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的芭蕉又綠了

故鄉的芭蕉又綠了

黎荔

“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每當這首宋詞浮上心頭，便想起我南方家鄉鋪天蓋地的芭蕉。蔣捷的詞句，總像一把鑰匙，不經意間便打開了記憶的閘門。

家鄉的芭蕉，是帶著聲音和氣勢的。它們從不孤零零地站著，總是一叢叢，一簇簇，在屋前，在屋后，在溪邊，在路旁，浩浩蕩蕩地連成一片。那傘蓋般的大葉，青翠欲滴，楚楚動人，仿佛能兜住整個天空的云雨，它們不是在河岸邊枝葉紛披隨風招展，就是在一彎粉墻黛瓦前肆意地抖落。微風輕過，那不是樹葉的竊竊私語，而是“沙沙”的、大開大合的交響樂，像遠海的潮汐，又像遠古的歌謠。

我至今記得老屋后的那叢芭蕉，不是一棵，是一叢，像一群綠衣女子擠在一起說悄悄話。春雨過后，她們便瘋了似的往上躥，新葉卷著，像握緊的拳頭，一夜之間就能舒展成巴掌大的綠扇。最老的葉子垂到地面，葉尖焦黃，那是歲月燒過的痕跡，可莖稈處又冒出嫩芽，綠得能滴出水來。雨水敲在蕉葉上，是鈍鈍的鼓點，夜里聽來，整座老屋都在芭蕉的呼吸里微微震顫。我常赤腳站在濕漉漉的院子里，看清晨的露珠如何在蕉葉的斜坡上賽跑——先是一粒，遲疑地滾動，接著三五粒匯成細流，最后整張葉子上的銀珠子都奔向葉尖，在將墜未墜的瞬間，把整個晨光都折在那些剔透里，然后“嗒”一聲，落入泥土。那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但我總覺得大地因此震動了一下，像有什么秘密被種了下去。

我總覺得，芭蕉是南方性格最生動的注腳。它不像北方樹木那樣矜持節制，而是一種狂放恣肆的綠，痛快淋漓地生長。每年春來，潑地草綠，芭蕉便從泥土里猛然拔起，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茁壯起來，托起一個日益茂盛的綠世界。你若走近它，便會被那滿眼蕩漾的春色、無邊氤氳的綠意所包裹，幾乎要淹沒在這片綠色的海洋里。我常想，芭蕉的狂放里藏著南方的哲學。它旺盛而鮮活，不矜持，不獻媚，只一味地綠，綠得忘情，綠得不管不顧。這像極了我家鄉的人——說話大聲，吃飯流汗，愛恨都擺在臉上。北方講究“含蓄”，南方信奉“痛快”，正如這芭蕉，要活就活得淋漓盡致，要綠就綠得不留余地。

南方的綠，真的是會淹死人的。首先，南方的四季是作弊的。它沒有北方那種決絕的凋零，沒有“無邊落木蕭蕭下”的壯烈。它的冬天是曖昧的，綠著，只是綠得老了，綠得倦了，像一個人強撐的精神。你幾乎察覺不到季節的轉換，直到某天早晨，發現芭蕉葉上凝了薄霜，才驚覺又是一年。然而春天一來，草木像憋了一冬的話終于可以說出口，爭先恐后地往外涌，此時，抖擻精神的綠，鋪天蓋地潑將過來。芭蕉是新綠，嫩得像能掐出水；榕樹是墨綠，沉甸甸地垂下氣根；竹林是翠綠，風過時發出碎玉相擊的脆響。這些綠還不安分，會互相浸染——芭蕉的影子投在粉墻上，墻就泛起青苔；竹影落在溪水里，整條溪都綠得發亮。你走在其中，不知不覺衣角也染了綠，呼吸也帶了綠，連夢都是綠瑩瑩的。

南方的生命，還都是帶著“勁”的。臺風來前，芭蕉葉會反常地安靜，像在蓄力。然后風來了，整張葉子向后仰成一張滿弓，葉脈突起如青筋，它不折斷，只是彎，彎到你覺得下一秒就要斷裂的弧度，卻突然借著風勢猛地彈回——“啪！”那聲響能把雨幕都震開一道口子。臺風過境后，總有些葉子破了，殘了，但不出三天，新葉就從中心卷著的芯里探出來，嫩生生的，帶著初生者不管不顧的驕傲。

