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藥“大變局”

如果回顧過去十年中國核藥產業的發展軌跡，可以發現一個清晰的階段性邏輯。

在早期的“核素時代”，行業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同位素從哪里來？無論是PET診斷還是治療性核藥，穩定的放射性核素供應始終是產業最底層的約束條件。

大量醫用同位素長期依賴進口，令中國核藥研發不得不長期面對如此尷尬現實——即便擁有優秀的藥物設計能力，也可能因為供應鏈不穩定而難以推進臨床。好在，這種處境正出現令人興奮的轉折。

2025年，秦山核電利用商用重水堆成功輻照生產醫用釔-90，并完成出堆檢測，標志著中國已具備利用商用反應堆生產關鍵醫用同位素的能力。釔-90是當前肝癌內放療等治療性核藥的重要核素，其上游供應的本土化，被視為中國核藥產業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一步。

疊加國內RDC研發管線快速推進的現實，可以說，一個新的產業階段已經開始展露：當核素不再是最稀缺資源，中國核藥創新真正的競爭維度開始上移。

過去行業比的是誰能獲得同位素、誰能更快復制海外靶點；未來十年，競爭將更多發生在更上游的環節——配體、靶點與技術平臺。換句話說，中國核藥產業正在從“資源驅動”進入“源頭創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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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想象“配體”

在RDC體系，靶向配體承擔著“導航系統”的角色。它決定放射性核素最終能否準確抵達腫瘤組織，同時避免正常組織暴露。

過去很長時間里，核藥研發在配體選擇上顯得相對保守。PSMA靶向分子通常采用小分子配體，SSTR靶向藥物則大多來自多肽框架，而抗體由于分子量過大、體內清除緩慢，一度被認為不適合用于放射性藥物。

這種技術路徑并非錯誤，但也逐漸暴露出局限。當越來越多企業擠入相同靶點、相似分子結構時，療效和安全性的提升空間開始變得有限。

于是，一部分研發者開始重新思考一個更基礎的問題：究竟什么樣的分子才是最理想的放射導航系統？

納米抗體的出現為這一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答案。

與傳統抗體相比，這種分子片段體積更小，卻仍然保持較高的親和力，同時具有更好的組織穿透能力。由于缺乏Fc結構域，它在血液中的清除速度更快，從而顯著降低骨髓暴露風險。對于RDC而言，這種“高腫瘤攝取、低系統暴露”的特性恰恰是擴大治療窗口的關鍵。

與此同時，環肽也在重新回到研究者的視野。

環肽在空間結構上更加穩定，往往表現出更高的受體親和力和更好的代謝穩定性。過去限制環肽應用的主要問題在于篩選效率，但隨著mRNA展示技術的成熟，研究者已經可以在數十億甚至萬億規模的多肽文庫中快速篩選高親和力分子，再結合計算模型進行結構優化，這一技術瓶頸正在被逐步突破。

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方向，是雙靶向配體。

腫瘤異質性始終是精準治療的核心挑戰，同一腫瘤內部往往存在多種不同抗原表達模式。單一靶點藥物難以覆蓋全部腫瘤細胞，而雙靶向設計則試圖通過同時識別兩個抗原來擴大覆蓋范圍，同時提升腫瘤攝取量。

這些探索表明，RDC配體設計正在擺脫單一技術路徑，進入一個更開放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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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點版圖在遷移

配體工具箱的擴大，直接改變了靶點選擇的邏輯。

目前，中國RDC管線仍然高度集中于少數成熟靶點，例如PSMA和SSTR。這種集中并不意外。成熟靶點意味著生物學機制清晰、臨床驗證充分、監管路徑明確，因此能夠顯著降低研發風險。

但當幾十家公司同時布局同一靶點時，創新空間不可避免地被壓縮。隨著行業競爭加劇，一些企業開始將視線投向那些生物學基礎明確、但尚未被充分開發的靶點。

FAP（成纖維細胞活化蛋白）就是其中之一。該蛋白在正常組織中表達極低，卻在大量實體瘤的腫瘤相關成纖維細胞中高度表達。由于其在腫瘤微環境中的廣泛存在，FAP被認為有潛力成為一種“廣譜”實體瘤靶點，目前全球已有多條FAP靶向核藥管線進入臨床研究。

類似的探索還包括組織因子（TF）等與腫瘤血管生成或轉移相關的靶點。這些靶點往往在多種高致死率腫瘤中表達，但其開發難度也顯著高于傳統靶點，因此長期處于相對空白的狀態。

對中國企業而言，這種靶點遷移既是機會，也是風險。過于保守可能陷入同質化競爭，而過于激進則可能在早期驗證階段遭遇失敗。如何在差異化和可行性之間找到平衡，將成為未來幾年核藥研發的重要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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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才是壁壘？

與傳統小分子或抗體藥物相比，RDC研發具有更明顯的跨學科屬性。

它不僅涉及抗體工程和配體設計，還需要放射化學、核物理、腫瘤生物學等多個領域的深度協同。一個分子的成功往往取決于多個環節同時達到最佳狀態：靶點表達、配體親和力、螯合劑穩定性、核素半衰期以及體內分布。

這使得RDC創新很難依賴單個分子突破，而更依賴系統化的平臺能力。一個成熟的研發體系需要覆蓋從靶點發現、配體篩選、放射標記到臨床前評價的完整鏈條，并能夠在早期階段對分子性能進行系統優化。

這種平臺化能力的重要性，在放射性藥物領域尤為突出。由于涉及核素生產、運輸和輻射防護等復雜流程，RDC臨床試驗的成本遠高于普通藥物。一旦在進入臨床后才發現分子設計存在缺陷，研發代價將非常高昂。

因此，越來越多企業開始嘗試通過高通量篩選、結構預測和計算模擬等工具，讓RDC研發逐漸從經驗驅動走向理性設計。

當核素供應逐漸穩定、技術路徑不斷擴展，中國RDC產業的競爭邏輯也在悄然變化。

未來真正決定企業位置的，不再只是單一管線，而是企業是否能夠在配體設計、靶點探索、研發平臺和產業基礎設施之間建立完整體系。這也正是當前行業最值得討論的問題：中國RDC創新的下一階段突破，將來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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