批給有關(guān)同志閱讀的時候，對新出版的整理點校本的《史記》大加褒獎，說：“這個新版《史記》,標號及注解，都很醒目，好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在《訪華馀錄——出版和書店》中評論說，“可以肯定超過乾隆殿本，將成為今后研究者的標準本”,“‘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作為學術(shù)上的曠古未有的事業(yè)，意義十分重大”。

“二十四史”卷帙浩繁，內(nèi)容宏富，中華書局整理點校平裝本共計241冊，約4618萬字。再因年代久遠，版本冗雜，點校整理并非易事。加以當時社會背景極“左”思潮的嚴重影響，“文革”的干擾，所以遷延時久。從整體工作過程看，參考曾始終參加并一度主持其事的趙守儼同志意見(見《雨雨風風二十年——“二十四史”點校始末記略》,載中華書局《趙守儼文存》),我將其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58～1962年。以1958年10月范文瀾、吳晗復函毛澤東為起點：“標點‘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同各方面有關(guān)同志討論并布置，決定于明年十月前出書，作為國慶十周年獻禮，其余‘二十一史’及楊守敬歷史地圖改繪工作，也作了安排。”這里所說“二十一史”,是還含有《清史稿》在內(nèi)。其時對點校工作體例與組織整理方法，都是在逐漸摸索、不斷改進中。1959～1960年，在校勘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除做好版本對校外，還要比較系統(tǒng)地進行“本校”和“他校”,并強調(diào)要汲取前人對本史的研究成果，以為參考。并大體統(tǒng)一了標點、分段體例。開始整理出版“前四史”。

第二階段，1963～1966年。外地院校承擔的各史由分散點校改為在北京集中點校。因為分散在外地院校點校的各史，常被教學和科研任務打斷，時作時輟，影響工作的進度和質(zhì)量。經(jīng)中宣部批準，把承擔點校的有關(guān)同志借調(diào)到北京中華書局。在整理方法上，改過去為加快進度多人一書的“大兵團作戰(zhàn)”為每人一書，不配備過多的助手(給羅老配備的助手，到崗不久就去搞“社教”)。分工明確，無相互牽掣，時間有保證，精力很集中。所以，其余各書的整理工作在這一段進展比較順利。“文革”前，“前四史”已出齊。

第三階段，1966～1971年。因為“文革”初期紅衛(wèi)兵運動的破壞，“破四舊”風暴的影響，整個社會生活的混亂，都與“整理古籍”的工作格格不入。再加參與點校的老先生們大多屬于被橫掃的“牛鬼蛇神”之列，都得回原單位接受革命群眾的批判。“二十四史”的點校整理工作被迫中止。其間有戚本禹、姚文元仗恃特權(quán)，為了“搶旗幟”、“摘桃子”曾擬中興再起，但大氣候不適宜，如戚本禹，乃至自身尚且難保。所以，也只是曇花一現(xiàn)。沒有實際工作成績。

第四階段：1971～1978年。1971年4月，在北京召開出版會議，“二十四史”整理工作重新啟動。周恩來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標點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請中華書局負責加以組織，請人標點，由顧頡剛先生總其成。”當時議定：為加快整理出版進度，將《宋史》、《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五部交由上海方面點校。有關(guān)人員，再度集中。由北京負責的《清史稿》的整理工作也列入工作日程，經(jīng)過京滬兩地眾多專家、學者的艱苦努力，到1978年，全新標點整理本的“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全部出齊。

根據(jù)新華社1978年5月18日北京電：“參加‘二十四史’點校工作的有：顧頡剛、王仲犖、王毓銓、王永興、王天良、王文楚、馬伯煌、鄧廣銘、白壽彝、盧振華、馮家升、劉節(jié)、劉乃和、朱東潤、陰法魯、孫毓棠、亦鄰真、蔡尚思、嚴敦杰、楊伯峻、吳則虞、宋云彬、張政烺、張維華、張瑞璠、張家駒、陳乃乾、陳仲安、陳述、陳允吉、邵循正、羅繼祖、周清澍、周良霄、周振甫、鄭天挺、趙守儼、趙善詒、胡裕樹、柴德賡、聶崇岐、翁獨健、唐長孺、董家遵、徐鵬、徐震諤、徐德麟、傅樂煥、裴汝誠，內(nèi)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室全體人員，西北大學歷史系部分人員，南開大學歷史系明清史研究室全體人員，中華書局二編室部分人員。”根據(jù)各史修訂后“出版說明”中對點校整理者的記載得知，還有不少參與過這項工作的同志和單位，這篇電文里沒能一一列上他們的名字。

