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6名中國戰俘被押往日本之后

本文轉自《新周報》，本版文章均據《檔案揭秘：抗戰第一現場》

導讀:1944年9月至10月，接連兩批共986名中國戰俘被押往日本，戰俘中，有國民黨，有共產黨，還有工人、農民和小商販。就是這樣看似一盤散沙的戰俘隊，在八個月后，竟然發動了一場震驚世界的暴動，號稱“中國人民在日本本土打響的唯一一次抗日戰爭”，而這次暴動的發起者和領袖，就是耿諄。

986名中國戰俘被押往日本

1944年9月的一天，北平清華園戰俘營里充滿了緊張的氣氛，經過嚴格的身體檢查，300名戰俘被挑選出來，連夜坐火車趕往青島。面對未知的命運，戰俘們心懷忐忑。是被槍斃，還是要進行人體試驗？大家心里一點兒底兒都沒有。直到被驅趕到輪船上，擁擠在一起，駛往茫茫大海，才有日本看守告訴大家，此行的目的地是趕往日本。

耿諄

國民黨第十五軍六十四師一九一團上尉連長耿諄，在這300人中并不起眼，五個月前，在洛陽保衛戰中受傷被俘的他，身體還沒完全恢復，膝蓋里殘留的彈片，不時隱隱作痛。然而，看到戰友們有的失聲痛哭，有的垂首飲泣，有的人甚至拿頭去撞甲板，想一死了事，耿諄心里卻越發清醒。他知道，只有接受現實，保存實力，將來才有力量和敵人斗爭。他主動找到負責押送的日軍隊長，為大家爭取更好的伙食和更多的在甲板上活動的時間。

日軍隊長部分地接受了耿諄的要求。有吃，有活動，戰俘們緊張的神經終于放松了一些，大家對耿諄信任了，日本人管理起來也覺得方便，就順便讓耿諄當戰俘大隊長。

經過四晝夜的海上顛簸，輪船駛抵日本下關。日軍又把他們用火車押往秋田縣花岡町中山寮戰俘營。據戰后揭秘的日本史料記載，整個“二戰”期間，日本政府為了彌補國內勞動力的不足，曾從中國、朝鮮、俄羅斯、菲律賓等地擄掠大量勞工到日本，其中，單是中國勞工就有超過4萬名。

耿諄這批戰俘已經是押往日本的第22批中國戰俘了，一個月后，又一批中國戰俘被送到中山寮戰俘營，這兩批戰俘共計986名，編為一個大隊，仍由耿諄任隊長。戰俘中，有國民黨，有共產黨，還有工人、農民和小商販，最小的十二三歲，最大的五六十歲，分為三個中隊、九個小隊，另外還有一個老頭班和一個小孩班。

就是這樣看似一盤散沙的戰俘隊，誰也料想不到，在八個月后，竟然發動了一場震驚世界的暴動，號稱“中國人民在日本本土打響的唯一一次抗日戰爭”，而這次暴動的發起者和領袖，就是耿諄。

在日本本土打響的抗日戰爭

帶著遍布全身的彈片，29歲的耿諄被擄掠到日本秋田縣花岡礦山的鹿島組（今鹿島建設公司）花岡作業場，等待他們這些勞工的，是地獄般殘酷的現實。具體來說，鹿島組給勞工們安排的任務是給銅礦挖排污下水道，水道寬4米、深2米，但挖到1米深就向外浸水了，大家只好在水里作業。寒冬臘月，每個人只有一件單軍衣，腳上只穿雙草鞋，很多人腳心腳背生滿了凍瘡，有的人腳指頭都凍掉了。

和惡劣的工作環境相比，日本監工的態度更加惡劣，可以說是非打即罵。勞工們的伙食每天就是兩個饅頭和一頓面糊，饅頭比日本人使用的茶杯還小，逐漸地只給少得可憐的一點橡子面和蘋果渣。

后來，大家只好到山上找野草吃，還不敢讓日本人看到。中毒、餓死人的事經常發生。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勞工們忍辱負重干了將近一年，死去200多人，病倒的有百十人。作為大隊長，耿諄多次去找日方進行交涉，被他們用棍子一頓亂揍趕了出去。

圖為在花岡集中營飽受虐待的中國勞工幸存者

眼看著這剩下的700多人危在旦夕，耿諄和勞工里面的骨干進行商議之后，決定帶領大家發動暴動，初步計劃是往北海道的方向跑，到達海邊，如果能搶到船只就漂流大海，到了北海道再做打算，如果不成，就與日本人決戰后全部投海自殺。

1945年6月30日晚，暴動發生，耿諄帶領700余名勞工們趁夜色沖進監工住房，棍棒齊下，當場砸死3個監工，其余5個監工越窗逃跑。整個礦山頓時大亂，到處拉響了警報。日本人出動兩萬多人進行圍剿，因為手中沒有武器，中國勞工發動的“花岡暴動”很快遭到日本軍警的殘酷鎮壓，130多人被當場打死，剩下的都被押到花崗町廣場。

