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魯爾福，在情書里成了她的“另一個孩子”

胡安·魯爾福（Juan Rulfo）一生作品寥寥，卻以包括《佩德羅·巴拉莫》《燃燒的原野》 等在內(nèi)的幾部作品名留文學史。

“人生短暫，而我們要被埋葬很長時間。”當魯爾福寫給愛人克拉拉·安赫利納·阿帕里西奧·雷耶斯的84封書信首度結(jié)集為《致克拉拉的信》出版，讀者們得以更親近這位文學大師，感受他在愛情中小心翼翼又無比熱烈，在生活里自卑又驕傲，在文學中克制又自由……

胡安·魯爾福，1947年8月。圖片來源：《致克拉拉的信》。

魯爾福寫給愛人克拉拉的84封書信，由譯林出版社引進出版。

在《致克拉拉的信》首次引進中文世界之際，澎湃新聞·文學花邊獨家對話了《致克拉拉的信》的中文譯者、中國人民大學西語系青年教師、世界文學與全人類共同價值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卓群。

“此前，我們更多看到的是屬于作品的魯爾福、屬于文學的魯爾福。”李卓群說，“但通過這些書信，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屬于生活的魯爾福，一個更具體、更鮮明、更真實的魯爾福。”

1948年4月，克拉拉與魯爾福在韋拉克魯斯港。

持續(xù)六年的書信長跑

1941年，24歲的魯爾福在瓜達拉哈拉的一家咖啡館里第一次見到了13歲的克拉拉。那個正在吃東西的小姑娘，就這樣闖入了未來文學大師的心。

“魯爾福四處打聽她的住址，才慢慢地與她有了接觸。1944年，他寫下了第一封致克拉拉的信。”李卓群表示，《致克拉拉的信》的主體部分時間跨度長達6年，從1944年10月到1950年12月，恰好覆蓋了魯爾福人生中關(guān)鍵的轉(zhuǎn)折期和沉淀期。

《致克拉拉的信》目錄

具體來看，這批書信呈現(xiàn)出非常鮮明的時間特征。首先是1944年至1946年，這三年其實是一段“試探期”，克拉拉讓魯爾福“等待三年”，所以魯爾福總共就只寫了9封信，信中的情感流露也很克制。1947年，兩人正式確立了關(guān)系，魯爾福每個月都要寫上兩到四封信。信中開始討論“租房子”“找工作”“未來生計”——所有奮斗的目標，都指向“我要和你在一起”。1948年4月24日，兩人步入婚姻，但魯爾福每逢出差還是喜歡給克拉拉寫信，這樣的書信頻繁往來一直延續(xù)到1950年。

“自從我認識你以來，每根樹枝上都回蕩著你的名字。”

“星期天我去了阿胡斯科。那天天氣晴朗，空氣靜得幾乎沒有一絲風。山上的雪像是被磨得極細的鹽，配著蜂蜜糖吃，味道奇妙極了。……我多希望那時你也在身邊，那樣，雪就會有你的吻的味道，比世上所有的蜂蜜糖都更甜，比用蜂蜜做出的最精致的糖果還要甜。”

“你知道，我也知道，世上我最渴望的就是你，其次才是寫作，有能力去寫作。找一個安靜的地方，既是為你，也是為了我能在那兒找到寫作的寧靜。”

“希望這封信能成為一個新的開始，讓我不再有任何抱怨和牢騷，因為我深愛的小姑娘不該成為任何邋遢的家伙傾訴的對象。我會盡量不再把這個荒唐的世界看得太認真。”

面對克拉拉時的魯爾福，敏感細膩，熱愛分享。在翻譯時，李卓群也沉浸于文字與感情的美好：“他在做每一件事情，體會每一種情緒的時候，都想用語言記錄下來，讓他的愛人感受到。”

1948年4月23日，魯爾福與克拉拉舉行婚禮。

他是她的“另一個孩子”

魯爾福比克拉拉年長十多歲，但在信中，他常常自稱“你（克拉拉）的另一個孩子”，哪怕在他們的女兒出生之后。

李卓群分析，魯爾福對克拉拉的依賴或許源于那個不幸的童年：6歲喪父，10歲喪母。在母親去世之后，克拉拉是唯一那個讓他“重新看到母親的身影”的人。“經(jīng)常是魯爾福寫了長長的信，但克拉拉的回復寥寥數(shù)語。魯爾福就明著吐槽了好幾次，說克拉拉的信怎么總那么短，他都沒見過哪個漂亮的小姑娘把字寫得那么大（占了信件版面）。”

反觀克拉拉，那是一個極具智慧的女孩，語言概括能力之強讓魯爾福都自嘆不如。每當魯爾福“發(fā)牢騷”，克拉拉總能冷靜、理性地安撫到他。比如魯爾福在輪胎公司工作不開心，無數(shù)次想辭職，親友都勸不住，只有克拉拉能讓他直面現(xiàn)實——于是在1950年通信的尾巴，魯爾福都還在那家輪胎公司里。

魯爾福拍攝的克拉拉。

讓李卓群印象很深的還有魯爾福不時對克拉拉的“奇特稱呼”：“我見過的最丑的小姑娘”“你這個小丑丫頭”“世界上最嚇人的小丑姑娘”。

“我們看照片，克拉拉長得非常漂亮。”李卓群后來意識到，這種“丑化”反而充滿了極致的親密和占有欲，“大家都說你美，我就偏要說你丑，因為只有最愛你的人才能這么說。”

而另一方面，這也側(cè)面說明了克拉拉的“內(nèi)核”極其穩(wěn)定。“換個人可能就開始容貌焦慮了。”李卓群笑道，克拉拉不僅長得像個小洋娃娃（魯爾福曾擔心“別人把她當成圣母像抬走”），性格也開朗外向——她喜歡看電影、跳舞、音樂，愛吃花生糖，家里養(yǎng)滿了鴿子、金絲雀、小貓小狗，就像開了動物園。

魯爾福拍攝的克拉拉。

書信中的文學預演

事實上，這批書信的意義遠不止于情書。李卓群驚喜地發(fā)現(xiàn)，魯爾福也會在信中不斷向克拉拉“匯報”自己的創(chuàng)作：

1947年3月，他的短篇小說《我們分到了地》將被收入選集，另一篇《都是因為我們窮》則因“過于直白”未被選中；

1947年8月，他正在構(gòu)思一篇名為《月亮旁的一顆星》的作品——這部作品，也就是后來的《佩德羅·巴拉莫》；

1948年1月，廣播電臺將朗誦他新作的片段，新作原本想叫《科馬德雷斯坡》，后來被收入魯爾福1953年出版的著名短篇小說集《燃燒的原野》……

克拉拉和魯爾福在婚禮結(jié)束后的慶祝活動中。

在李卓群看來，魯爾福和克拉拉的書信其實是一種“延遲的對話”，這也是《佩德羅·巴拉莫》核心的敘事機制。那些從墳?zāi)估飩鱽淼穆曇簦切┢扑榈摹⒎蔷€性的記憶片段，其實已經(jīng)在書信往來這種特殊的時間性里得以預演。

“如果我們要考據(jù)作家的創(chuàng)作生涯，這些信件會提供很多線索。”李卓群說，書信中魯爾福對情感的體驗、對語言的實驗、對鄉(xiāng)土和底層人民的關(guān)注，也都預示著他即將到來的文學黃金時期。“他對自己很苛刻，對自己的文字也同樣苛刻。這或許解釋了他為什么在世時留下的作品如此之少——總是不滿意，總覺得沒達到理想狀態(tài)。”

《致克拉拉的信》的中文譯者李卓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