先后參加點校《清史稿》工作的，有：羅爾綱、王鍾翰、張政烺、孫毓棠、啟功以及中華書局的吳樹平等同志，劉大年也參與了一段工作。

羅繼祖參與的正好是第二階段的工作。因為1971年后《宋史》已改由上海方面負責整理點校，關(guān)山阻隔，他也就沒再參與后一階段的工作。

參與緣起

20世紀60年代初，羅繼祖寫了一篇論文《讀〈金史·傅慎微傳〉》,投給學校的學報，未予刊用。他就改投《光明日報·史學》,頗得編輯該專刊的北京大學鄧廣銘教授的青睞，即予發(fā)表。1962年秋，鄧廣銘先生應邀來吉林大學講學，在與歷史系教師座談交流時，還專門提到羅老的這篇文章，為羅老增色不少。鄧在與羅繼祖談起“二十四史”的整理點校工作時，說：“自聶崇岐去世后，《宋史》的整理工作已經(jīng)停頓，中華書局有意讓我承擔，但我實在忙不過來，經(jīng)我提議，金燦然(中華書局總編輯)有意請你搞，不知你能否同意。”羅說：“我對《宋史》不熟，恐難勝任。再說《宋史》在諸史中卷帙最多，有四百九十六卷，而我的課程不少，時間上怕也難以保證，即使做，我也只能承擔一部分。”鄧回北京不久，中華就將聶標點的第一本寄來了，羅也就無法再推辭。因為課程多，業(yè)余時間有限，工作進展很慢。等到1963年暑期后回校，學校就通知羅：中華書局調(diào)你去整理“二十四史”,是中宣部通過省委來調(diào)的，讓速去北京報到。

羅繼祖自己對他與“二十四史”之役的緣起，也有一段記敘，他在《我和 <遼史〉》一文中說：< pan>

當毛主席號召史學界重新校勘“二十四史”工作時，由中華書局廣征高校史學教師分任。《宋史》本北京大學聶崇岐教授任之，聶教授乃《宋史》專家，已將《宋史》全部圈點并寫有校記初稿，不幸中途病逝，求替者。北大鄧廣銘教授忽推薦我，我與鄧教授非夙交，只曾見我一二篇關(guān)于遼金論文，就謬許我于《宋史》有素養(yǎng)，向領(lǐng)導推薦。而中華書局并無一人與我相識，會于思泊教授時去京與中華書局接洽事務，于老和我同事，相知甚稔。中華于是轉(zhuǎn)以詢于老，從政治思想及學殖水平，于老皆力保可勝任。其實我只是一七級講師，遽與諸教授并列乃異數(shù)。

我未遍讀過《宋史》,只用時常翻翻。在職數(shù)年，因不知是什么原因，鬧了失眠和血壓高，跑醫(yī)院耽誤了許多時間。到了“文革”,校史小組臨結(jié)束也未能校完，而且粗糙。最后是上海方面高校同志完成的。我深深覺得對不起鄧、于二老。

這里說到講師職稱和于省吾老向中華力薦的事，其實，在此之前，于老就不止一次為羅老的職稱問題鳴過不平。作為校務委員，他直接向校長匡亞明、歷史系總支書記李木庚提出外，還向友人、省委宣傳部長宋振庭提出，為此，宋曾專門打電話給副校長劉靖詢問此事。與于老的奔走呼號形成強烈反差，反倒是當事人的羅本人認為同等情況的人還有，學校不容易單獨為自己解決，遂抱著無所謂的態(tài)度。學校有關(guān)部門也以“晚了一步，未趕上材料統(tǒng)一報部”為由作答。后因“文革”,一拖十幾年。江青垮臺后，他才升副教授，當教授時已年及古稀。送審到北京，審閱的專家都大吃一驚：他們以為多年前羅就是教授了。

向來對研究史籍就情有獨鐘的羅繼祖，現(xiàn)在有這樣一個擺脫教學工作、專門從事整理點校古史的機會，地點又是在北京，還能結(jié)識許多史學界的師長和同輩，當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其時，三年困難時期好不容易熬過，生活壓力已得緩解，又有了這樣千載難逢的鍛煉提高機會，所以，他是懷著歡欣與企盼的心態(tài)奔赴北京的。