三天三夜，勞工們被捆綁雙手，跪在鋪著石子的地上，烈日當空，滴水未進，又有70多人饑渴而死。至此，被強擄到花岡的986名中國勞工，共計418人被日本法西斯迫害致死，這就是震驚世界的“花岡慘案”，又稱“花岡事件”。

被關進日本監獄的“死刑犯”

作為花岡暴動的領導者，耿諄首當其沖受到日本軍事法庭的審判。耿諄本是上尉連長，敵人卻認為他是將官，并認為他們暴動的目的是要顛覆日本政府。由此可知，日本當局對“花岡暴動”是多么震驚。

經過12天的審訊之后，敵人把耿諄等12人用汽車押送秋田縣監獄。入獄后，他們都被關入單人牢房，每餐僅能吃一個米團，另加一碗米湯。

一天，幾個便衣日本人突然對耿諄進行刑訊。他們用棍棒猛擊他的頭部，他幾次昏倒在地，幾乎喪命。而后，正式開庭審判，耿諄被判定為殺人罪成立，判處死刑。其余11人為無期徒刑和15年、5年等徒刑。

宣判后半個月左右，耿諄懷著必死的決心，在監獄里等待執行死刑。一天夜里，他正要入睡，飛機的轟炸聲驟然而至，日本反戰派大學生小長光，也在同一所監獄坐牢，他拿出紙筆寫下了“日本敗戰”四字給耿諄，這時候耿諄才知道，日本已經戰敗投降。

當年9月11日，耿諄被改判為無期徒刑。進駐秋田縣的美國占領軍得知“花岡事件”的情況后，對鹿島組的有關人員進行了審訊。最后，鹿島組花岡事務所所長及其他6人被送進了秋田監獄；耿諄大隊長及其他11名中國人于1945年10月1日被釋放，并為美國第八軍在橫濱舉行的乙丙級戰犯審判出庭作證，為法庭提供關鍵證據，依法處決了虐待戰俘的首惡河野正敏、伊勢、福田等戰犯。

根據美軍法庭的庭審，鹿島組花崗事務所強行抓捕交戰國國民并強迫他們勞動，是違反國際法的。隨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也在判決中明確指出：花岡的418名勞工是死于饑餓、拷打審訊及管理不當。審判的主旨不是針對“勞動者”的殘酷使役，而是針對“俘虜”的虐待。這些判決，將日本法西斯強征奴役勞工的行為昭示于天下，為今后清算日本法西斯罪行留下了珍貴的歷史檔案。

中國勞工的賠償之路

1946年5月，中國駐日代表團把耿諄等人接到東京中野區，準備就花岡慘案進行徹底的審判。這時，耿諄頭疼嚴重發作，醫治無效，經批準回國還鄉休養。審判始于1947年11月26日，1948年3月1日終審判決。判處絞刑3人，無期徒刑1人，有期徒刑（20年）2人。判有期徒刑的2人是警察，其他均為鹿島組有關人員。

已經回到國內的耿諄，聽到消息后，稍顯欣慰。但他怎么也想不到，由于戰后日美關系的密切發展，這些本該受到嚴懲的戰爭罪犯，卻得到減刑，并且活了下來。之后，中國勞工的賠償之路，走得十分漫長、十分坎坷。

1987年6月，時隔40多年之后，耿諄再次來到日本，應邀出席在花岡舉行的中國人殉難者慰靈祭。歸國之后，他聯系其他幸存者及遺屬，于1989年12月，以“花岡事件”受難者聯誼會的名義，向鹿島建設公司發出公開信，要求他們：正式道歉、建立紀念館、向每人支付500萬日元的賠償金。

鹿島建設公司表示“深甚的謝罪之意”，但對于賠償問題遲遲不予表態。1995年6月28日，以耿諄為首的11名花岡事件幸存者和死難者遺屬，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當年役使迫害中國勞工的鹿島建設公司謝罪并給予經濟賠償。

經過20多輪馬拉松式漫長的調解，2000年11月29日，原告、被告雙方達成“和解”。鹿島公司向受害者支付5億日元，建立“花岡和平友好基金”。但在第二天，日本鹿島公司發表“聲明”，否認自己奴役中國勞工的罪行，并否認這一基金含有補償、賠償的性質。消息傳到國內，耿諄憤慨萬分，發表嚴正聲明表示：和解對耿諄無效，拒絕領取“捐出金”，并嚴詞譴責和抗議鹿島公司拒不認罪的行為。

2000年，耿諄已經85歲。在有生之年，為當年慘遭日本法西斯蹂躪的中國勞工伸張正義，成為他最大的心愿。然而，他的心愿始終沒有實現。2012年8月27日，耿諄在河南襄城老家走完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