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名文章】玉米大豆間作和條帶輪作對遼西褐土地區土壤養分及產量的影響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中國大豆產業協會）

摘要：為探明遼西半干旱地區玉米大豆復合種植的最佳模式及其對土壤養分和產量的影響，2023—2024 年在遼寧省阜新市褐土地區開展了為期 2 年的田間定位試驗，設置玉米單作（M）、大豆單作（S）、玉米大豆間作（IMS）和玉米大豆條帶輪作（IRMS）4 種種植模式，分別測定 2 年 0—20 和>20—40 cm 土層的土壤有機碳含量 、全氮含量 、土壤速效養分含量 、微生物量碳氮含量 、土壤碳和氮的獲取酶活性 、土壤質量指數（SQI）及作物產量等指標，系統評估了不同種植模式對土壤養分的影響及其綜合效應 。 結果表明：2023 和 2024 年 IRMS 的 SQI 均顯著高于 M 和S（P< 0. 05）。在生產力方面，IRMS 的玉米經濟當量產量為10 363 kg/hm2，土地當量比為 1. 16，顯著優于 IMS 模式，表現出更高的土地利用效率 。2024 年 ，IRMS 的 0—20 cm 土層有機碳含量較 M 和 S 模式升高48. 59%~66 . 77%，土壤碳氮比（C/N）為 13. 06，顯著高于其他 3 種模式（P<0 . 05），土壤微生物量碳含量較 IMS 顯著增加 。相比于 M 和 S模式，IMS 和 IRMS 均可顯著提升0—20 cm 土層銨態氮和硝態氮含量 ，并顯著提升氮獲取酶活性（P<0 . 05）。 綜上 ，玉米大豆條帶輪作（IRMS）通過優化玉米和大豆的時空配置 ，實現了土壤肥力和系統生產力雙提升的目標 ，是適宜在遼西半干旱地區推廣的可持續復合種植模式 。

關鍵詞 玉米大豆間作；條帶輪作；碳氮養分；土壤質量；產量

玉米（Zea mays L . ）與大豆（Glycine max L . ）是保障全球與中國糧食安全的兩大關鍵作物，其產量的穩定性關系到農業系統的可持續發展［1］。在中國，大豆相較于玉米存在明顯的供需矛盾，產能不足已成為制約其產業發展的瓶頸［2］。在此背景下，通過進行間作這種能夠充分利用土地和環境資源、協調糧豆爭地矛盾的種植制度，是提升玉米和大豆產能的重要途徑［3］。因此，探究玉米大豆間作對土壤肥力及生產力的影響規律，對于挖掘糧豆生產中的固碳增產潛力及該模式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相關研究表明，玉米大豆間作是減少氮肥投入、改善土壤養分狀況并提高系統可持續性的重要方式，近年來在中國所推廣的玉米大豆帶狀間作技術已經生產了122 萬t大豆，將大豆自給率提高了1. 5%［4-5］。目前，玉米大豆間作模式已推廣和應用于中國西南地區、西北地區以及黃淮海地區［6］。通過不同尺度的研究分別揭示了玉米大豆間作的綜合效益，在大尺度層面已有研究多集中于系統評估間作在提高區域產量、進行模型預測提升綜合效益方面［7-8］。對于農田生產方面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作物空間配置與群體結構優化，通過調控密度 、帶寬與行距可強化種間互補 、緩解資源競爭，提升系統穩定性［9-10］。關于機制調控的相關研究則揭示了間作模式下種間互作對土壤養分循環和微生物群落結構的影響 ，尤其在促進根際互作 、微生物功能提升與養分有效性等方面［11-12］。

為緩解玉米和大豆連作造成的生態功能退化，在帶狀間作系統中引入條帶輪作，通過增強系統的時間與空間多樣化，有效調控進入土壤的有機物數量與質量，進而改善土壤狀況［13-14］。Cong 等［15］研究發 現 ，玉米蠶豆條帶輪作7年比2種作物單作模式固持了更多的土壤有機碳，而且也固持了更多的土壤有機氮［15］。對玉米花生條帶輪作的研究顯示，由于玉米和花生不同秸稈管理方式，進行條帶輪作可更有效地提高表層土壤的有機碳，并通過土壤養分的優化提升了土地生產力［16］。對其他作物條帶輪作的研究發現，條帶輪作通過影響棉花種內根-冠互作、種間根-根和冠-冠互作重新平衡根冠關系，調控作物產量和品質，提高產量和效益［17］。也有研究發現，將玉米大豆間作引入黃淮海地區麥玉輪作系統提高了微生物降解和合成有機物的能力，以及增強微生物代謝、細胞過程和遺傳信息處理的能力［18］。這些結果表明，間作和輪作相結合對于改善作物生長，提高土地資源利用效率和提高生態效益的重要性。