優(yōu)渥有加

1963年秋冬，奉中宣部之命，先后借調(diào)到中華書局參與點校工作的有：武漢大學的唐長孺、陳仲安，山東大學的王仲犖、盧振華、張維華，中山大學的劉節(jié)，南開大學的鄭天挺和山西教育學院的王永興諸先生。點校《新五代史》的柴德賡先生雖也到京，但為了便于向陳垣老請教和與點校《舊五代史》的劉乃和先生研究交換意見，并沒有住到翠微路來。原在北京的，除傅樂煥先生于后期曾住到中華書局的招待所工作外，其余的仍各自在家點校，只是有時候碰頭開會，商量問題時才到中華書局來。

羅繼祖到中華書局報到后，從全國各地調(diào)來的人員也先后來到。讓他感到受寵若驚的是來的大都是國內(nèi)史學界的權(quán)威。如：鄭天挺當時是南開大學的副校長兼歷史系主任；唐長孺、王仲犖、劉節(jié)也都是知名的教授，北京的如北師大校長陳垣等著名學者就更多了。也就只有他與王永興、陳仲安是講師。但中華書局卻不分職位高下，工作分工，食宿安排都一律看待。

北京的生活條件本來就比長春好，再加文化部還另有伙食補貼。為他們專門辦伙，不吃中華書局食堂。工作條件也好，人各一室，每人就在自己寢室工作，對上下班的時間也不加規(guī)定。人們統(tǒng)稱他們?yōu)閷＜覍W者，羅內(nèi)心更是感到莫大的榮幸。

不久，就到了國慶節(jié)，參與點校的人都收到一張觀禮券。按當時的規(guī)定，是只有一、二級教授才能享受這份待遇的。當天，羅登上了天安門旁邊的觀禮臺，第一次見識到這樣宏大、莊嚴的場面。雖然因為距離比較遠，不能看得太清，在群眾游行開始，還是看見了毛澤東等許多黨和國家領(lǐng)導人向大家揮手致意。

國慶節(jié)過后不久，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一次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宣傳部副部長周揚、教育部部長楊秀峰、北京市市委書記鄧拓、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范文瀾，中華書局總編輯金燦然以及蕭項平、趙守儼、宋云彬等。來中華書局參與點校工作的全都參加了，包括家在北京不在書局住的陳垣、翁獨健、馮家升、劉乃和等。會議由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主持，內(nèi)容主要是總結(jié)以往情況，部署下階段工作。討論時發(fā)言的不多，記得陳垣老就古籍點校工作，很風趣地即席舉例說，只有知道“香蕉”與“蘋果”是什么,才會在它們之間加頓號；如果根本不知道它們是什么,就很難下筆。發(fā)言時間不長，就散了會，會后聚餐。

因為抽調(diào)的人都來自學校，所以，仍然執(zhí)行寒暑假休假制度，每逢放假，組內(nèi)同人回家前，中華書局都代為購好車票，并一一送上火車。

工作之余與星期天，生活也是豐富多彩的。或結(jié)伴三五，到玉淵潭公園喝茶談天，盡興始去。還可以去逛琉璃廠古舊書店，訪書購畫，相互欣賞。羅老善繪畫，但輕易不動筆。一次，應王仲犖教授之請，欣然命筆，為他畫了一把扇子，王假期攜歸，為童書業(yè)先生見到，大為贊賞，原來童先生也深諳此道，就把自己所著的《南畫研究》一帙托王代贈羅老。王先生并建議羅老抽暇將同人大眾一起繪入《翠微校史圖》中。

有時或去訪親會友。羅老的五叔福頤先生就在京城，另外常去的地方還有謝國楨先生家，還通過謝結(jié)識了與之共同師事過梁任公、王觀堂的北師大劉盼遂先生。因為謝先生曾向繼祖先生祖父叔言公請益，并求其為所著《晚明史籍考》題簽，又對明清筆記搜集很多，這與羅老同嗜，所以工作之余，羅常去謝家，每去必暢談留飯。后來羅的《永豐鄉(xiāng)人行年錄》在江蘇出版，就是請謝給寫的序言。