后來我去了北方。北方的植物是講規矩的——梧桐葉子該多大就多大，銀杏黃得整整齊齊，連松柏的綠都有固定的色號。頭幾年，我迷戀這種秩序。直到某個干燥的春天，站在長安街看兩排筆直的行道樹，忽然想起老家那棵長歪了的芭蕉——它因為追著西廂房的窗戶長，整個身子都斜了出去，像一個人努力探身去夠什么東西。父親幾次想砍掉它，祖母總攔著：“它又沒礙著誰。”是啊，它沒礙著誰，它只是活得太過用力，用力到忘記了應該怎么“得體”地生長。那一刻，我那么思念我的南方家鄉——原來鄉愁不是一種情緒，而是一種感官記憶。是舌頭記住了芒果的甜，耳朵記住了蕉葉上的雨，皮膚記住了南方黏稠的濕度，眼睛記住了那種會淹死人的綠。你走得再遠，水泥覆蓋得再厚，只要一陣風吹過，所有你以為消失的，都會在身體里重新醒來。

流光真的容易把人拋，櫻桃一年一年地紅，芭蕉一度一度地綠。時間便在這紅與綠的疊影中，一刻不停地流淌。原來轉眼間，我離開家鄉，北上求學工作生活，已逾三十多年了。如今，我早已完全適應了北方的生活。我原屬于南方的舌頭，如今它能精準分辨蘭州拉面的“一清二白三紅四綠五黃”，能欣賞西安羊肉泡饃的醇厚，能在山西老陳醋面前露出會心的微笑。可一到深夜，它就開始造反——它想念一種味道，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屬于南方的氣息。那是雨季河水暴漲后的腥甜，是稻田里淤泥發酵的酸腐，是祖母用芭蕉葉包裹的艾葉糍蒸騰出的清香。這種味道沒有名字，它不屬于任何菜系，任何菜譜，它是空氣本身，是呼吸本身，是童年本身。

去年返鄉，我在老街找到一家三十多年的粉面老店。老板娘操著鄉音問：“細路，要酸筍咩？”那一刻，我的眼眶突然熱了。三十多年了，還有人叫我“細路”（小孩），我還記得酸筍是廣西粉的靈魂。我捧著那碗米粉，看紅油浮在湯面，酸筍的氣味霸道地鉆進鼻腔，忽然明白：所謂鄉愁，不過是身體對某種化學分子的頑固記憶。我的基因里刻著南方的密碼，無論我走到哪里，只要遇到對的酶，它就會瘋狂復制。我的味覺基因，絲絲縷縷仍來自出產芒果的土地，來自南方渾濁的河水和種稻的平原。這是一種說不清楚的從屬，就像血液里流淌著某種記憶，永遠無法被替代。

普魯斯特說，真正的天堂是失去的天堂。我不同意。我認為真正的天堂是記憶中的天堂——它不是失去，是被選擇，被重構，被美化。我的南方家鄉，那個芒果飄香、荔枝鮮紅、河水渾濁、稻田連綿的地方，或許從未如我想象中那般美好。它有過貧困，有過閉塞，有過我想逃離的庸常。但記憶是獨裁者，它刪除了苦難，只留下芭蕉的綠，米粉的香，和祖母喚我乳名的聲音。這并非自欺。人需要這樣的虛構，正如需要空氣和水。我們在現實中磨損，在記憶中修復；人在異鄉漂泊，心在故鄉扎根——哪怕那故鄉只存在于語言里，存在于深夜的夢境里，存在于某句突然涌上心頭的宋詞里。

“流光容易把人拋”，蔣捷的嘆息穿越七百年，落在我中年的肩膀上。櫻桃又紅了，芭蕉又綠了，而我站在北方的陽臺上，看著小區里整齊的草坪，忽然很想大聲喊一句什么。喊什么呢？也許是童年的某個暗語，也許是祖母教我的某句童謠，也許只是無意義的音節，像芭蕉葉上的雨聲，像南方河水的嘩嘩流淌。那種感覺，是忽然想起孩子時赤腳奔跑的快感——那種腳掌與大地的直接對話，那種泥土從腳趾縫擠上來的癢，是皮鞋永遠給不了的，就想在雨后的泥地里不管不顧地撒丫子跑啊！記得祖母說過，芭蕉是最耐生的植物，給點雨水就活，砍了還生，燒了還發。原來這三十多年，我以為自己在北方打拼，在適應，在融入，骨子里卻不過是一株野芭蕉，在水泥縫隙里，憑著記憶的水分，野蠻地綠著。

我知道，北方還有工作，還有生活，還有羊肉和面食構成的日子。但我也知道，在我身體的某個角落，有棵芭蕉在長，向著天空，向著記憶，向著所有可能的方向，野蠻地、不講道理地、痛快淋漓地長著。在某個平行時空里，那個赤腳奔跑的孩子從未離開。她永遠站在祖母屋后的芭蕉林下，綠葉遮天，蟬鳴震耳，時間凝固成一塊透明的琥珀。那是我的過去，也是我的歸途；是我再也回不去的南方，也是我永遠攜帶在身上的故鄉。我美麗的南方家鄉，其實從來不曾離開，它只是換了一種方式，在我生命里繼續它鋪天蓋地的、綠色的、潮濕的、要淹死人的春天。