遼西地區是遼寧省典型的旱作農業區，高投入的種植方式導致該區域農業生產所面臨的環境風險也隨之升高［19］。間作是減輕玉米高投入下連作不良影響的重要途徑，玉米大豆間作模式已成為該地區主要的間作模式之一［20-21］。已有研究發現，該地區玉米大豆間作具有產量優勢，間作大豆為玉米水分吸收在時間和空間序列上創造了有利條件，在提高玉米水分利用效率的同時也增加了土地生產力［22-23］。然而，目前關于玉米大豆條帶輪作在遼西旱作農業區對土壤養分和產量影響的研究鮮見報道。本研究通過連續 2 年的定點試驗，以連續單作玉米和連續單作大豆為對照，測定土壤碳氮相關指標 、土壤速效養分以及產量等 ，分析玉米大豆間作和玉米大豆條帶輪作模式的土壤特性、土壤質量和生產能力，旨在探明遼西半干旱地區玉米大豆復合種植的最佳模式及其對土壤和產量的影響，以期為優化該地區種植模式和提高土地生產力提供參考。

1 材料與方法

1. 1 試驗地概況

2023年開始 ，在遼寧省阜新市桃李村（42°07 ′N，121°43 ′E，海拔146m）進行試驗，試驗區為褐土，試驗前土地均為玉米連作種植，0—20cm土層容重為1. 52g/cm3，土壤全氮含量為0. 78g/kg，土壤有機碳含量為7. 47g/kg，土壤pH6. 61。該地區屬于半干旱氣候，為一年一熟區。所用氣象數據來自于試驗地的氣象觀測站，記錄每日氣溫 、降水量等，見 圖 1 。2023和2024年生育期平均氣溫分別為20. 86和20. 40 ℃ ,降雨總量分別為350. 9和531. 9mm 。

1. 2 試驗材料

玉米品種為緊湊型玉米品種‘東單 1331’；大豆品種為耐密植、耐遮蔭品種‘遼豆 32’。玉米種子購自當地種子公司 ，大豆種子由遼寧省農業科學院提供。

1. 3 試驗設計

試驗設置玉米單作（M）、大豆單作（S）、玉米大豆間作（IMS）和玉米大豆條帶輪作（IRMS）4個處理。單作玉米密度為6. 75 萬株/hm2，間作玉米密度為9. 45萬株/hm2，單作和間作大豆密度均為22. 5萬株/hm2，一穴雙株。試驗均采用完全隨機區組試驗設計，設置4次重復，小區面積為6m×8m 。間作種植采用4行玉米與4行大豆間作，行距統一為50cm，不同種植模式，見圖2。耕作方式為旋耕秸稈粉碎還田，玉米、大豆播種和收獲的時間分別為2023年5月18日和10月01日，2024年5月11 日和9月26日。作物在雨養條件下生長，雜草由人工清除，病蟲害管理依照當地農戶常規操作。

圖 1 2023（a）和 2024 年（ b）生長季節的每日氣溫和降水量

在播種前，將尿素（含N46g/100g）、磷酸二銨（含N15g/100g P2O542g/100g）和硫酸鉀（含K2O 50g/100g）作為基肥一次性混合撒施。單作玉米施肥量為：氮素200kg/hm2、磷素112kg/hm2、鉀素100kg/hm2；間作玉米施肥量為：氮素280kg/hm2、磷素157kg/hm2、鉀素140kg/hm2，間作處理根據密度比例相應增加肥料施用量，以保持與單作玉米單株養分供應一致。大豆單作與間作施肥量一致，分別為氮素60kg/hm2、磷素72kg/hm2、鉀素48kg/hm2。玉米氮肥中40%作基肥，于播種前施用，60%于拔節期人工條施追肥，大豆不追肥。