在認識劉盼遂先生之前，羅老就讀了他的《段王學五種》,從中羅看出作者治學嚴謹，見地深邃，自己早年寫的《段懋堂年譜》,與劉著相比，“直可焚棄”,所以，極愿與之結(jié)交。及相識之后，更見其心跡坦蕩，生活儉素，交談之際，十分投契。劉先生治學勤奮，于教學工作更是兢兢業(yè)業(yè)，深得同行們的敬重和學生們的愛戴。未意這樣一個好人，“文革”起時，因不堪街道紅衛(wèi)兵的肆意拷打?qū)徲崳煞蛉嗽谧约业乃桌镫p雙自溺身死。羅老聞訊，癡呆半晌，悵然若失。

在北京這兩年多的時間，能和這樣一些重量級的人物比肩而坐，共席而食，切磋學問，交流感情，都是此前羅老從來沒有享受過的殊榮和憧憬、企盼而不可得的理想生活。所以，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風起青萍之末——批判劉節(jié)

自1962年秋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強調(diào)階級斗爭以來，伴隨國際上的反帝批修斗爭，國內(nèi)突出政治、學毛著、學雷鋒、學解放軍，文化領(lǐng)域的“寫三十年”、停演“鬼戲”,開展“社教”。在這種政治氛圍下，參與點校古史的老先生們，也由原先終日校書，不參加任何學習，而逐漸增加了文件傳達、政治學習。其時，金燦然病休，由蕭項平主持其事。一次，蕭在傳達大慶油田工人披荊斬棘、爬冰臥雪、戰(zhàn)勝各種困難拿下大油田英雄業(yè)績的時候，大家都感到無比興奮。文件強調(diào)大慶工人之所以能夠創(chuàng)造如此奇跡，全靠兩論(《實踐論》、《矛盾論》)起家，即全靠學習戰(zhàn)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蕭要求大家要結(jié)合自己的工作，即點校“二十四史”中學習與運用毛主席思想。大家都因為毛主席在這方面沒有具體指示而感到困難。到1965年春，“四清”的二十三條下達，其中有批判形而上學的煩瑣哲學，結(jié)合這一指示，大家體會到，點校中一字一點，本身就很煩瑣。如果再在異文考證、校記中把那些無關(guān)宏旨的東西一一羅列，就更加煩瑣了。但過于簡略又不能說明問題，對讀者沒有幫助。所以關(guān)鍵在于選擇準確，繁簡適當，才能既按要求完成任務，又能避免形而上學的煩瑣哲學。

大家在討論怎樣“突出政治”,把階級斗爭的觀點運用到業(yè)務工作中來的問題上，對用標點來體現(xiàn)階級立場的做法看法不一。有人認為原文中的“匪”、“賊”等對農(nóng)民起義領(lǐng)袖的污蔑用字，應該用引號以表明我們的態(tài)度；而大部分人則以為標點是表明原作者的文義的。加了引號，其實是美化了作者。這個問題當時莫衷一是，一直到1971年，“二十四史”的點校工作再度開始，周總理在接見出版會議的與會人員時，問到“二十四史”,匯報的同志連帶提出了在標點上突出“階級觀點”的事，總理說：“不要搞這個了吧，標點只能反映原文的意思，怎么能體現(xiàn)點校者的階級觀點!”周恩來一錘定音，問題才算得到解決。

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發(fā)表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其中把“退田風”、“翻案風”與現(xiàn)實聯(lián)系起來，在知識分子群體中引發(fā)極大反響。點校組里有人根據(jù)史料對姚文元此文進行駁正。羅繼祖對海瑞的史實不熟，但他認為，在封建社會里，像海瑞這樣的“清官”總還是比魚肉人民的贓官、昏官要好。至于聯(lián)系現(xiàn)在的“翻案風”總覺得有些牽強附會的意味。只是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他未敢表露。

在這種政治氣氛中，點校整理工作也越來越“左”。只單一強調(diào)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貫徹執(zhí)行毛主席有關(guān)正確對待文化遺產(chǎn)的指示；反對頌古非今、復古主義、煩瑣考證，堅持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真正應該研究探討的校史方面的業(yè)務，根本不能也不敢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在聯(lián)系政治思想實際的時候，點校組還開展了對劉節(jié)的批判。

