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敢判無罪，法治才有力量——從無罪判決率再創新低說起

近期，司法實踐中無罪判決率再創新低，引發社會廣泛關注。一些依法應當宣告無罪的案件，因種種顧慮不敢判、不愿判，導致正義遲到、小民蒙冤。作為一名長期從事司法工作的法律人，我對此深感憂心。加之剛剛看完溫州袁芳烈糾正“八大王”冤錯案件的資料，更讓我對當下司法堅守良知、依法公正裁判的極端重要性，感慨至深。故寫此文，以作呼吁。

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單一公有制結構，一步步邁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的改革之路始終是“摸著石頭過河”，在探索中前行，在調整中完善。在這一特殊歷史轉型進程中制定的諸多法律法規，帶有鮮明的計劃管控色彩、管控思維和懲戒導向。歷經數十年社會變遷，不少法律法規已經明顯滯后于時代、滯后于實踐、滯后于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期待，普遍存在標準僵化、處罰嚴苛、法理不足、情理不通、合理性欠缺等突出問題。

司法實踐中，我們屢屢面對這樣的困境：當事人僅僅存在輕微、偶然、無主觀惡性、無實質危害的違規違法行為，甚至只是改革探索中的嘗試性行為，僅僅因為適用陳舊、嚴苛、滯后的舊法舊規，就被過度追責、過重處罰，甚至被錯誤定罪判刑。機械司法、唯條文論、死守字面含義、不敢擔當、不愿擔當的現象，不僅直接損害個案當事人的合法權利，更侵蝕司法公信力，傷害社會對法治的信心，壓抑社會創新活力與改革動力。

對此，法官必須拿出司法良知和擔當勇氣，立足歷史、面向未來，只要符合無罪條件，就要堅守底線、不枉不縱，用一個個具體案件的公正裁判，推動中國法治不斷向前發展。

一、法律法規滯后嚴苛，源于經濟社會轉型歷史印記

很多人不禁要問，為什么當下仍有部分法律法規與現實脫節、與情理相悖、處罰偏重？這并非立法者的刻意為之，而是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留下的特殊歷史印記，是特定發展階段不可避免的現象。

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法律的主要功能是維護管控秩序、保障行政執行、規范計劃落實。當時的立法理念，天然偏向重管控、輕權利，重懲戒、輕包容，重秩序、輕自由。法律條文以約束、禁止、處罰為主要導向，對市場主體的經營權、財產權、人格權等私權利缺乏充分、細致、周全的保障。當年針對個體經營、民營企業、市場交易的諸多限制性規定，本質上是為計劃經濟服務，而不是為激發市場活力、保護創新創業而設計。

而我國由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場沒有先例可循的變革。我們沒有成熟模式可以直接移植，只能邊實踐、邊總結、邊試點、邊立法，改革具有漸進性、階段性、反復性。這就使得立法長期處于“追趕實踐”的狀態：一方面，計劃經濟時期的舊法未能及時全面清理廢止，大量嚴苛、僵化、不合時宜的條款被保留下來；另一方面，后續立法為求穩妥，仍延續了較強的管控思維，處罰起點高、裁量空間小、寬容度不足，難以適應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律。

由此便形成了十分突出的矛盾：舊法管新事、苛法罰輕錯。數字經濟、民營經濟、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卻仍受幾十年前陳舊法規的約束；一些無心之失、輕微過失、探索性行為，卻可能面臨高額處罰、吊銷證照乃至刑事追責。這樣的法律適用，早已偏離法治的本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阻礙發展、損害公平的制度性障礙。

二、機械司法固守舊法，損害個案正義與司法公信

面對滯后、嚴苛的法律法規，如果司法機關一味固守條文字面含義，機械適用、簡單對號入座，片面追求形式上的“依法裁判”，而無視實質正義、社會情理與時代發展，必然造成嚴重的負面效果。