1. 4 指標測定

1. 4. 1 作物產量

在成熟期采收每小區 3 m 4 行的所有玉米和大豆 后 測 定 籽 粒 產 量 ，并 折 算 為 標 準 含 水 率（玉 米13%、大豆 10%）。

圖 2 作物布局模式圖

1. 4. 2 土壤理化性質

在玉米大豆成熟期，使用直徑4cm的土鉆取土樣，深度為0~40cm，每20cm一層于各小區中采集0—20和>20—40cm土層樣品用于土壤養分測定。取樣時在每個小區的作物行間隨機取3個點，用鑷子剔除混勻樣品中肉眼可見的小石子、作物根系和凋落物等雜質之后，過2mm篩進行保存。過篩的樣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在4°C保存，用于測定銨態氮（NH4+-N）、硝態氮（NO3--N）、微生物量碳和氮，以及酶的活性；另一部分自然風干后，過1mm的篩子，用于測定土壤pH、土壤有機碳（SOC）、有效磷（AP）、有效鉀（AK）和全氮（TN）含量。

土壤pH采用電位法測定；土壤有機碳（SOC）采用重鉻酸鉀外加熱法測定；全氮（TN）采用凱氏定氮法測定；土壤碳氮比（C/N）為土壤有機碳含量與全氮含量的比值；銨態氮（NH4+ -N）與硝態氮（NO 3 --N）采用分光光度法測定；微生物量碳（MBC）與微生物量氮（MBN）采用氯仿熏蒸抽提法測定，微生物量碳的轉換系數為0. 45，微生物量氮的轉換系數為0. 54［24］。采用Marx 等［25］的方法，測定土壤中碳獲取酶（C-acq）和氮獲取酶（N-acq）活性，利用式（1）和（2）對屬于同一函數的碳獲取酶（C-acq）、氮獲取酶（N-acq）活性進行歸一化處理［26］，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βGlu、Cello、Xyl、Nag、Leu 分別為β-1，4-葡萄糖苷酶、β-纖維二糖水解酶、β-木糖苷酶、β-1，4N-乙酰氨基葡萄糖苷酶、L-亮氨酸氨基肽酶的活性。

1. 4. 3 資源利用效率

土地當量比（LER）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Ym和Ys分別為間作玉米和大豆的產量，kg/hm2；Mm和Ms分別為相應的單作產量，kg/hm2。

玉米經濟當量產量（MEEY）計算公式如下［27］：

式中：Ys 表示大豆的籽粒產量，kg/hm2；Ps 和Pm 分別表示大豆和玉米的價格，元/kg。 當地農作物實際買賣價格，2023 年玉米和大豆的平均價格分別為2. 60、4. 83 元/kg、2024年玉米和大豆的平均價格分別為 2. 10、4. 00 元/kg。

采用全數據集法［28］對土壤質量指數（SQI）進行評估。數據包括 2023 和 2024年土壤有機碳、全氮、銨態氮、硝態氮、有效磷、有效鉀、微生物量碳、微生物量氮、碳獲取酶、氮獲取酶、土壤 pH 和土壤容重共 12個指標。第一步：數據標準化，采用線性比例法對全數據集中所有指標進行數據標準化處理，標準化后的數據視作每個指標的得分［29］；第二步：計算權重，對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各個指標的權重；第三步：加權后相加，將每個指標的得分與其對應權重相乘，最后將所有加權后的指標得分相加，即得到SQI。對于數值越高越有利于土壤質量的土壤指標，例如土壤有機碳、全氮等，采用式（5）進行標準化；對于數值越低越有利于土壤質量的土壤指標，例如土壤容重，采用式（6）進行標準化：

式中：S為土壤指標i的得分；Xi為土壤指標i的觀測值；Xmax和Xmin分別為指標i的最高值和最低值。

式中：

Si為指標i得分；Wi為指標i主成分分析得出的權重因子；n為指標個數。

1. 5統計分析

所有數據整理和統計分析均采用Excel2021SPSS27. 0。方差分析使用ANOVA檢驗。使用Excel2021軟件繪圖。

2結果與分析

2. 1不同種植方式對土壤有機碳的影響

由圖3可知，0—20cm土層中，2023年4個處理的土壤有機碳（SOC）含量間無顯著差異，但玉米大豆間作（IMS）和玉米大豆條帶輪作（IRMS）較玉米單作（M）和大豆單作（S）呈現增加的趨勢；2024年，IMS和IRMS的SOC均顯著高于M和S單作，其中IRMS的SOC含量為10. 39±0. 59g/kg，較M和S分別提升48. 59%和66. 77%。>20—40cm土層中，在2023年4個處理的SOC含量無顯著差異；而2024年4個處理的SOC含量差異顯著（P<0. 05），IRMS的SOC含量較M和S增加33. 76%~39. 62%（P<0. 05）。