劉節(jié)(1901～1977),字子植。就讀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時，曾師從王國維、梁啟超和陳寅恪。畢業(yè)后任河南大學教授，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先后在浙江大學、金陵大學任教，專心于古代史研究。20世紀50年代初，劉節(jié)任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其后一直在中山大學執(zhí)教，直到1977年辭世。先生于先秦古史、先秦諸子思想、史學史的研究成就卓著,兼及古文字學、古金石學、中國語文史，均有著述。

在為人氣節(jié)上，劉節(jié)深受其師陳寅恪的影響，追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故后來的歷次運動中皆為批判對象。1963年，全國有影響的報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歷史研究》、《文史哲》、《學術(shù)研究》分別刊文，批判其“資產(chǎn)階級人性論和歷史唯心主義”。但這位倔犟的學者，從不作違心的檢查，1956、1957年被迫停止授課時，他就曾讓學生到自己家里給他們講中國古代文獻課。逢年過節(jié)，任歷史系主任的劉節(jié)去拜望老師陳寅恪，必行傳統(tǒng)叩頭大禮。一絲不茍，其重道尊師之精神，執(zhí)著如此。

劉節(jié)來中華書局是負責點校《舊唐書》的。他的被批判，主要是因為他一生推崇孔子，崇拜儒學，對當時宣傳得越來越強烈的“階級斗爭”有看法。他說：“經(jīng)過了這么多次運動，哪里還有那么多的階級敵人。所以，現(xiàn)在不應該再強調(diào)階級斗爭了，把政治空氣搞得那么緊張，人們誰受得了。應該強調(diào)生產(chǎn)斗爭，提高生產(chǎn)力，改善人民生活。”因為這些話，他在公開場合經(jīng)常說，鋒芒太露，書局領(lǐng)導就組織點校組成員，還有中華的幾位同志參加，幾次開會批判他。但他的態(tài)度十分強硬，對給他提意見的一一予以批駁，拒不承認錯誤，說自己什么問題也沒有。所以，批判會無法開下去。問題一直拖到1965年，劉節(jié)的言行也更加不能為當時的世風所容，書局遂以其點校稿存在問題為由，讓他第一個離開中華書局回到廣州。

這種特立獨行性格的人，在“史無前例”的是非顛倒、黑白混淆的橫暴歲月里，其遭際可以想象。在“文革”期間，他共遭受60多場批斗，但仍坦然處之，并不屈服。“文革”初起時，學生要斗爭陳寅恪，劉節(jié)竭力攔住學生，大呼：“我是他的學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萬別斗他!”此事其后廣為流傳，成為佳話。

傅樂煥之死

傅樂煥(1913～1966),民族史學家，山東聊城人。1936年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yè)，1937年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1947年得英國文化委員會資助，赴英國人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留學，1950年獲博士學位后回國。1950～1951年，在中國科學院考古所任研究員。1952年調(diào)中央民族學院(現(xiàn)中央民族大學),先后在研究部、歷史系工作，任歷史系副主任等職，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和學術(shù)委員。曾參加滿族、達斡爾族等少數(shù)民族的民族識別和社會歷史調(diào)查。長期從事北方民族史的研究與教學，在遼金史的研究方面成績尤著。曾參與《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辭海》編纂與編輯《中國歷史小叢書》等工作。主要著述有《遼史叢考》、《康熙年代的中西關(guān)系》等。

“二十四史”整理工作開展，他負責點校《金史》,與羅繼祖同在一組。他雖然家在北京，因距中華書局較遠，為了集中精力早日完成任務，遂也搬來書局里住，又與羅老聯(lián)床而居。故而交往頻繁，情誼頗篤。因為他是傅斯年的侄子，讀書時就住在傅斯年的家里，生活和學業(yè)上都得到傅斯年的不少幫助。而在20世紀60年代，“血統(tǒng)論”嚴重影響所及，傅斯年就是反革命的代稱，極被看重的家庭影響，再加上傅樂煥還與胡適有不少關(guān)系，這在當時是被看做重大的社會關(guān)系，聽說他似乎還有“歷史問題”。所以運動剛一開始，中央民族學院就把他作為重點，要求他停止中華書局的工作，回校檢查并接受群眾批判。

傅樂煥生性內(nèi)向，平時不茍言笑，昔日同窗把他們素來眾所佩服的幾位加以詼諧概括，就有“樂煥不樂(平日一臉嚴肅),恭三不恭(鄧廣銘，字恭三，平時頗有些恃才傲物),政烺不政(說張政烺書生氣十足，根本不懂政治)”的說法，現(xiàn)在，政治運動到來前的緊張氣氛里，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更是神情緊張，惶惶不可終日。羅老看在眼里，但在泥馬渡江、自身難保情況下，平時也木訥少言的他，也實在找不出什么話來寬慰他。