一方面，個案正義被直接犧牲。法律的生命在于公正，而不在于形式。實踐中，大量案件的當事人主觀惡性極小、行為危害極輕、情節顯著輕微，有的行為甚至符合改革方向、具有合理性與正當性，卻因為法條滯后嚴苛，被定罪判刑、苛以重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王力軍案。內蒙古農民王力軍未辦許可證收購玉米轉賣，原審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判刑。最高院指令再審，法院改判無罪。裁判指出，其行為僅違反行政規定，未嚴重擾亂市場秩序，不具備刑事處罰必要性，彰顯罪刑法定、罪責刑相適應原則。還有其他普通群眾、中小經營者，因為不了解過時規定、無心觸犯條款，而承受過重處罰。這類裁判形式上似乎“于法有據”，實質上明顯不公，完全喪失司法應有的立場與溫度。

另一方面，司法公信力被嚴重削弱。人民群眾判斷司法是否公正，依靠的是樸素的公平正義觀。當裁判結果明顯不合情理、不近人情、明顯過重、明顯失衡，即便在文字上符合法條，也不可能獲得社會認同。眾多冤錯案件一再警示我們：機械司法、固守陳舊認識，會釀成無可挽回的悲劇。即便多年后得以糾正，對司法權威、對社會信心的傷害已經形成。久而久之，公眾會質疑法律的正當性，質疑司法的公正性，進而動搖法治信仰的根基。

更值得警惕的是，機械司法會成為改革發展的阻力。中國的改革開放，本身就是在試錯中前行。創新創業、市場探索、經營模式創新，都需要寬松、包容、穩定、可預期的法治環境。滯后嚴苛的法律，疊加不敢擔當、不愿擔當的機械司法，必然導致市場主體動輒得咎、企業家顧慮重重、創業者畏縮不前，最終壓抑社會活力，影響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三、法系差異凸顯法官擔當的現實必要性

有人或許會提出，其他國家如何應對法律滯后問題？比較兩大法系的制度邏輯，我們更能深刻認識到，在我國當下的司法體制下，強調法官擔當、堅持依法公正裁判，具有極強的現實必要性。

英美法系為代表的判例法國家，實行遵循先例原則，法官享有較大的法律解釋與規則發展空間。一旦原有規則滯后、嚴苛、不合理，法官可以通過個案裁判，對規則進行修正、細化、限縮，甚至創設新的裁判規則，使法律在實踐中動態更新、與時俱進，能夠自行化解法律滯后的矛盾。

而我國是成文法國家，以制定法作為主要法律淵源，法官不能造法，只能依法裁判。同時，法律的立改廢釋程序嚴格、周期較長，難以快速應對層出不窮的新情況、新問題。更值得關注的是，在司法實踐中，不少法官存在明顯的畏難、避責心態：怕被質疑、怕被問責、怕擔風險、怕惹爭議。明明知道法律滯后、處罰過重、不應定罪，也不敢堅持無罪判決，不愿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寧可機械適用法條，讓當事人承受不公結果。

成文法固有的滯后性、轉型期法律法規的先天不足、部分法官不敢擔當的現實心態，三者疊加，使得滯后、嚴苛法律的弊端被不斷放大。正因如此，我們必須反復強調、大聲呼吁：中國的法官，不能做只會套用條文的機器，而要做堅守公平、守護正義、敢于擔當的司法者。

四、滯后法規下依法裁判無罪具備堅實法理基礎

有人可能會質疑：在法律沒有修改的情況下，依法作出無罪、從輕、不處罰的裁判，是否違背“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答案是否定的。在法律法規滯后、嚴苛、不合理的背景下，堅持實質公正、依法宣告無罪，不僅不違法，恰恰是對法治精神的真正恪守，具有充分、堅實、不容置疑的法理基礎。

第一，實質正義高于形式正義。法治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公平正義，而不是固守條文文字。如果機械適用法律，必然導致明顯不公、違背常識常理常情，法官就有義務通過法律解釋、價值衡量、限縮適用等方式，實現個案公正。這不是違法，而是更高層次的依法裁判。

第二，過罰相當、罪責刑相適應是底線原則。無論是刑法中的罪責刑相適應，還是行政法中的過罰相當，都是最基本的法律原則。處罰必須與行為的性質、情節、社會危害性、主觀過錯程度相匹配。對于輕微違規、無心之失、危害極小、情節顯著輕微的行為，堅決不能入罪，堅決不能重罰。法官據此依法不追訴、不定罪、判無罪，正是對法律基本原則的堅守。