M，玉米單作；S，大豆單作；IMS，玉米大豆間作；IRMS，玉米大豆條帶輪作。不同字母表示在同一年不同處理之間差異顯著（P<0. 05）。下同。

圖3不同種植方式的土壤有機碳含量（SOC）

2. 2不同種植方式對土壤全氮的影響

由圖 4 可知，0—20cm 土層中，2023 和 2024 年4個處理的全氮含量（TN）均無顯著差異。 2024 年M、S、IMS的TN 較2023 年分別增加了8. 46%、11. 67% 和 13. 04%，而IRMS未發生顯著變化。 >20—40cm 土層中，2023 年 4種模式的 TN 差異不顯著，但 2024年IRMS的TN顯著低于其他 3個處理（P<0. 05）。

圖 4 不同種植方式的土壤全氮含量（ TN ）

2. 3不同種植方式對土壤碳氮比的影響

由圖5可知，0—20cm土壤中，2023—2024年不同種植模式的土壤碳氮比（C/N）僅IRMS在2024年較上一年提升8. 65%，其他3個處理的C/N均下降。2024年4個處理的C/N存在顯著差異，IRMS的C/N為 13. 06±0. 10，顯著高于其他3個處理。在>20—40cm土層中，2023年4個處理的C/N無顯著差異，2024年，各處理的C/N差異均達到顯著水平，由高到低為條帶輪作（IRMS）>間作（IMS）>大豆單作（S）>玉米單作（M）（P<0. 05）。

5不同種植方式的土壤碳氮比（C/N）

2. 4不同種植方式對土壤速效養分的影響

由表1可知，0—20cm土層中，2024年IMS和IRMS的銨態氮（NH4+-N）含量較M和S38. 86%~57. 32%。>20—40cm土層中，4種模式的NH4+ -N含量無顯著差異。2024年，IMS處理中硝態氮（NO3--N）含量在0—20和>20—40cm分別為14. 23±1. 47和11. 35±0. 22 mg/kg，均顯著高于其他處理（P<0. 05）。土壤有效磷（AP）含量的變化主要體現在0—20cm，2023年4個處理間未產生顯著差異，2024年IMS和IRMS的AP比M和S高53. 22%~104. 93%（P<0. 05）。0—20cm土層有效鉀含量（AK）經過2年種植處理后，2024年IRMS的AK為152. 00±3. 77mg/kg，顯著高于其他3個處理。在>20—40cm土層中，IRMS的AK含量較其他3個處理增加30. 31%~55. 38%。

2. 5不同種植方式對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含量的影響

由圖6可知，2023年4個處理0—20和>20—40cm土層的微生物量碳（MBC）含量無顯著差異，2024年0—20cm土層中IMS 的MBC含量顯著低于M和S。2024年>20—40cm土層IRMS的MBC含量顯著高于IMS（P<0. 05）。第二年玉米大豆換帶后，IRMS的MBC含量較IMS在0—20和>20—40cm分別增加115. 69%和93. 59%。

6不同種植方式的土壤微生物量碳（MBC）

由圖7可知，對于微生物量氮（MBN）含量的分析表明，0—20cm土層中，2024年4個處理的MBN含量較2023年均有所下降。2023年4個處理的MBN含量無顯著差異，2024年IMS和IRMS的MBN含量均顯著低于玉米單作處理（M）。2023和2024年4個處理>20—40cm土層的MBN含量無顯著差異。

圖 7 不同種植方式的土壤微生物量氮（ MBN ）

2. 6不同種植方式對土壤碳、氮獲取酶活性的影響

由圖8可知，0—20cm土壤中，2023和2024年4種模式的碳獲取酶（C-acq）活性無顯著差異。>20—40cm土層中，2023年IRMS的C-acq活性最高，但4個處理間無顯著差異；2024年，4個處理間差異顯著，S的C-acq活性顯著高于M和IRMS（P<0. 05）。