傅離開翠微路大院時，趙守儼還與他打過招呼，當時并沒有發(fā)現(xiàn)他有何異常。不意他竟于1966年5月23日在陶然亭跳湖自殺。消息傳來，大家都很震驚。尤其對“偽滿漢奸”羅振玉之孫的羅老來說，傅氏家庭影響的死因，更不可能不成為他思想上揮之難去的陰影。書局領(lǐng)導也及時地考慮到了這一點，就派鄭天挺、唐長孺找羅老談話。在勸慰的同時，要羅老解除顧慮，放下包袱，相信黨和群眾，正確對待運動。特別指出傅氏已誤，不可再誤，使悲劇重演。

雖說過去羅老與他們二位沒有深交，但因鄭先生和謝國楨交好，而羅、謝情誼頗厚，遂亦成知己。唐師之外家為南潯劉氏，著名藏書家、出版家劉承干為其舅氏，唐師研讀遼、金、元史所作有關(guān)論著之論文集《山居存稿》,其中《 <遼史·天祚紀> 證釋》附記中說，唐師一度亦曾擬習遼史，及見羅老《遼史校勘記》出，而毅然輟筆。實晤面之前，二人已相知日久。加以近三年來的朝夕相處，感情甚篤。

在當時，羅老心里當然明白，祖父的問題，不能等同自己的問題，但從當時前所未有的“左”的政治形勢中，參以在此之前歷次運動的經(jīng)歷，他已經(jīng)確斷，要像以往的運動那樣得能自我保全很難，在這次運動中，他怕是在劫難逃了。

山雨欲來

隨著《燕山夜話》、“三家村”揭批的深人，羅老的神經(jīng)也更趨緊張。早在長春時，他和于省吾老就對《燕山夜話》十分欣賞，陸續(xù)購買了單行本。來中華書局后，他又在點校組同人中宣傳過，自己很緊張，唯恐因此罹禍。繼而又聽說“三家村”的“后臺”是彭真，和所謂的彭、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四家店”有聯(lián)系。就在這時，中華書局的“二十四史”的主持者金燦然被視為與吳晗、鄧拓、翦伯贊關(guān)系密切而成為運動的重點被批判，文化部還派來了工作組。金燦然在歷經(jīng)苦難后去了干校，后被送回北京，終于流落街頭凄然離世。此一工程的重要支持者齊燕銘也被投入監(jiān)獄，關(guān)押多年。

因為政治高壓，點校組的同人精神都很緊張，不知道自己未來的命運。

在劉節(jié)被逐、傅樂煥投陶然亭湖水自盡后，山東也來信要求王仲犖和盧、張回校參加運動。客觀地看，點校工作實際上已難以為繼，只好宣告暫停，各自回校。

羅老記述他與其五叔福頤先生辭行一段，頗可窺見其當時的情緒：“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運動興，中華校史小組解散，予將返長春，行有日，詣叔辭，執(zhí)手黯然，以運動長短不可知。既別去，叔復跡予何楚侯舅氏宣內(nèi)寓所，切囑：‘運動中吾輩當效古人“唾面自干”,是非黑白勿遽辨也。’予唯唯。”(《魯思堂談往錄·梓溪叔哀辭》)后來得知，福頤先生于運動初期遭際慘痛，家庭書籍什物，洗劫一空。羅老始服其先見之明。

因為當時羅老身體不好，想先回大連家里休養(yǎng)幾天再回學校參加運動，信發(fā)出又感到是否會被人誤會自己是逃避運動，遂再發(fā)一信稱已改擬“直接回校”,系里接得頭一封信，立即回信：“直接回校，一面參加運動，一面治療疾病。”回校的第二天羅老就去看大字報，在揭露匡亞明的大字報中已經(jīng)點了他的名。還有大字報揭發(fā)他在《春游瑣談》中所寫的筆記《斬上書人》、《訟堂養(yǎng)豬》為蓄意影射攻擊，且稱與張伯駒所組成之“春游社”系反革命小集團，為“三家村”分店等。沒隔多久，他就被打入了“黑幫”隊伍。

來源：《歷史學家茶座》第5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