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主動對權力獻媚、迎合民粹的人

我向來反對“臉譜化人物”，因為簡單地說一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是膚淺的、片面的，也不利于人了解“真實的人性”。大漢奸汪精衛也曾有過為了鬧革命而不惜犧牲生命的壯舉，那首“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是一首好詩；那些被奉上神壇的神像們，如果細看，包裹在層層金粉下的土石坯胎也還是能露出一些痕跡的。所以我評價一個人，堅持“對事不對人”，他好的部分就是好的，他不好的部分就是不好的，不“為尊者諱”避談其缺點，當然也不會因為其人是個惡棍就無視其優點。

主動對權力獻媚往往是惡的開端。

華夏先秦時期，國家與人民之間、臣子與國君之間的關系其實良性的、互動的，絕非后世那種“臣民需要對君主無條件服從”。先秦時期講究的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對臣好，臣才對君好，如果君對臣不好，臣沒必要對君好，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豫讓曾經是范氏、中行氏的家臣，但這兩家主君對他不好，他就不為這兩家主君盡忠；后來豫讓成為智伯的家臣，智伯“以國士待之”，豫讓在智伯被趙襄子殺死后，多次嘗試刺殺趙襄子為主君智伯報仇。豫讓的美名千古流傳，沒人因為豫讓對 范氏、中行氏和智伯這幾位主君的“區別對待”而指責豫讓“雙標”，更沒人用“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這樣的話罵他。

后來，法家來了，他們主動將“權力的怪物”捧上神壇，打造了秦制帝國。

任何主動對權力的獻媚都是惡的開端。別人都不跪你主動先跪了，別的宰相在朝堂上都有座位你作為宰相先主動選擇站著，皇帝當然高興，因為這意味著皇權地位的提升。那別人怎么辦？別人只能跟著你也跪下，不然會惹皇權不高興。于是“跪下”就成為慣例，宰相再也沒資格與皇帝“坐而論道”，只能站著。問題在于，如果不是有人主動去先跪下，大家是本可以不跪的呀！

對權力，理性的對待方式應該是“努力限制權力”，而不是投靠權力、幫助權力變得更強大或者讓權力管轄的邊界更拓展。有人投靠權力、獻媚權力，幫助權力變得更強大，以邀功請賞獲得權力賞給的一點殘羹冷炙，但長期來講，“權力怪物”被飼喂得更強大之后，所有人都會是輸家，包括主動獻媚權力的人。那些法家人物，商鞅、韓非、李斯，哪個得善終了？他們的遭遇生動地描述了什么叫“作法自斃”。

明清易代之際的孫之獬，主動剃發易服迎合滿洲統治者歡心。結果滿人不因為他剃發易服就認為他也是滿人，排擠他；漢人因為他主動剃發易服向權力獻媚，看不起他的人格，也排擠他。于是這貨建議多爾袞對所有漢人“剃發易服”，那樣在漢人里面他至少就與所有人“都一樣”了，漢人就再沒資格看不起他。這不是自找下賤么？主動向權力獻媚，害了自己，也害了所有人。

至于迎合民粹，在二戰期間的日本、德國，特別明顯。二戰期間飽受軍國主義思想荼毒的日本國民，盲目自大、盲目排外，容不得任何說“帝國不好”的話，熱衷戰爭，視人命為兒戲，作為一個清醒的人，應該想辦法說話讓國民冷靜、撲滅邪火才是；當然，由于軍國主義者壓制正義言論，“清醒的話”不讓說，甚至說了“清醒的話”會給自己帶來災禍，那作為一個正義的人，至少可以保持沉默，而不是去迎合民粹，喊打喊殺，鼓吹戰爭。

有人如果迎合民粹，結局只會是悲劇的，讓民眾的思維更愚昧、更無知、更自大、更狂熱、更沒有人性，最后的結局就是當廣島和長崎被投下核彈的時候，“原子彈下無冤魂”。

所以，任何主動對權力獻媚、主動迎合民粹的人，都是國家和民族的罪人，其本人和其所屬的國家和民族，都會是受害者。這樣的人，其好的一面我會說，其壞的一面我當然也不會避而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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