圖 8 不同種植方式的土壤碳獲取酶的變化活性（ C-acq）

由圖9可知，0—20cm土壤中，2024年4個處理的氮獲取酶（N-acq）活性差異顯著，IMS和IRMS的N-acq活性分別為52. 57±2 . 96和50. 18± 1. 58nmol/（g·h），較M和S分別提升50. 52%~85. 60%和43. 67%~77 . 14%（P<0 . 05）。>20—40cm土層中，2023和2024年4種模式的N-acq活性無顯著差異。

圖 9 不同種植方式的土壤氮獲取酶的變化活性（N-acq）

2. 7 不同種植方式對土壤質量指數的影響

由圖10可知，2023年4個處理間土壤質量指數（SQI）無顯著差異。 2024年4個處理0—20cm土層的SQI差異顯著，其中IMS和IRMS的SQI分別為0. 77±0 . 02和0. 72±0 . 01，均顯著高于M和S，增幅達12. 43%~22 . 17%（P<0 . 05）。>20—40cm土層中，4個處理間無顯著差異，但IMS和IRMS的SQI 現出增加趨勢。

圖 10 不同種植方式的土壤質量指數（SQI）

2. 8 不同種植方式下玉米、大豆產量及土地當量比

由表2可知，盡管IMS和IRMS下玉米和大豆的單位面積產量均顯著低于各自的單作產量，但土地當量比和玉米當量產量均較2023年提升 。 在2024年 ，IRMS玉米產量均顯著高于IMS，IMS和IRMS處理中大豆產量無顯著差異。2024 年 IRMS的玉米經濟當量產量（MEEY）達到10 363 kg/hm2，與M無顯著差異，且顯著高于IMS（P<0 . 05）。2023年IMS和IRMS的土地當量比（LER）≈1 . 00，未表現出優勢，而2024年IRMS的LER提升至1. 16，顯著高于 IMS 處理（P<0 . 05）。

3 討 論

3. 1 間作和條帶輪作對土壤碳、氮含量及碳氮 比的影響

在間作系統中，土壤碳和氮的積累利于土壤肥力和間作系統生產力的提升［15］。本研究結果表明，條帶輪作處理（IRMS）能顯著提升表層土壤的有機碳含量，較玉米（M）和大豆單作（S）提升48. 59%和66. 77%，條帶輪作中玉米單位面積種植密度增加，會導致單位面積秸稈輸入量較單作有所提升。同時作物條帶轉換打破了作物殘體輸入的重復性，與連續間作不同，條帶間的輪作引入了時間維度上的變化，豆科種植可能為土壤微生物提供了恢復和功能優化的窗口，從而更高效地將新的有機物料轉化為穩定的土壤有機碳。條帶輪作下具有低碳氮比（C/N）的大豆秸稈和具有高C/N 的玉米秸稈可能混合分解，大豆秸稈的添加改變了微生物群落結構，促進了玉米秸稈的腐解，也增強了玉米對殘余養分的吸收［30］。本研究中，間作和條帶輪作均顯著提升了0—20和>20—40cm土層的土壤有機碳含量（圖 3）。Wang 等［31］研究發現，間作顯著加速 了顆粒態有機碳（POC）向礦物結合態有機碳（MAOC）的轉化，從而提高了土壤有機碳（SOC）的穩定性。與2023年相比，2024年大豆單作處理的有機碳含量下降，可能是由于2023年大豆上一茬為玉米，土壤秸稈和肥料輸入量較大，而2024年在連續種植一季大豆后，對土壤有機碳含量造成的影響。Hall等［32］研究發現，大豆凋落物比玉米凋落物分解更快，并驅動了大豆碳源相關微生物生物量的增加。土壤全氮（TN）在 2 年的試驗中無顯著變化，但 2024 年條帶輪作下的全氮含量在亞表層（>20—40 cm）下降，但結合產量數據推斷，該現象可能反映了氮素被作物更高效地吸收利用，而非氮素流失；與Han等［33］研究發現的間作花生在種植帶輪作后會提高吸收氮的有效性結果一致。本研究發現，條帶輪作處理顯著提升了土壤的 C/N，并調節 C/N 至更加適宜的區間。 2024 年種植于大豆前茬上的玉米，受益于豆科作物的固氮作用，而種植于玉米前茬上的大豆則有利于前一年玉米殘體的分解［32］。