第三，尊重和保障人權是憲法要求。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滯后、嚴苛的法律法規，往往偏重秩序管控，輕視人身權、財產權、經營權等基本權利。法官在個案中堅守無罪底線、防止錯誤定罪、避免過度處罰，正是維護憲法權威、保障基本人權的具體體現。

第四，法律必須與社會發展相適應。法律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服務于國家發展和人民利益。社會在發展、時代在進步、理念在更新，法官不能用幾十年前的思維和標準，裁判今天的案件。通過個案裁判實現法律適用的現代化、合理化、人性化，是彌補成文法滯后性的必然路徑。

五、法官應立足歷史與未來，堅守無罪裁判底線

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法官手握生殺予奪、定罪處刑之權，一言一行，關乎當事人名譽、財產、自由乃至生命，關乎法治形象與國家未來。在此，謹向全國廣大司法人員鄭重呼吁：

第一，摒棄畏責心態，勇于司法擔當。不要怕堅持原則被非議，不要怕依法判無罪被質疑。不敢擔當、不愿擔當、機械司法、漠視不公，才是對司法職責最大的背離。法官的良知、擔當、堅守，遠比機械守法更重要。

第二，立足歷史視角，客觀評判行為。很多當年被認定“違法”“犯罪”的行為，放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其實是市場萌芽、創業探索、合理經營。法官要讀懂歷史、理解時代、把握規律，不被滯后法條所束縛。

第三，著眼法治未來，堅持公正裁判。一個案件的裁判，不只解決當下糾紛，更影響價值導向、社會預期、法治進程。一次正當的無罪判決，可以穩定一類群體、溫暖整個社會、推動制度完善。法官要以對歷史負責、對法治負責、對人民負責的態度，辦好每一起案件。

第四，堅守司法底線，依法大膽判無罪。只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依法不構成犯罪，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或者適用法律明顯滯后、嚴苛、不合理，一審就應當敢于、勇于、堅決判決無罪，絕不含糊、絕不遷就、絕不妥協。疑罪從無、無罪推定、不枉不縱，不是口號，而是法官必須堅守的底線。

六、依法公正裁判能夠全面推動法治文明進步

法官在個案中堅守正義、依法宣告無罪、糾正錯誤裁判，其意義絕不止于個案本身，而是對整個法治體系的完善、對社會進步的有力推動。

其一，為立法完善提供實踐依據。每一份無罪判決，都是對滯后、嚴苛、不合理法律的現實檢驗。司法實踐中反映出來的問題，正是立法機關修改、廢止、解釋法律最直接、最有力、最務實的依據。

其二，凝聚全社會法治共識。當公眾看到司法機關敢于堅持正義、敢于守住底線、敢于依法判無罪、敢于糾正錯誤，就會真正認同法律、信任司法、敬畏法治。

其三，促進司法與立法良性互動。立法為司法提供依據，司法為立法反饋問題。只有法官敢于擔當、公正裁判，立法才能不斷完善，我國的成文法體系才能與時俱進、充滿活力。

其四，筑牢全社會法治信仰。一次公正的無罪判決，勝過千百次普法宣傳。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最直接、最有力的方式，就是該判無罪時堅決判無罪，讓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七、法官勇于擔當，守護法治光明未來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管理型法治到保障權利、公平正義為核心的現代法治，中國法治建設走過了極不平凡的歷程。滯后、嚴苛的法律法規，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法官不敢擔當、機械司法，是當前需要著力解決的突出問題。越是如此，越要堅守初心、勇毅前行。

我始終堅信：法律的權威，不在于固守陳舊條文，而在于守護公平正義；司法的價值，不在于零風險機械裁判，而在于堅守良知、敢于擔當、不枉不縱。

在此，謹再次強烈呼吁：對依法不構成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或者據以處罰的法律法規滯后、嚴苛、不合理、不合情理的案件，一審法院要敢于堅持原則、依法獨立公正裁判，該判無罪的堅決判無罪；對于已經生效的冤錯案件，要依法及時糾正。

法官多一分擔當，法治就多一分力量；

法官多一分堅守，社會就多一分正義；

法官多一分勇氣，國家就多一分希望。

愿每一位法官都心懷正義、肩扛責任、堅守底線、敢于裁判，讓無罪者不蒙冤、無辜者不受罰、輕微過錯不被重究，以司法擔當，守護中國法治行穩致遠、走向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