3. 2 間作和條帶輪作對土壤速效養分的作用

本研究中，2024年的間作和條帶輪作處理均可顯著提高表層土壤中的銨態氮和硝態氮含量，這與Chen等［34］發現的間作增加土壤氮殘留的結論一致，大豆固氮作用、氮素礦化與轉化過程的改善對土壤速效氮素的提升和利用有促進作用。條帶輪作模式中土壤硝態氮積累顯著低于間作（表 1），可能是玉米種在大豆茬上，豆科作物殘茬加速有機氮礦化，提升了玉米的氮素吸收能力并導致土壤中未被利用的硝態氮含量顯著減少［35］。 間作和條帶輪作可顯著提升有效磷與有效鉀含量，其中條帶輪作處理的有效鉀（AK）含量顯著高于單作與間作處理（表 1）；與宋惠潔等［36］在紅壤地區的玉米大豆間作研究結論一致。有效磷（AP）方面，間作和條帶輪作處理在 2024 年顯著高于單作（表 1），表明間作條件下作物根際有機酸分泌與微生物活性增強可能促進了磷的活化［37］。Yang等［38］從化學計量學角度的研究發現，間作土壤中大多數磷活化相關的功能基因豐度顯著高于單作，證明了間作對磷限制的緩解作用。

3. 3 間作和條帶輪作對土壤微生物的生物量及碳、氮循環相關酶活性的調控

在土壤微生物活性方面，間作和條帶輪作處理下微生物量碳和微生物量氮均低于單作（圖 6 和圖7）。這可能由于長期玉米連作條件下，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較為均勻，而間作系統中，種間的相互作用對根際土壤中的微生物數量、生物量和種群變化會產生顯著影響［39］。本研究表明在間作模式下的碳 、氮獲取酶活性表現出積極的響應，特別是間作和條帶輪作處理的氮獲取酶活性顯著高于玉米和大豆單作（圖9）。Cui 等［40］研究發現，玉米和大豆土壤酶活性在秸稈還田與間作結合時達到最大 。間作種間相互作用通過作物殘留物的不同組合促進了微生物群落的活躍，從而影響了氮的礦化和轉化過程，表明間作系統比單作系統能更高效地利用土壤中的氮資源［41］。Nasar 等［42］研究發現，玉米大豆間作可通過調控玉米的氮同化酶改善玉米氮素利用效率，從而促進其生長和提高產量。

3. 4 基于土壤質量指數、土地利用效率和經濟產量的系統綜合效益評估

本研究中，間作和條帶輪作的土壤質量指數均顯著高于單作，但條帶輪作和間作之間并未呈現出顯著差異（圖10）。IRMS 模式在土地利用效率上展現出優勢，在 2024 年的土地當量比為1. 16，意味著與單作相比，該系統實現16%的土地節約效益。從經濟產出看 ，條帶輪作的玉米經濟當量產量為10 363. 25±661 . 19kg/hm2，與玉米單作相比并無顯著差異，且顯著高于間作模式（表 2）。這表明條帶輪作在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上實現了增效與穩產的雙重目標。由于試驗周期為2年，且SQI是一個整合了物理 、化學和生物多方面屬性的指標 ，田間長期試驗可為評價SQI變化提供更全面的信息［43］。 因此，今后應進一步開展長期定位試驗，揭示其提升土壤質量和穩定產量的內在機理，同時將評價維度拓展至更全面的經濟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從而為該技術模式的優化與推廣提供更堅實的科學依據。

4 結 論

與傳統的玉米和大豆單作相比，玉米大豆間作，特別是在間作的基礎上進行條帶輪作（IRMS），可顯著改善遼西褐土區的土壤質量與農田生產力。 IRMS可使土壤有機碳的積累提升48. 59%~ 66. 77%（P<0 . 05），從而改善了土壤養分與肥力；大豆與玉米的共生 、輪換 ，使氮獲取酶活性增加43. 67%~77 . 14%（P<0 . 05），促進了養分的有效循環；使土壤質量指數較單作提升12. 43%~ 14. 14%，產量較間作提升16. 52%；同時，條帶輪作具有較高的經濟當量產量和土地當量比，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方面具有顯著優勢。綜上，在遼西地區進行玉米大豆帶狀輪作，實現了土壤養分積累與產量的協同優化，是可持續的復合種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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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農業大學學報

審核：劉磊 丁寧 張永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